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岁月 这位加拿大官员帮中国人免于死亡

缘于一场“历史•大爱•瞬间”的人文展览，刘文彩老家大邑县的新场古镇突然成了宣教士“兴学办医、倡导文明”的感恩场地。展览主题丰富，历史厚重，当我从环廊眼花缭乱的展板中，与一位叫苏约翰的加拿大人四目相对时，我的眼泪瞬间奔涌出来。

这之前，我刚刚看到一篇既沧桑又暖心的回忆文章，讲述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中国与加拿大秘密进行小麦贸易的故事：几千万吨小麦从大洋彼岸运抵中国，使大约13%的城市人口，免于饥饿与死亡。

而这场划时代粮食贸易台前幕后的参与者，就是眼前这位苏约翰。他被上帝高举，近乎成了隐姓埋名的中国人的恩公。

John1919年12月出生在成都，幼年时就读于CS学校，1949年回到加拿大多伦多。从1958年起一直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被加拿大政府派驻香港，负责与中国的小麦贸易。1972年，接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工作，为中加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看似平淡无奇的简介，在我这个慕名而来的参观者面前，却传递出许多瑰奇而非凡的信息。

苏约翰出生在民国初年的成都，其父苏继贤是一位来华宣教士，也是一位能工巧匠，大名鼎鼎的华西校园，就是由他打造的杰作。如今华西坝上这些雕梁画栋、古朴典雅中式造型与西式花园洋楼交相辉映的建筑，仍为教学所用，并成为中西合璧的经典建筑群落。

从清末到民国，许多拿加大传教士被母会差派到成都，他们献身于中国福音事工的同时，兴办医学，倡导文明，有的甚至四、五代服务于中国。

其时这些宣教士的孩子，因语言和民族文化等问题，读书学习成为洋家长们头疼的大事。于是一座名为Canadian School的学校在众筹中建立起来。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很齐备的全日制学校，凡在这所学校读过书的加拿大孩子，就有了一个特别称谓“CS孩子”。

经过几十年人世沧桑、岁月洗礼，加拿大现在仍健在的CS孩子还有33人，他们都已到耄耋之年，无一例外都是中加友谊的薪火传人。

话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正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农村莺歌燕舞大放卫星的同时，有几千万青壮年劳动力被调拔到城里成为“炼钢工人”。激进的极左路线下，政经失策、农工倒锉，胡干蛮干成风。而大干快上却又欲速则不达的后果，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席卷南北的人道灾难——连续三年的大饥荒。

最早捕捉到这一信息的加拿大人，就是苏约翰，凭着自己与中国深厚的关系和多年情谊，他认为此刻是突破中加呆板冷漠外交关系的契机，他找到好友，时任加拿大国家资源部部长的阿尔文•汉密尔顿谈了自己的见解，两人几乎一拍即合。

1957年12月，加拿大保守党在迪芬贝克领导下，重返联邦政府执政，不久阿尔文•汉密尔顿就被调任农业部长。

翌年，加拿大迅即启动了两项对华特别行动：一是加拿大《环球邮报》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环球邮报》总编还受到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的亲切接见；二是苏约翰领受阿尔文•汉密尔顿的调派，再次踏上东方之旅，成为加拿大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

《环球邮报》绝不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文化事件，而苏约翰肩上的责任也非同小可，随着北京的信息得以透过《环球邮报》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苏约翰开始着手启动中加小麦贸易秘密谈判的工作。

加拿大是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小麦价格甚至会对世界粮食价格的波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一直由政府控制。迪芬贝克总理特别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大买主，以缓解粮食过剩的问题；而东西方冷战，荒年的中国急需突破自我禁锢，撕开铁幕，在苏联阵营外，找到庞大的粮源以缓解国内灾情。可以说，中加两国都是钢需。

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苏约翰很清楚，万事开头难，中加在朝鲜战场有过殊死搏斗，中国军队也曾围攻过一个加拿大师，如今要捐弃前嫌做交易，仍不是朝夕可行的事。

1960年春，饥荒漫延至全国，中国政府这才开始重视灾情，放下面子，为应付饥荒寻找出路。后经陈云和李先念提议和请示，周恩来总理特批向国外购买12亿斤粮食，当这份请示最终转到毛泽东的案头时，毛沉思良久，大笔一挥，将12亿斤改为20亿斤。

有了上方宝剑，中国对外经贸部赓即委托香港中资企业——华润公司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试探接触，见机下单。

那时，因饥荒，内地发生了多起难民逃港潮，粤港边界天天都聚集着密密麻麻的逃难人群，这引起苏约翰的警觉和焦虑，圣经中说，人若知道是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苏约翰于是提请加拿大政府拿出更灵活的方式和政策来应对中国时局，帮助中国度过危机，就是成就加拿大的新生。

活络的政策带来了敲门砖效应，华润公司很快就向他们发出商榷邀请，双方进行多轮秘密磋商，由下至上，地点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因着这是救命粮，中加双方都打破了惯例，大行方便，大开绿灯。

最后在苏约翰灵巧的提议和推动下，1960年10月，一个受到特别支助的中国京剧团，突然访问枫叶之国加拿大，陌生的中国和多彩的中国文化开始呈现在加拿大媒体惊奇的聚光灯下。

趁热打铁，仅仅月余，两位乔装打扮的中国外贸官员，又在苏约翰周详护送下，怀揣着6000万美元的转账支票，忐忑不安地跨过罗湖桥，从香港秘密飞抵加拿大，中加小麦贸易正式登场。

加拿大方面，得益于总理迪芬贝克的支持和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的巧妙安排，短短十几天，第一笔小麦贸易就此敲定下来，加拿大没有借机提价，发中国国难财，而是以比国际市场还低廉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76.2万吨小麦和32.7万吨大麦。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苏约翰为此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说他父亲那一代人，试图救赎人灵魂，而他现在，仍然可以为中国人肉身的饥饿，继续提供人道帮助。

此后几年，尽管毗邻的美国搬出朝鲜战争时由盟国签约的“中国特别禁运表”和《美国与敌对国家贸易法》阻碍中加小麦贸易，但在迪芬贝克总理的主导下，加拿大外交部据理力争，将来势汹汹的美国顶了回去，迪芬贝克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良好私人关系，也就此终结。

据《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党史研究》提供的数据：1961年1月到1963年1月，中国从加拿大又进口48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麦，至少解决了13%的城市人口两年的口粮，得益于此，城市人口死亡率也从1960年的14%，减少到1961 的11%，至1962年岁尾，死亡率逐渐恢复到小于8%的正常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城市供粮渠道增加，政府每年从农民征购的粮食，也相应从占消费总量的30%减少到16%～17%，负担减轻近一半，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也得到初步遏制。

值得一提的是，教会总是每个时代最先寻求先宽恕与和解的典范。苏约翰的胞兄也是同为CS孩子的苏维廉，就此与弟弟的遥相呼应，他奔走于加拿大各地，广泛联络已是加国中流砥柱的CS孩子和各派教会，创办了加拿大第一个中加友好协会，并最终促成中加两国关系正常化。

1970年后，随着基辛格秘密访华和美国总统尼克松高调中国行，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巨变。

加拿大为了巩固和促进中加固有的局面，打出了一张国家王牌：特命苏约翰为驻华全权大使，全面开启中加合作的新时代。

彼时，中方心知肚明，高调互动，为了感谢救命之恩，1972年10月22日苏约翰走马上任当天，《人民日报》在第6版上发表了题为“加拿大驻华大使到京”的新闻，朱德元帅亲自接受国书，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

1976年10月8日，苏约翰不辱使命，圆满结束四年任期后载誉回国，两天前，紫金城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四人帮被抓捕了……

苏约翰在随后的述职报告中特别提请加拿大政府：作好准备，中国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2006年，悲天悯人的苏约翰在安祥中平静辞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