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凌迟香港 让我们铭记每一刀的痛

颜纯鈎评论分析文章：有网友希望我谈谈郑雁雄，我实在没什麽兴趣去了解他，任何人做中联办主任，对香港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郑雁雄敉平广东乌坎农民运动，这应是他受重用的政治资本。

　　中联办主任都乐衷于直接干预香港，到王志民手上，更态度进取，喜欢搅事。与林郑勾搭弄出送中法案，搞出个大头佛；诱拐韩国瑜进中联办，更断送国民党的执政梦。

　　王志民之后，骆惠宁来港，采取低调姿态，平日几乎感觉不到骆惠宁的存在，他也几乎不在公众场合发声，他在做什麽没有人知道。

　　其实骆惠宁居幕后，林郑李家超居幕前，中共想要在香港办任何事，都由香港官员替他们做了。比起王志民的进取乞人憎，骆惠宁更狡猾。

　　中共现在处理香港，采取的是凌迟刀法，就是一刀一刀地“片”香港的皮肉，每一刀都不致命，但每一刀都割下一小块，血淋淋一点一点“片”，没有大动静，但最终目的都是致香港于死地，而且死得更痛苦。

　　国安法把大批民运领袖判刑，留了一大批未审先囚的民运精英慢慢炮製，尽收恫吓效果；逼迫民间政党与团体解散，逼死民间传媒，在图书馆和书展作政治审查，胁迫商界向政权低头；与中共签定金融互换协议，将香港库房与中共银行连通；成立所谓“社区关爱队”，把专制管治做到基层；最近又安排中学生到大陆“考察交流”，接受洗脑。如此等等，不能尽录。

　　中共手上一把利刃，落刀处都有计算，立足于长期，立足于收服香港人心。香港人今天捱一刀，明天又捱一刀，一开始很痛，慢慢因无力反抗会接受现实，麻痺自己，痛也变得不那麽锥心彻骨，慢慢习惯于被“片”，那香港就会慢慢死。

　　人民习惯于痛苦，是专制统治者的美梦。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中国农民宁肯在村里饿死，也不敢出外逃荒，便是将痛苦合理化、慢慢习惯的结果。中国人相信命运，命该如此，反抗是没有意义的，接受现实才是合理选择。

　　每一刀都不致命，就缺乏决死之志去反抗。每一刀都接受了，习惯了，然后到最后，感觉到死神临近，要反抗也没有力气了。

　　最近美国驻港总领事公开宣称，近年离开香港的美国人已达一万多人；近日发表的人类自由指数，香港全球排名由第3名直接滑落到34名。至于香港人在民间结社、思想言论、政治参与方面的权利的丧失，香港人都感同身受，这就是我们被凌迟到今日的结果。

　　香港人有什麽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说一句丧气的话，实在是没有。中共太大，香港太小，中共有武装，香港人赤手空拳，肉在砧板上，任中共宰割而已。对我们来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铭记落在身上的每一刀，铭记那些锥心之痛，那种被人践踏的屈辱与不甘，能挣扎就挣扎，能消极抵抗就消极抵抗，最不应该的就是习惯于痛苦，习惯于任人宰割。

　　近日程翔与罗恩惠接受沈旭晖博士邀请，一起对谈“新香港新闻自由”，他们谈到黎智英、立场新闻的锺沛权，谈到今日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处境，以及身在海外的香港新闻人各尽所能地保持自己的风骨。

　　老朋友程翔在提及黎智英时，数度哽咽。黎智英与我同年，程翔小我一岁，一想起黎智英，我和程翔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我们敬佩黎智英为香港的无私付出，只恨不能分担他的痛苦。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铭记被中共凌迟，铭记我们撕心裂肺的痛。

　　早前谈到白纸革命时，有些香港人不以为然，说大陆的事与香港人无关。近日又听说，有不少香港人不相信沈旭晖，说他亲共，是来“收风”的。当年李怡也曾被人视为中共派来的内奸，李怡和沈旭晖都因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背景遭人污名，如果因为有一点左派背景，就是不可靠的人，那我和程翔都有嫌疑了。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对自己人泼污水是极不负责任的，都是分化自己阵营，客观上为中共助力的行为。有些人总以为唯有他可以包打天下，乐衷于内斗，与香港人斗，与大陆人斗。我们被中共凌迟，不知彻骨之痛，还要自己再加一刀，这样才死得够快？

　　中共会用更委婉的手势来凌迟我们，千万记住这一点，想办法对付中共，而不是对付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