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间谍法》筑高墙 习治下 中国人走线永不停歇

2023年4月5日边境巡逻人员在德克萨斯州弗朗顿向跨越墨西哥里奥格兰德河的中国移民分发垃圾袋，用来防雨水和寒风。

江枫评论文章：最近几个月，从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俗称“走线”，人数之多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记者沿路跟踪采访，在上周披露了这一惊人发现，一时间舆论大哗。

美墨边境的大规模偷渡客困扰美国久矣，一直以来都与中南美洲动乱、战争或贫困的国家紧密相关。但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以“一带一路”的金主姿态俨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大债权国的时候，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当然，历史上的中国难民潮并非少见。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万华人就是过去几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规模难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华人难民、1975年后的南越华人难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福清、长乐、温州、藁城等地出发的集体移民，最具历史意义的恐怕是1960年开始的“逃港潮”。那时的中国处在三年饥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为外界观察封闭中国的唯一指标。再来就是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后的精英逃亡。

中国梦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今天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大陆也属于所谓中下阶级，即那些向往中产阶级但始终挣扎在比底层阶级略好一点的境地，在中国的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三年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也重合着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体、强制拆迁受害群体、甚至法轮功练习群体等。当他们在三年疫情结束之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他们所有的，是最后一点财产和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特别是抖音上传播的“走线”视频。走线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朝鲜“脱北者”一般。

然而，媒体所总结的上述阶级画像只是片面的，并没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下，走线者背后一整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阶级状况是多么危险。大多数走线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曾经被福建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修订《反间谍法》，筑起新柏林墙

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的新柏林墙的矗立。只是，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了简单的互联网防火墙、物理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的统治集团在结束动态清零期间的单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以所谓“高水平开放”的名义，在继续保持开放的假象下，开始建立一个严格的出入境控制体制，包括对资本、服务和人员的出入境控制。比较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这一道新的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

这个新柏林墙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过修订《反间谍法》和新的《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总部位于都柏林的人权捍卫组织最近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过去数年间已经有数万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公民社会活动分子等以所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限制出境。许多持有国外绿卡的中国人、甚至非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也沦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被限制离开中国。

出于对这一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可能因为包括互联网交流在内的广泛怀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并被调查，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资企业在过去一周纷纷开始撤离准备。他们终于了解，从今年“两会”结束后中国当局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一种交易和不确定。

“高水平开放”轮不到我，走线永不会停歇？

不过，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的有限开放政策还意味着他们整体正在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国城市的中下阶级群体，在政治上完全弱势，经济空间微薄，无力抵抗政府。在地方当局对民企的任意打压下，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他们损失惨重，也对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的微观环境中，超出社会精英们担心的间谍罪指控，他们已经感受到身为广义低端人口的阶级状况，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预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后的永续和制度化，无所不在地填满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剥夺了任何希望。

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他们所恐惧的，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噩梦”的永存，如同永远难以愈合的疫情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继续逃避“动态清零”的责任，并且以各种方式继续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且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逼迫中国当局要么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开放”、要么彻底放弃开放，回归清零时期的闭关锁国。

在这意义上，拥挤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中走线的中国“低端人口”们，正以中国人熟悉的“长征”模式，继续着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革命，反抗他们身后的新柏林墙。

延伸阅读：中国扩大以限制出境打压异己　评论：习近平治下人人皆处笼牢

来源：RFA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周二（2日）发表报告，揭习近平政权愈加频繁及扩大使用出境限制手段。 法新社资料图片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周二（2日）发表报告，揭习近平政权愈加频繁及扩大使用出境限制手段，受针对的包括人权捍卫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外国记者和政敌等，该手段更引入新修订的“反间谍法”等多项法律条文，为限制人身自由提供法律依据。评论指中共以出境限制手段打压惩罚、控制及恐吓反抗者，令中共权力不受监督，人民百姓无处发声。

“保护卫士”报告 《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揭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持续扩大限制出境政策作为中共控制人民的工具之一，从人权捍卫者到贪腐嫌疑人等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有些出境禁令缺乏任何法律依据。此举目的是要惩罚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让活动人士噤声；挟持家庭成员，借此胁迫其家属返回中国；控制民族和宗教群体；作为人质外交的工具，以及恐吓外国记者等。

北京八九艺术家季风就是限制出境措施的其中一名受害者，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透露，国保常常会要求反抗者低调，以此作为取消旅行限制的交换条件。季风认为，中共以限制出境作为切断反抗力量的手段之一。

季风说：我现在在北京的边控名单上。一是在国内把这些人看管起来，二是消磨这些人的意志，让你放弃抵抗。更多的是，它知道到了海外后这些人还是继续干。总而言之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或者跟它们对抗的那种力量。

“保护卫士”报告中的代表案例：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右图左）于2021年1月准备前往美国探望病重妻子，在上海浦东机场被禁止出境。（中国人权律师团）

另外，近年至少有5部新的或修订过的法律允许发出限制出境禁令，中国相关法律总数达到15部。“保护卫士”活动总监哈思 （Laura Harth）向本台表示，中共正将此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合法化”，授权限制出境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明显增加，说明在习近平治下，每个人面临的人身安全风险越来越大。

周一（1日），北京知名记者高瑜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透露，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拟赴香港旅游时，在深圳海关受阻，对方出示了一份北京公安局文件，称她在限制出境之列。高瑜向本台表示，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国内被噤声，同时也被禁出境，这种方式相当于一种政治迫害，而这种迫害针对每一名公民，高瑜说，“保护卫士”报告形容中国是一个笼牢，符合当今现实。

高瑜说：郭于华被限制出境了，一些被它们（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这些人，它们根本就不给公民权，言论是第一被剥夺的，现在旅行的自由这种权利被剥夺了，这个就是一种政治迫害的方式，它是一个对整个社会的恐吓、威胁。中国就是一个大笼子，民主国家它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国正好相反，它把揭露它们的、批判它们的这些人关进笼中。实际上中国所有的人都在笼子里，只有它们拿著鞭子，在笼外头抽打所有人，可以禁止所有人的各种权利。

“保护卫士”的报告指，中国早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就已经开始实施出境限制。近年，中共更频繁及扩张使用这一手段。被中共限制出境的对象，首当其衝的就是中国人权捍卫者。2015年的“709大抓捕”之后，数十名律师及其配偶子女被禁止离开中国，人权律师谢燕益、王全璋、刘晓原、余文生等均在中共出境黑名单上。

最令人气愤的两起案例包括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前往日本照顾病危的女儿、以及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前往美国探望病重妻子时，均遭到中国海关拦截。郭飞雄直至妻子病逝都未能如愿成行，还被当局以“煽颠”罪名拘捕。

另外，很多外国公民也渐成中共限制出境目标，包括一些商业人士、被中共认定为逃犯的外国籍家属，以及外国记者。自2018年起，已经有至少四起外国记者成为出境禁令的目标或受到出境禁令威胁，包括英国的BBC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以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记者卡尼（Matthew Carney）。

另外中国一直针对藏人和维吾尔人实施限制出境。当局对少数民族护照申请予以严格的审查。在新疆开始大建集中营后，更要求当地居民上交护照；2019年泄露的新疆文件显示，当局甚至将申请护照当作将人关入集中营的理由。

报告也指出，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直至在边检处被拦截才发现自已位列黑名单，他们无法获知被禁止出境的理由，亦无处申诉。一些人权捍卫者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走私方式逃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