中国抗疫的尴尬：如何去把“胜利”宣告两次

对中国整个官僚系统来说，“二次胜利”是三年防疫的弥赛亚时刻，在宣布胜利之前，疫情这场政治运动都还没有结束。

——本文作者 贾素之

胜利之后如何继续胜利，这是中国放开疫情管控后要面对的最大难题。早在2020年9月，习近平就召开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宣告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时还预言了未来将有终局时刻，称要继续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自此，关于防疫政策的官方表述，始终是坚持“动态清零”，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胜利的苦果：赢了以后如何再赢一次？

在清零被打造成制胜法宝的三年后，没有一条不清零而能宣布胜利的道路可以走。

2022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民间渴望“放开”的情绪急剧升温时，《人民日报》署名“仲音”的写作小组连续三天发文，强硬表态“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仲音”关于防疫政策的评论，常常被地方政务微信和地方党媒转发，在2022年下半年被广泛看作中央释放的防疫政策信号。也因此，当11月11日国务院出台放松管控、整治防疫“层层加码”的二十条措施时，对地方政府来说是相当困惑的，这究竟表示防疫政策真的要松动，还是不过又一次的“既要又要”。

在字面意义上跟随文件的指示，还是解读信号的隐含意思，意味着截然不同执行路径。以武汉市政府为例，官方政务公众号在11月19日发文，学习11月12日起“仲音”连续发的7篇文章，“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动态清零”仍然是这些文章强调的重点。因此，和大部分城市一样，武汉市的决策是收紧防疫政策，11月26日，武汉要求落地武汉的人5天内不准进出公共场所的当天（许多城市都执行了这一规定），新疆乌鲁木齐的居民已经上街抗议封控。

在11月27日至29日，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城市接连出现示威抗议，民众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后，《人民日报》“仲音”在11月29日依然发文表示不能躺平，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这是“仲音”最后一次提及动态清零，第二天主管防疫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座谈会，未提及动态清零）。如果“仲音”代表的信号能反映中央有关防疫政策的意志，那么至少直到11月末，清零仍然被执政者看作是不可撼动的目标。如果“仲音”和地方政府都错误领会了“二十条”所传达的松动含义，而惯性地执行清零任务，则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沟通和决策机制已经近乎失灵。以上两者，可能同时成立。

实际上，比“清零”更重要的表述是“胜利”。胜利首先是中国体制优势和国家能力的胜利，“仲音”10月12日的评论，提到西方国家不是不想“清零”，而是没有能力清零，这是2020年3月中国病例逐步清零而世界疫情爆发后建立起来的自信叙事。其次是道德的胜利，习近平2022年6月在武汉考察时讲，“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尤其是要保护好老人、孩子”，老人和小孩于是成为支持清零的舆论的重要武器，许多人质问“躺平派”：你家有老人和小孩吗？

12月2日，“仲音”的文章已经不提“清零”，但仍然表示要“迎来这场攻坚战的胜利”。这是一个极难找到台阶走下的宣传悬崖，既往的胜利跟清零高度捆绑，因为如果没有清零，就没法标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也会从道德制高点摔下——一定会有死亡病例，老人和小孩怎么办？在清零被打造成制胜法宝的三年后，没有一条不清零而能宣布胜利的道路可以走。

回看2022年11月11日“二十条”推出时孙春兰的讲话，她一方面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另一方面也提出新的说法，“走小步不停步”。孙春兰传递的是前一天习近平召开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的精神，仅从字面上理解，彼时定下的策略是一边清零一边转换防疫模式，慢慢松绑，在赢的同时继续赢。但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清零已经是彻底拉停社会机器才有机会达成的目标，如果不放下清零的胜利果实，是无法再胜利一次的。

逻辑困境之间，地方政府集体选择了执行清零铁律，不是因为领会不到中央意思，而是已无主动性可以发挥。所以12月1日，在已经有城市放松防疫政策的情况下，辽宁省锦州市政府发文，称“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是太可惜了”。用中国流行的科幻小说《三体》中的词汇讲，清零早已成为中国官员的“思想钢印”，“思想钢印”可以操纵一个人去相信一件理性和逻辑上显然不成立的事情。

失忆共和国

“对美国人（的死亡）每天都准确统计到个位数，对自己人说很难准确判断，怎么说你们好呢！”

中国防疫政策的仓促急转弯是肉眼可见的。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仍然强调“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多次提及“防止疫情外溢”。而一天之后，11月30日，孙春兰在国家卫健委召开座谈会，新闻稿指出“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仅在一天之间，卫生系统的判断就从“形势严峻”转为“新形势”，无怪坊间笑谈“经有关部门约谈，新冠病毒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降低毒性”。

从公开的会议内容推断，决策层的心意转变发生在11月30日前后，自此，“外放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成为历史，不再被官员和媒体提及。各个城市也在12月1日开始松绑防疫政策。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新十条”，确认不再查验核酸和健康码，阳性感染者可以居家隔离等新措施，但政策是滞后的，此时各地的核酸检测点已经陆续撤离，真实的感染数据急剧上升。

政策的过山车让公众惶然失措，随着感染潮出现，退烧药、抗原检测试剂被抢购一空，价格翻了几倍且依然短缺；失去检测能力的医院出现大片院感，阳性的医护人员给排长龙的阳性民众看诊；2020年武汉的救助文档再次出现，民间通过共享文档求退烧药；感染海啸让北京、深圳等城市几乎瘫痪，公共交通人流断崖式减少。无论是清零派还是放开派，不同立场的人都在表达不满，质疑为什么毫无准备地放开。

与此同时，官方圆滑地从“动态清零”模式直接转入了“科学防疫”模式，国家卫健委开始普及老年人打疫苗的重要性、居家隔离指引、抗原检测试剂如何操作等等，和数日前所有宣传资源都用在为“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护航相比，仿佛突然失忆。

随着政策突变，官方媒体关于病毒的宣传口径也发生改变。新华社在12月31日发文称“无症状感染者基本无新冠后遗症”，试图为降低感染潮带来的恐慌。而11月24日，新华社刚刚发布报道，渲染“长新冠”对个人健康、社会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同时，新华社还在公众号科普“长新冠”可能被低估，这些素材被地方媒体和政务平台大量转发。官媒不可看“合订本”的笑话依然鲜活。

和2020年初武汉疫情一样，突然的政策转向也让中国的市场化媒体暂时获得了一些报道空间。财新网、《三联生活周刊》、搜狐“极昼”团队、《南方周末》、《八点健闻》等媒体发出了关于感染率、发热门诊受冲击、农村如何应对新冠、新毒株科普等疫情报道。但在由官方数字构成的世界里，始终没有准确的感染数据来反映疫情的严峻程度。

12月7日“新十条”推出，常态化核酸终止，但卫健委仍在依据旧口径每日公布新增确诊病例，比如12月8日，卫健委报告全国新增3637例确诊病例，12月14日，卫健委表示，由于无症状感染者不再参加核酸检测，无法掌握准确数据，因此之后公布的数据不再包含无症状感染者。这似乎在暗示数据的不准确是无能为力，也暗示海量的感染者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

12月23日卫健委公布全国每日新增4128例，这个数字明显失真，也和公众感受到的现实严重脱节。有网民称之为“现代版掩耳盗铃”，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过于僵化官僚”的一种表现。

12月23日，隶属于山东党报系统的《半岛都市报》透露官方实际上掌握了真实数据，青岛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表示，根据监测数据，青岛每日新增感染量为49万人至53万人，且预计增速为每天增加10%。青岛公布真实数据的做法在微博引发好评，但第二天，《半岛都市报》编辑了这条微博，把数据删除。这一插曲也吻合英国《金融时报》12月25日的报道，中国疾控中心的官员在内部会议上透露12月前20天约有2.5亿人感染了病毒，一天的感染人数大约为3700万人。

12月25日，卫健委宣布不再公布数据，改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疾控接过了这一任务，每日依然机械地发布由核酸检测得到的疫情数据，2023年1月8日，中疾控公布的全国新增确诊数据为1.4万人。

12月29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回应中国是否低估新冠死亡人数的问题，他说：“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现阶段应把防重症、防病亡放在优先位置。”但有网民尖锐反问：“对美国人每天都准确统计到个位数，对自己人说很难准确判断，怎么说你们好呢！”

正确的历史记忆

宣传系统、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的接力，也难以为这次毫无准备的政策急转弯找补，更别提建立起比肩2020年的自信叙事。

对维持清零体制近三年的官僚系统来说，失忆只是权宜之计，如何重建胜利叙事才是最紧迫的问题。12月7日，“新十条”发布的当天，新华社尝试定调，发表题为《在坚持中赢得战略主动——近三年来我国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述评》的文章，“近三年来，病毒弱了，我们强了。以争分夺秒的加速度，提升应对疫情大考的能力，我们等来新冠病毒的致病力下降。”

这一说法在民间也有回音，“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的文案在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按照这种说法，封控为放开后的死亡争取了时间。但这一论述假装奥密克戎的致病性是2022年底才减弱的，回避了为何一整年的时间，都在用最严格的封控手段应对奥密克戎的问题，同时也置当下的高死亡率于不顾。

12月15日，《人民日报》“任仲平”写作小组发文，任仲平尝试为三年作结，题为《三年抗疫，我们这样同心走过》的文章开头就描绘工厂机器轰鸣、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但这和12月15日因感染海啸而萧条异常的城市景象完全不符。“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意思，这个笔名最早出现在1993年，通常只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发文，比如奥运会、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在纸媒时代，“任仲平”的出现是标志性的，但此刻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更起不到一锤定音的效果，这是宣传系统对其公信力和政治遗产的自我消耗，或者说，是一种宣传上的“层层加码”。

对宣传系统来说，当下的感染海啸不是疫情，政策的转变才是疫情，三年历史在放开的一刻就宣告终结，这种独特的时空观实际上透露了体制对防疫的理解——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一场政治运动。任仲平的文章用了7个“主动”，来强调政策转向是高瞻远瞩的“主动求变”，以填补急转弯时刻的信息黑洞和决策黑洞。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共党内二把手李强在12月25日的一次全国电话会议上，敦促医疗、交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高级官员充分认识、充分肯定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的“巨大成效”。

12月29日，负责维稳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也召开会议，强调了“两个正确”：近三年来，我国疫情防控大政方针科学有效、完全正确；现在，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政策，实事求是、完全正确。这颇有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意思，动态清零不能否定放开，放开也不能否定动态清零。

以“战狼”闻名的外交系统也参与进叙事斗争之中。中国驻法国大使馆1月1日发文《中国抗疫成果不容抹黑篡改》，反驳法国媒体“动态清零政策失败”等五大谬误。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经常语出惊人，12月14日，官方公布了他接受采访的纪要，他提到“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正确理解中央政策。他们有些思维定势，没能及时准确领会 ‘20条措施’的精神要义”，似乎已经没有“完全正确”的整全叙事，而必须用地方的错误来交换中央的英明。

1月8日，中国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将传染病等级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同时废除入境隔离措施。同一天，新华社再发文尝试建立胜利叙事。这篇文章用了“揭秘”的笔调，文风诡异——“在2022年11月10日，深秋的北京。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把时间编排得紧迫和及时——“2022年10月，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新冠病毒基因组数据库。一个个急诊、重症和死亡病例标本，从哨点医院抽样采集，经过基因组测序后，数据汇集到一起。”这篇文章对“胜利”念念不忘，以“让我们再加把劲，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胜利”作为结尾。

通过对时间线的取舍，新华社尝试讲出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研究、逐步规划、逐步放宽，每一步都做足了准备的决策过程。但必须用“揭秘”的方式来为历史打补丁，已经透露政策转向的突然。公众对此并不买账，在微博，有网民说：“10月份11月份疯狂的做核酸，12月份说放开就放开，真是一点点准备都不做就放开了，还是病毒最施虐的季节”，还有人问新华社：“你们自己信吗？”然而党媒信不信并不重要，即便文件和政策滞后于现实，但它们锚定了历史节点，后世回头看，也许会相信这是一场有备而来的胜利。

2020年6月，中国成功清零后发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时表示，这是为了“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正确的记忆因此成为一个热词，总结了中国官方对历史叙事的热情。但宣传系统、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的接力，也难以为这次毫无准备的政策急转弯找补，更别提建立起比肩2020年的自信叙事。

谁是受害者？清零政策的“奥斯维辛之后”

对于民粹势力来说，找到对立者是重要的，而在真正的反对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体制内相对不极端的人就会成为新的靶子。

12月11日，对舆论水温有敏锐嗅觉的胡锡进发文，称“一些人的第一反应是 ‘秋后算账’，把这次重大调整当成否定我们之前防疫政策的证据。我觉得他们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胡锡进说，不应该把三年防疫称为“人祸”。“中国今年入秋以来疫情猛烈，过去的办法代价太大，行不通了，而病毒的致病力又下降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选择了放开封控。”

灵活如胡锡进，也难以和复杂中国共存，11月20日，他还在为“动态清零”护航，称放开是不可能的，“至少今冬明春的中国决不会那样做”。

和胡锡进的不要算账相对的，是坚持讨论对错的一批人。媒体人彭远文在朋友圈发文，称“今天的局面， ‘坚持动态清零’要负全责，而不是放开派的责任。”他分析，为清零做的事情，比如核酸、健康码，没办法为放开后所利用，是无用甚至是起负作用的准备。彭的文章截图，被社交媒体全面屏蔽。

《纽约时报》记者袁莉罗列了一些要求政府承认错误、向国民道歉的声音。由于审查机器的工作，这些声音无法在社交媒体形成合力，袁莉总结：“在执政的73年里，中共从来没有为中国人民在其统治下遭受的任何残暴行为道过歉。”

在2022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罕见地承认了中国有不同声音，他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这被理解为是对11月底抗议封控运动的怀柔回应。

在中国大陆收听量众多的播客《随机波动》在最近一期节目中也陈述了个体在三年防疫中的“创伤”经验。一位主播指出意识到“受害者”身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我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要承认在这三年中我经历了巨大的伤害，可能大部分人都经历过伤害。我们需要做的是记住那些伤痛，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去梳理这些创伤是很重要的，如果它不能变成一种控诉，它起码也要变成一种证言，证明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证明我们曾经作为受害者存在过。”

这期节目的主播还陈述了她们经历的“愧疚感”：“如果我们过得好，我们其实也会愧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有资格比其他一些人过得更好一点？”这种心境几乎与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一书中写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时提到的“羞耻”一脉相承：“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尤其对于那些有机会和力量去抵抗的鲜明例证。”这类创伤叙事很少见于舆论场，这期音频节目也被微信公众号删除。

与此同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声音也出现。一些人开始为曾被官方以“造成疫情传播”的理由判刑的人发声，一个卡车司机因为“瞒报行程”而在2022年10月31月被判4年，有网民表达同情，也有不少人认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判刑合法合情合理”。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等五个部门发布通知，称对违反防疫措施的行为，不再定罪处罚，正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该及时解除羁押。但各地因为白纸抗议而被逮捕的人，仍有人未获自由，也陆续有要求“放人”的声音在社交媒体出现，但受困于审查制度，声量不大。

对于支持清零政策的人来说，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一些人对国家政策的转向表示了不满，直言自己以后绝不做“沉默的大多数”，要发声反对放开。但更多的火力指向了鼓吹放开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躺平派”，后来被骂为“躺匪”，最后以谐音“唐飞”代称，尤其是11月份上街举白纸抗议的年轻人。

当感染海啸造成了死亡之后，类似的愤怒越来越多。一个网民在微博说：“2022年这个冬天太寒冷。记住那些撞门砸墙要自由的A4唐飞们。”A4指的是A4规格的白纸，指向的是抗议者。爱国作家张忆安的母亲去世，他在微博表示，“我与躺平派不共戴天”。不过这类声音也招来很多对抗的声音，舆论场罕见地四分五裂，没有压倒性的主流声音。

由于真正在政治上持异见者早已无公开发声，而由执政者主导的政策转向也很难归咎为“境外势力”捣乱，希望一直清零的保守主义者的愤怒大部分指向了体制的忠诚仆人胡锡进，和体制内的医生领袖张文宏。一个家中有人感染的网民说：“我，恨死张文宏胡锡进们”。民粹带头人“孤烟暮蝉”也把这两人并列提及。对于民粹势力来说，找到对立者是重要的，而在真正的反对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体制内相对不极端的人（竟然有朝一日这样形容胡锡进）就会成为新的靶子。这也说明在国家未统一起胜利叙事的时候，民粹势力难为无米之炊。

民族主义及时救场

对中国整个官僚系统来说，胜利是三年防疫的弥赛亚时刻，在宣布胜利之前，疫情这场政治运动都还没有结束。

随着更多人经历感染，围绕清零政策急转弯的讨论也越来越失去焦点。讨论感染症状的娱乐化说法也一度流行，人们用“刀片株”、“干饭株”等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症状。康复后运动可能感染心肌炎的讨论热度也极高，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都花不少笔墨回应这一问题，同样的话题在香港和国外的感染潮中并未变成传播学现象。

更主流的讨论集中在退烧药和特效药上，有网民做了不同药物的搜索热度变化视频，随着放开，连花清瘟的热度逐渐被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超越并远远拉开，集体发热退潮后，随着重症高峰的出现，辉瑞特效药Paxlovid的热度又超越了其他。

有关Paxlovid的纷争大概是放开后的舆论中第一个切中民族主义情绪的。这款药在中国医院的处方价格是1890元，但在黑市已经炒至2万元。面对Paxlovid进入社区医院、网络销售渠道的新闻，有不少人表示了愤怒，一种常见说法是“如果特效药有用美国就不会死一百万人了”，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内奸在利用疫情发财，跟核酸企业一样。1月8日，医保局宣布由于Paxlovid报价过高，没有纳入医保。这则消息引发了一些对医保局的失望情绪，同时也有人庆贺中国医保的钱不会被美国掏空。甚至对Paxlovid表示了欢迎的胡锡进都被网民攻击，以至他不得不激烈反击：“不用反对老胡，去反对中国政府吧，那是国家的决定。”

第二个切中民族主义情绪的，是其他国家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的新闻。12月底，美国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日本、韩国、印度、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对中国入境旅客提出核酸或隔离要求。对于这些政策，既有网民表示理解，“想想之前中国的入境要求”，“谁让咱的数据不透明”。

但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故意使坏，“别国让你放（开）的目的就是不为了你好，现在国外防你了，明摆着就是搞你。”央视新闻就也发表了同样意思的评论：某些嚷嚷着要中国“放开”的国家，现在却限制起中国人来了。有网民尝试讲道理：“当初我们是为了清零，不能有外来的传染源。现在呢，他们自己国内是阳圈，多一只少一只有什么区别？”对政策急转弯的不满，快速地被“民族仇恨”取代。

外交部的回应也逐渐“霸气”。在12月29日时相当克制，“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1月3日则加重了语气，称之为“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1月5日要求其他国家“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1月9日则预告“中方坚决反对并将采取对等措施”。1月10日，中国暂停向日本、韩国公民签发赴华签证，以反制两国的“歧视性入境措施”。官方的强硬反击引起主流舆论的积极拥护，也有网民表示最好停发所有国家来华的签证，三年关闭边境之后，民心对“封锁”似乎更加亲近。

胜利叙事无法凭空搭建，官方似乎意识到民族主义仍然是笼络人心、挽回政府公信力的最佳手段。1月8日，《人民日报》等党媒开始关注索尼公司的“辱华”事件，他们指出，索尼在2022年10月12日发了一张狗的照片，投射出“十足的恶意”，因为当天是邱少云牺牲70周年。索尼的罪行还有2019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发布新品耳机，2021年宣布7月7日（七七事变）发布新品。这一“猎巫”行为的凭空捏造程度远超过往，但在新一轮反日情绪的衬托下，既满足宣传需要，也满足民间的泄愤需要。

1月11日，《人民日报》“仲音”仍在继续书写防疫评论，这个写作小组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战”，并在结尾呼吁，“曙光就在前头，胜利终将到来。”对中国整个官僚系统来说，“二次胜利”是三年防疫的弥赛亚时刻，在宣布胜利之前，疫情这场政治运动都还没有结束。

而胜利需要民意的支持。全员感染的时候不能宣告胜利，人们因缺药而普遍埋怨政府的时候不能宣告胜利，有大量死亡案例的时候不能宣告胜利。必须等待，等这一波感染浪潮过去，实现群体免疫，经济恢复增长，社会恢复活力，再站出来宣告，你看，我早已料到了这一切，我们又赢了一次。所以，最懂体察“圣意”的胡锡进说：妄言中国将“反复被新感染潮折腾”的人，盼点国家好吧。意思是，不要让领导等胜利太久。

（本文作者：贾素之，本文原标题《中国放开疫情管控后的最大难题：胜利之后如何再次宣告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