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之声》一周年的上海：微抵抗，打破沉默

我不希望这麽快就遗忘，像不存在一样。我希望当我们修复了以后，带著过来人的视角和心态去反思，这样才不会辜负那段经历。

——题记

这款隐喻四月之声 The Voice of April的T恤，只有三个字母立起来，构成“ACT”（行动）。图：受访者提供

【编者按】又一个仲春时节，我们偶然遇见了一位上海市民。他没有直接经历过封城，却在封城前后做了许多直面不合理封控政策的行动。他希望让身边的人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以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又一个仲春时节，在某种意义上，许多人都拥有了共同经历，却各自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来面对那些难以抹去的伤痕。我们希望创痛能逐渐被抚平，我们也希望传递更多的能量，一起共度后疫情时代。疫情被翻篇，记忆不被允许提起，疫情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这位上海市民给出自己的答案。表达和行动是一种开始，这篇自述亦如是。

上海封城一周年，端传媒重访上海，试图记录下那些在急速的复常中，被遗落的声音和记忆。这是专题的第三篇：微抵抗，打破沉默的螺旋。此前已刊发两篇报道：《上海，封城后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已经是历史的容器”》、《上海封城一周年，我们重访那些静默现场》。

行动本身就是意义

第一次微抵抗的具体行动是在去年一月。微抵抗弥散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不服从、不配合和低调的倡导，也是在力所能及地维护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

春节前我乘坐火车从上海去附近的另一个城市。下了火车，被工作人员拦下。上海当时有零星疫情，他们告诉我必须隔离。我是傍晚六点到的，和他们一直交涉到晚上12点。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交涉的deadline（时限），就到晚上12点。因为要有精力保持一个balance。我自始至终的要求只有一个：既然你说是上级要求的，就把上级的红头文件亮出来。

他们坐成一排，处理火车上下来的人。我说，如果你们是按规矩办事，那么你们的防护服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不戴手套、不戴工作证？他们觉得不需要。他们坐成了一排，不就能说明所有问题，已经表明他们是权力的一部分。整个过程，我反复提出出示官方文件的要求。

我会说，如果你处理不了，就请你们领导出面。在僵持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们给领导打了电话。我要求公放。现场工作人员说，“这里有人不配合我们。”电话那头的男“领导”就说，“打电话给派出所，抓起来！”我说，“这位小领导呀，你现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听得见，你以为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能不能报上你的名字呢？”他口气马上变了，声音降下来。我说：“你是哪家公司的，你告诉我。”他愣住了。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数并不是政府的，是外包公司。当你说出这句话，对方已经意识到你不是可以糊弄的普通人，你知道他们的底细，所以他的口气就会软下来。

这个过程影响了他们，他们也会恐惧。那些工作人员一个个穿上了防护服、戴上了口罩和工作证，我录下了全过程。我还主动打了110，让警察出面。最后那些人给我看了他们的微信工作群。原来根本就没有正式文件，只是在工作群流里所谓的“领导”口头说了一句，今天来的乘客必须如何如何。这就是他们的“档”，可见执法的随意。

这个过程中，周围人没有谁表示过认同。首先是工作人员，有唱红脸，有唱白脸的。他们会说，怎么就你这么烦，怎么就你不配合。还有人故作高深，“不配合就抓起来。”我看着他说，“过来过来，报上名字。”他就走了。还有乘客。因为是一车人集中拉走，如果我不走，他们就得等我。后来乘客们就来游说我，“走吧”。没人因为我的行动有转变，要么冷眼旁观，要么催促。

凌晨12点后，我是最后一个走的，那辆小巴车只拉我一人。定点酒店在郊区，是个未完工的酒店，非常破，外立面还是裸露的水泥。不断有转运车辆开来。宾馆门口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攞白纸，后面摆着速食面，是给被隔离人员吃的。轮到我了，对方傲慢地叫我签字。纸上面有格式化的内容，XX从XX到XX到XX隔离XX天。所有人都很顺从地在未填写隔离时间的空白纸张上签字走了。我说，“上面都是空白的，这不合规矩，怎么可以让我签字呢？”对方就说，“其他人都签，你怎么不签。”我一直交涉，对方最后说走吧走吧。我最后没签，临走还没忘记把速食面拿了。

当时我只隔离了一天。但我猜测他们在那张纸上填的是七天，因为酒店按天收费。入住后一大早和晚上都有人来敲门做核酸。在宾馆隔离的人会建微信群，我也在群里，有人进群，我就反复讲，“他们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出结果”。群里每个人出结果的时间都不一样，人们好像也就默默等着。群里可以看到众生相。有人因为家里老人过世，赶回来参加葬礼，错过了；有人因为其他事情想要赶紧结束隔离，但只是哀求，没有人抗争。核酸结果出来后，我就走了，就我一个人离开。

2022年4月1日，上海封城期间，穿上白色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Covid-19临时检测点工作。摄：Chen Mingsong/VCG via Getty Images

其实这种抵抗不是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有人可能会问，怎么算你的行动成功了。如果成功是以结果来衡量，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明知道不会有想要的结果的。比如，我抗争了六小时，还是会被拉去隔离，这是我知道的。但我不会以结果定义是否成功，结果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行动本身。

行动本身就是意义。当时我肯定是要被隔离的，那我就要赋予整个行动过程意义。第一，这是公民抗争，这个抗争合理合法。第二是社会观察，我是学社会学的，透过这样的微抵抗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的世相。第三就是公民倡导，倡导就是针对周围的人。三个指向，抗争是针对执行的人，观察是针对我自己，倡导是周围的人。这就是我行动意义所在。

一月后回到上海，还是觉得上海防控很好，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但你心里其实知道，这个体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总有一天会轮到它。对上海有信心是说，那是上海应然的样子，它也许是最后一个，也许是会撑得最长的一个。

79天“四不”：不做核酸、不戴口罩、不亮码、不扫码

封城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封城前，我敏锐地发现上海在起变化。

封城之前，我对上海精准防控有比较正向的评价，中国还能有一个地方这么做是很好的。当时的精准防控甚至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下班骑自行车回家，有警察说不要从这边走，我瞥了一眼，里面有穿白色防护服的人，那里发现了病例。我们家就在仅仅相隔50米的地方，人们的出行没有问题，码也没有发生变化。当时这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可想像的。

直到有一天我回家发现社区里多了个“固定”帐篷。当时是三月，天还冷，春寒料峭嘛。帐篷里居然有一个暖风机，这意味着里面有人住，会长期把守。而且这个帐篷已经不是简易的了。这和以前上海的防疫措施完全不一样了，基于对时局的敏感、国情的认知，还有一些过来人的经验，我决定离开上海。没想到离开了这么长时间。回来的时候，我家都长霉了。

一月那时候还没想那么多，微抵抗具体要做什么。上海封城之后，就会变成一种更为自觉的意识和行动。

第一，学会保存记录。我开始有意识地做记录。当时很多视频很快就404了，为了留存一份纪录，我居然学会了录屏，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第二，牢记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随时准备应对直接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合理合法的。之前也care法律的，只是因为上海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关注的都是其他城市的情况。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在身边发生，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自己认识的人身上，那对法律法规的重视就很不一样了。了解和熟记是两个概念，现在真的可能会在日常中用到。

上半年我有连续50多天没有做核酸，但不代表我没有被频繁骚扰过。居委会会打电话来，他们根据手机信号，查到你是哪来的。每次我都是几句话直接回绝掉。我说，“我一直是绿码，我没有去过你们说的地方，我回来居家都这么久了，不存在问题，去做核酸人群聚集反而增加感染风险。”以至于最后对方会用不同电话打给我，第一句话都是，“你知道我是谁，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也知道你会怎么回我，但是这个电话我还是要打。我们这里都是有记录的，有个list，上级让我打我一定得打。如果不合作，我也要标明。”我说，“我理解你的工作，也不针对你个人，既然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那就不用多说了。”然后就挂了。警察也打过电话来，我会要求出示证据证明身分。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公民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我希望居委会和警察可以意识到，公民的权利不是随便可以侵犯的，不是以防疫之名就能要求公民做任何事情。

2022年4月9日，一名医务人员于上海的一个住宅社区从居民身上做核酸检测。摄：Yang Jianzheng/VCG via Getty Images

5月份在另一个城市的时候，社区每天都会用大喇叭喊做核酸。这个社区非常大，遍布喇叭。你就想像是在北朝鲜，这个喇叭你关不掉。早上7点播到11点。下午2点再开始播，播到5点，循环播放。一整串套话，根据国家联防政策，根据XXX，居民必须XXX⋯⋯ 我现在不想回忆了。喇叭造成了极大的反差，窗外是无限美好的春光，而这种恶劣的声音却在无休止地侵扰你的生活。

有一天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侵扰，就直接冲到居委会，问负责人是谁。对方是一个坐柜台的年轻人，却用官老爷口气反问，“你是谁，干嘛？”我说，“你是谁？我作为居民要投诉你。”他低头说，“我忙着呢。”我说，“我在跟你说话，你应该要看着我。你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时候，旁边领导过来交涉。我问“为什么要天天这样放，这是扰民。”对方说，“这是为你们好啊，这是防疫大局，为了你们健康啊。”对方有公务在身，交涉也要有策略，不是暴力性对抗。态度要非常坚定，交涉内容要坦承利害，向对方指出利弊。我说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噪音对人家有影响，万一谁家老人犯了病，你们也不好处理。而且不断持续的话，万一激起社区居民更大不满，领导也会对你们的工作不满意。最后交涉的结果是，他们降低了音量，减少了播放时间。

微抵抗还有其他行为。例如，在经过核酸检测队伍时，大声地、诗朗诵般地“自言自语”几句，“这美好的夜啊，我们的生命浪费于此”类似这样的表达。队伍中会有人侧目，他们听见了，听见本身就很重要。我在各个城市都这样做过，诗朗诵的内容是即兴的，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计程车上我会有意识地和朋友聊天，对话其实是说给司机听的。去年下半年，在上海，我和朋友打车，聊防疫政策。司机一路都没有说话。那时我们要去一个村子，到了村口，被人拦下来了，戴着红袖章的一群人，“健康码！你们几个人啊！”结果，我们还没说话，司机说话了：“扫什么扫！”然后一脚油门，开进去了。路上，司机一直说，“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什么时候了！”我们当时会心一笑，还是起到作用的吧。

我会用一切方式，让更多人听到这种不满。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是在打破“沉默的螺旋”。当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这么想，那每个人都会选择沉默。而当ta听到有一个人说出了和自己一样的想法，就会意识到原来还有其他人和我一样想法，下次ta也会更有可能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回馈，让越来越多人讲出来，表达自己的异议。

下半年，我最长一次有连续79天做到了“四不”：不做核酸、不戴口罩、不亮码、不扫码。我的码还一直是绿色的。反而周围扫各种码的人，健康码更容易变色，尤其是扫场所码。那套系统肯定有bug的，我们欢迎这样的bug。

还有一种从语言角度的“微抵抗”。比如，我从来不使用“大白”这个词，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大白”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污染。大白是动画片里面的形象，温暖的、可爱的、守护的形象，这和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不一致。所以我总是会不厌其烦使用“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所谓工作人员”这样听上去很冗长的表达。只有这样的措辞才能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种语言洁癖也是一种微抵抗。

封城期间我不在上海，但每天都密切关注。四月时还设计过一款T恤，叫四月之声 The Voice of April 。图案的单词不是按顺序的，而且每个字母都东倒西歪，这隐喻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四月被打乱、破碎。没有一个字连笔，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被中断、隔绝。与此同时，只有三个字母是立起来的，而且是大写的，ACT（行动）。

2022年4月4日，一辆载有医务人员进行 COVID-19 核酸检测的车辆在上海行走。摄：Shen Chunchen/VCG via Getty Images

“只要自我选择还在，你就是自由的”

去年之前，我在面对侵犯个人权利和社会不公的情况时也有做过各种微抵抗。比如，在遇到警察当街拦下查身份证的时候，会援引相关法律表明此举侵犯了我的公民权。我也会对城市环境污染向市政府发出投诉、申请政务公开等。但疫情提供了一个场域，让这件事更明显，频次更高。如果你本身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公民责任感，对待不公正的事情势必会有反应。

微抵抗这个词是聊天中聊出来的，但背后的行动理念一直都有，是我比较坚信的理念。点点滴滴的微抵抗敏感度低，但会给人带来力量感，就像往一潭死水里扔进一些小石子，荡起一圈圈涟漪。

这个过程，第一得有足够的心理素质，很多人不喜欢冲突，尤其是在公开场合，担心被周围人评判，更不要说是和公权力发生冲突。第二，要有底线思维，你可以承受的损失是什么。

微抵抗肯定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损失。比如，我不扫码，出行就得靠骑车。我试过为了去另一个城市骑共享单车56公里，这都跑马拉松了。骑了一天，十几个小时。还有一次，搭飞机前做核酸，棉签一进到鼻子，我转身就走，核酸采样人员喊我回来重做我也没理。隔天健康码没有显示核酸记录。工作人员应该是把管子扔了。我只好改签机票。这就是微抵抗承受的代价。

为什么心理机制很重要，因为看起来我的行为并没有改变什么，遭受的损失却是看得见的。穿白色防护服的所谓防疫人员想必也不会因为我的微抵抗发生什么变化，我还要额外支出改签机票的损失。如果这么定义（微抵抗）就很不划算。但我不这么想，第一当时周围有人听见了看见了，他们会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那么顺从配合；第二机票改签后我因此多了一天的时间，见了好几个朋友。

怎么不变成自我安慰？这是个好问题。就看这件事对你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意义本来就是生命价值中的一部分。以刚才的事为例，意义不是为了安慰机票损失才想出来的，就是我每次微抵抗里正常的行为，行为里有我认可的价值。第二，那天我见到朋友是很愉悦的。这个价值本身是真实的。

人能够主动定义自己的行为很重要，定义本身就是一个人主体性的体现，也是自由的体现。当无力感袭来怎么做？我想起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弗兰克尔讲过一个场景，雪天的时候，他穿着破烂的鞋，带着重病，饥寒交迫还要去做苦工。很多人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但是那一天，他努力回忆，想像自己是站在原来任教的大学讲台上，面对讲台下一群人，讲述生存、自由的问题。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周遭一切不一样了。他意识到，再恶劣的环境，即便可以剥夺你所有的外在，但只要你还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只要自我选择还在，你就是自由的。

2022年4月25日，上海封城期间，一名穿上白色保护衣的警察在街道上执勤。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警惕遗忘，才不会辜负那段经历

去年一年，我形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要求。以前我不常看朋友圈，也很少点赞、评论。去年一年，如果看到朋友圈有人表达对疫政的异议，或者有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行为，我都会去点个赞。点赞是一种看见，一种无声地支持。反过来，我也删掉了很多缺乏最起码的良知和认知的人。

去年我的微信号被禁言了7次，每次期限从1天到30天不等。有一次是四月，和上海封城有关，发完一小时之后就被禁言了。我不会后悔发那些，虽然用不了微信会很麻烦，影响工作和日常交流。我的同事都很理解，小号入群的时候，他们会偷偷问一句，是不是又被封了？

封控期间我没有感到崩溃的时候，但有很多愤怒的时候。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破门而入，这触犯到底线了家是私人场域，是一个人最后的王国。我记得有个视频，两个女生在家里，正面是警察破门而入，后面是警察破窗而入。当时我闪过一个念头，幸好我不在这个城市。如果在的话，我不知道自己的愤怒会达到什么程度。

我观察到，经过这一年，身边很多年轻人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当警察找上门时，先说一句“请出示你的警官证”。这句话为什么重要？这意味着一种主体性。对大多数人来说，警察找上门的第一反应是回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你能先说出这一句，请出示你的警官证，一个公民的主体性和权利意识就出现了，你就和警察站在权力平等的位置。所以这是一句有力量的话。

现在离回到正常生活还有很大距离，甚至回不到所谓正常。你们看到路面上有很多人，很热闹。我工作生活都在老城区，这里的很多店铺都已经换了主人，老店已经不在了。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正常。

身边很少有人再谈起封城。这是能理解的心理状态，相当于创伤后。这么短时间里，一般人大概率是不想再提起过去，而是想抓紧时间回归正常的时光、正常的生活。但我们也要警惕遗忘。在官方叙事里，创伤是不被提起的，政策是不被反省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顺应了官方叙事，加上人的心理保护机制，是很容易遗忘应该留住的记忆的。

我不希望记忆这么快被遗忘，像不存在一样。我也希望，当我们内心有了力量，被修复了以后，会带着过来人的视角和心态，从中反思一些事情，有所收获，这样才不会辜负那段经历。没人喜欢那些经历，但经历过了，我们就别浪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过去一年我的身体变差了，今年做体检发现和以前比差了很多。这和去年一年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有巨大的心理、精神消耗，饮酒频率大大增加，作息也非常不规律。今年年初我给自己定了年度计划，就包括调整作息，增加运动，要过更健康的生活。我没有离开的打算，我要好好地做事情，点点滴滴的事情，这些都是有意义的，甚至更有意义了。

2023年3月12日，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的市民。摄：LCT/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