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用尽手段营造抗疫成功形象

专家分析，北京政府用尽一切手段，目的就是要营造“中国早就以赢家姿态摆脱疫情”的国际形象。

据报道，2020年初，最早发现于武汉的传染病获正式命名为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当天，由美国和中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曾发布重要研究，说明该病毒的传播速度以及哪些族群最为脆弱。

现在发现，这篇论文是在政府打压科研的行动中，奉中国卫生官员指示遭到删除。

论文共同作者、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学者隆吉尼（Ira Longini）在最近的采访中首次公开透露该研究被撤的秘辛，“从中国取得任何资讯都很困难，太多资讯被掩盖或隐藏”。

中国政府让科学家噤声、阻碍国际调查，以及针对疫情相关线上讨论加以审查，这些均有证据可查。但实际上，北京对资讯的控制较许多流行病研究人员所知更加深入。纽时的调查发现，北京审查活动还将目标对准国际期刊和科学资料库，共享科学知识的学术基础也为之动摇。

纽时发现，中国科学家迫于政府压力而隐瞒资料，从公共资料库撤回基因序列资料，并修改了向期刊提交论文的关键细节。纽时对10馀篇被撤论文进行检视后发现，西方期刊编辑也出于不明原因同意修改或撤下论文，间接助长这类行为。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国际机构也为中国研究的混乱资讯和不准确时间线增添可信度。

近日，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发现中国研究人员早在2020年1月就从武汉市场收集到、却对外国专家隐瞒3年之久的基因序列资料。

对北京来说，控制和型塑疫情资讯是理所当然的做法，特别是在危机时刻。然而，部分审查行动扭曲了早期感染的时间线，这是个敏感话题，因为中国政府在早期感染的应对上面临批评。

目前一些科学家认为，COVID-19病毒是由动物自然传播给人类；另一派则相信病毒可能从中国实验室外流，不过两派都同意，中国政府对科研结果的控制扼杀了对真相的探索。

雪梨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生物学家霍姆斯（Edward Holmes）说：“我认为，严重的政治考量正影响科学研究。”他所属的研究团队在3年前的病毒基因序列中发现貉的基因特徵，而那些检体来自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他们将上述发现告知中方后，基因序列资料随即一度从全球资料库中消失。霍姆斯表示：“我们曾私下讨论被删除的资料，走到这一步实在很可悲。”

一般来说，期刊可基于合理原因撤下已发表的论文，但是，针对来自中国的10几篇撤回论文的分析显示，中国政府会修改或打压有关早期病例、医疗人员工作条件及病毒传播范围的研究，因为这些议题可能有损政府形象。纽时检视的撤稿论文都已被追踪撤稿研究的组织“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标记出来。

其中包括对中国南方染疫儿童的研究、对中国医护人员忧鬱和焦虑情况的调查，甚至还有2名护士在《柳叶刀全球卫生》（The Lancet Global Health）期刊上发表的一封信，信中详述她们在武汉医院工作时的绝望心情。

即使论文被证明有问题或有违学术伦理，国际期刊撤回论文的速度通常很慢。但《撤稿观察》创办人之一奥伦斯基（Ivan Oransky）说，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想在中国吸引订户或发表中国研究成果的期刊往往会屈从于政府要求，“科学出版商确实会竭尽全力，以符合审查要求”。

审查行动也有助北京政府重新型塑大流行的历程。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全球卫生专家黄严忠说：“中国很早就以赢家姿态摆脱大流行。他们还开始对疫情提出新论述，不仅从病毒溯源角度出发，也从政府应对的成果出发。”

与此同时，《纽时》指出，世卫组织本应保存病毒相关的可靠资讯，但该组织反而加深人们对大流行起源的困惑。外界在2021年3月来自世卫和中国的一份重要报告中发现一些错误后，世卫发言人贾撒列维克（Tarik Jasarevic）承诺会修改错误。如今2年已过，错误的报告仍放在网络上，持续提供不准确的最早已知病例时间表。

长期担任世卫顾问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全球卫生法律教授高斯丁（Lawrence Gostin）表示：“一旦资料被证明不正确，就会形成一个巨大、在许多方面都无法接受的谜团。这要麽表明世卫对中国的要求不够坚定，要麽就是中国拒绝合作。”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控制仍是进行式。

一名研究野生动物贸易的中国科学家旗下实验室最近被关闭。据另名参与研究的境外科学家，尽管毫无依据，中国当局仍担心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与大流行起源有关，因此正对实验室进行调查。

今年4月1日，中国政府限制外国IP位址访问中国学术入口网站“中国知网”的权限，让外界更难得知中国科研成果。领导人还敦促中国科学家将研究成果表在国内期刊，而非国际出版物上。

本月，中国政府旗下的科学家更宣称，是时候开始在“中国境外”调查病毒起源了。（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