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被罢官是因为“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

秦刚与傅二奶在美产仔一事即使被当局简单界定为“道德败坏”，也已经严重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政府的外事纪律以及“党的隐蔽斗争战线”的铁的组织纪律。王毅与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后，秦刚被暂时保留国务委员空职的下一个时段，应该是对他所犯错乃至罪行进行继续调查并最终研究出处理决定的过程，所谓“软着陆”之说并不准确。

我们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标题是《要么下基层，要么进秦城，秦刚复出已半点可能》。结果文章发出的次日，中共当局即对外发布了秦刚的外交部长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的消息。接替秦刚外交部长一职务的是去年12月底才被秦刚接替了这一职务的王毅。

笔者注意到外界已有评论文章指出：秦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大使的身份包机接送凤凰名记傅晓田到华盛顿受孕，后在洛杉矶产仔的丑闻被傅晓田主动对外曝光后，习近平当局之所以被动等待了一月之久才把秦刚免职，并非所谓“任其发酵”，故意丢秦刚的丑，只不过是在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履行一个法律程序。

本月3日，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外界和中国内部媒体热炒潘功胜“全面接掌央行”时，均没有注意到中组部负责人是7月1日下午到央行干部会上宣“旨”的，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刚刚闭幕，会议中决定的人事任免事项无一和国务院有关。

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请听众和读者们特别关注这段中共法规文字中的“特殊需要”和“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

正是根据如上中共法律条文，笔者在7月3日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断定，无论是否会在未来结束央行的“双首长制”，并由潘功胜再接替央行长行政职务，易纲交出他今年3月才被刚刚被宣布连任的央行行长职务的时间，最早也要等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今年8月下旬。

由此可见，如果单单是为了“决定”让已经被宣布免除了央行党委副书记职务的易纲把央行行长的行政职务也交给潘公胜，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断没有必要在7月下旬“临时召集会议”，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特殊需要”。

笔者在这再强调一下，依照相关法规，本月25日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本应该是在8月下旬召开的。而就是因为要让秦刚的“失踪”尽快“合法”， 这才为王毅和秦刚之间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临时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易纲的央行行长的第二任任期也因此又被减去了一个月。当然这对易纲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反正从潘公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第二天，他易纲已经不再理事，央行的官网的内容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截止前天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宣布了中共外交部行政（业务）首长王毅和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接”之前，笔者看到的关于秦刚日后下场的“分析”和“爆料”内容，最猛的莫过于彭丽媛建议“放生”，习近平主张“轻饶”。

而秦刚如今虽然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仍还保留着国务委员的副国级职务----虽然再没有任何具体分管的事项，仍还是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轻饶”的体现。而笔者则认为秦刚被“软着陆”的说法过于武断。

昨天在留园网上读到一篇网贴《为什么没有拿掉秦刚的国务委员》，署名“刀锋”的作者自称是人正在贵阳旅游的“翻墙”者。文章说：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就关于秦刚的去向使用了免除外交部长字样，并且依然保留了国务委员的职务，这就又给大家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而且此次决议还涉及了其他几位部级干部的任免，这就给秦刚留下了很大的面子，弱化了事件的严重性。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的例行的人大常委会决议，那几位部长起着陪绑的作用。

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中没有使用撤销等词汇，并且也没有撤销其国务委员的职务，这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结，这不是最终的处理，因为外交部长不是秦刚的最高职务，他的最高职务是国务委员。没有对其最高职务进行任何处理，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还没有做最后的评估以及做最终的处理，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性。比如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他在美国发生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受到对方的掌控，有没有受到政治敲诈而变节？有没有泄露中国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的底牌等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完成！等对他的问题做出最后的评估后，自然就会有一个最终的处理，届时一定会出现撤销等字样。另外，使用免除，可以不给理由。如果使用撤销词汇，就必须要在公报中给出理由！

这位墙内作者的逻辑比境外大多数网评人更清楚，文中所说的“公报”，应该是指党内处理的中纪委和监察委的通报。

顺着这位墙内网友的思路分析，笔者认为外界对秦刚事件的炒作实在是有点“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了，特别是出自一些专职网评人的“爆料”内容，楞是认为秦刚和傅晓田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与“火箭军案”扯得上关系，笔者对此表示谨慎的怀疑。

同时，笔者也承认，虽然外界关于傅晓田是“双面间谍”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傅晓田本人供职于中共“隐蔽战线”是毫无疑问的。相信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中共政权的驻外记者没有不身兼“特殊使命”的，无论他（她）的工资是由国安系统直接支付还是由其表面记者职务所挂靠的在册媒体支付。

至于秦刚，已经有外界媒体因为他的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专业”背景而指证他是中共政权的“职业特务”出身。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简称“国关”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创建于1949年，当时还叫“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归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950年，改编为外事干部学校。1955年，臭名更加昭著的中共中央调查部成立后，这个外事干部学校划归中共中央调查部领导。1961年，该校与现外交学院合并，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不久，外交学院分院（原外事干部学校部分）又从外交学院分出，以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

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北京的这所国际关系学院当前的隶属关系并不明晰。有官方文件提及该学院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民间亦有此观点。不过，媒体和该学院称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管理”，亦有称“直属”于教育部。然而，截至2022年4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名单中并没有列出国际关系学院。

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学术界一直有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招募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实，无需“引经据典”，在中国内地，连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都知道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特殊和神秘”。但准确地说，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和它的分支，公开挂牌为“国家安全部直属干部学校的”江南社会学院还是多少有些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相对于江南社会学院的生源无论是来自社会还是本来就是各级国安系统的职员，学业完成后的去向百分之百都是国家安全系统，而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则除了它自己宣传材料中列为毕业生去向之首的“国家政法系统”，还有外交系统和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高校也开设的国关学院等。

如此说来，秦刚就是属于这个国际关系学院为“国家外交系统”培养的人才了？也对也不对。

说“也对”，无需过多解释，秦刚毕竟已经坐到了外交部长这一外交系统的最高位阶了。说“不对”，是因为秦刚大学二年级入党之后更进一步“积极要求进步”，1988年毕业分配后就进入了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此时很可能是直接受雇于北京市国安局。

有兴趣的听众和读者可以上网查阅一下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内容介绍，它号称是外交部直属单位，内部只简称它为“服务局”。但如果你进入外交部网站的话，却找不到它的踪影。外交部网站上介绍的它的直属局级机构之一“服务中心”和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前者是为外交部自己和它的驻外机构后勤服务的，所以名称更应该是外交部后勤局。而后者则是专门服务同时管控驻北京的各外国使领馆的。其中服务的部分，供职人员均是外交部和一些政府非“隐蔽战线”的机构的雇员，而管控的部分，则隶属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该服务局给外国驻京使馆提供的“中方雇员”里。相信本文的读者和听众即使没有过在外国驻华大使馆或者驻华记者站有过任职经历，也应该从对中共政权的常识了解中体会出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历史上曾多次变更上级部门，有时是号称外交部直属，有时又是对外介绍由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管。这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事实上就是北京国安局。

而秦刚1988年国关毕业之初进入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很有可能是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身份进入的，所谓“中文秘书“的职位，没有可能是为该局的办公室或者局领导设置的，而是为某外国使馆设置的。

也就是说，当年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的秦刚，十有八九应该是以某外国驻华使馆被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中方雇员”的身份开始他对中共政权的效命生涯的。

维基百科对秦刚的介绍内容是：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任西欧司随员、三秘…….。

没错，这个秦刚从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开始的前四年是服务局的“中文秘书”，“进入外交部”的时间是1992年。

至于为什么从“隐蔽战线”的特工转为公开身份的职业外交官，并不难理解，中共外交部、中联部和国家安全部，以及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甚至军方的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人员隶属的调配再正常不过。

中共驻外使领馆的职员中事实上分为外交部派出和非外交部派出两大部分。非外交部直接派出的有来自商务部的，来自教育部、科技部的等等，身份都较为公开。另外也还有来自总参二部和三部的，以及国安部的，真实身份就要保密了。至于秦刚，当然是属于外交部派出的。虽然包括前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内的所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部派员在公开外交活动之外也必须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在中共整个外交部的驻外高级外交官里，像他秦刚这样职业特工出身者，似乎不多见。

再分析下来，虽然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肯定已经不是职业间谍了，但他对傅晓田的凤凰名记包装之下的秘密身份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此说来，他秦刚和傅晓田在美国产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一事，除了令他秦刚背负上了严重违反党纪党规和国家的外事纪律的“违纪”罪名是毫无疑问的，而同时也严重触犯了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行规。

台湾的明居正老师日前在台湾著名主持人陈凝观女士的“年代向钱看”电视专题节目里分析说：中共间谍系统里有一条“内规”，即不可以”跨界交流”。即这条“线”的间谍不可以和另一条“线”的间谍有来往……。所以，即使傅晓田不是双面间谍（只是单面），秦刚也犯了一条轻罪，即“跨界交流”。

其实，在中共“隐蔽斗争战线”里早就有“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的调侃说法。因为无论是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还是如今的国安部，对其内部人员的严格纪律限制之一就是绝不容忍内部人员相互发生婚外情。岂止是婚外情，即使是未婚男女之间发生恋情，也都是要组织安排或者组织批准在先。

党和国家培养了傅晓田，是指望他去勾引“外方”的有价值人士并借此拿到要挟把柄的，到头来却是和己方的驻美大使生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从而给了美方要挟的把柄，算是怎么回事啊？

分析至此，笔者的“初步结论”是：仅仅“就事论事”，把秦刚和傅晓田的事情简单界定为中共政权里司空见惯的“道德败坏”，他秦刚即已经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政府的外事工作纪律以及“隐蔽斗争战线”的铁打的组织纪律。

如果调查结果最终止于此，他秦刚的问题较有可能单单被定性为“严重违纪”。至于在此前提下为什么暂时还没有被免除或者说罢黜国务委员空职，留等下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