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全球抢奴才

为何说何晓清（Rowena He）是“人才”，她的简历：生于广州，现为加拿大籍， 2014年出版《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获亚洲协会中国档案评为当年关于中国的五大书籍之一。201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历史系副教授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并创办“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课程，连续3年获该校卓越教学证书。

她这次还是应中文大学支持，在去年8月前往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研究，一直处于学术休假（academic leave）状态，原定今年6月返港继续工作，包括跟进校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即是说，何晓清被解雇前，其实是一个合法的、受聘于中大的学者，甚至得到中大支持才会赴美研究；如果我们简单理解为“公司”和“员工”的关系，即是说，何晓清是得到公司重用的。

问题便来了，公司知道员工遇到困难，是否应该尽力协助解决，而不是落井下石？何晓清一直都有工作签证，这次突然被拖迟，作为雇主的中大文学，有无积极帮助支援？即使最后签证决定权在政府手上，但正常来说，雇主也应该表示遗憾，希望政府有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最低限度也要解释，为何不肯续约？

但你今天完全看不到中大有任何质疑、怀疑、抱怨的声音，反而非常顺摊，政府say no中大也跟著say no，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学术自由环境？以后还能抢到人才吗？

其实答案很简单：香港的大学，不止中大，是香港的大学，都要听命政府，而政府的抢人才標准只有一个：任何人才的前提都要是一个奴才。

即是说，无论你学术成就多骄人，如果你不肯做奴才，拒绝做奴才，你都不会是香港需要的人才。在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奴才便是王道。

何晓清研究六四，同情六四，这本身已经违反中共对这起“政治风波”的立场原则，而中央的意旨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整体现，没有例外，就像北大清华是不会聘请王丹一样，香港的大学，套用国内小粉红和官方常用之语，也不是“法外之地”，也就要和国内政治標准等量看齐。

其实这个事情会变成新闻，还是那句老话：香港人未有心理准备。香港是处于“自由”转向“极权”的过程，或许有人仍然以为只要不是和2019年的“黑暴”有直接关系，或者只要我不提倡“港独”，不要求“制裁”，便可以守在平静的“旧时香港”书桌做研究。但事实上，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只是一个启端，是一个打开极权管治的钥匙，打开了便不会轻易关闭。

曾志豪写道，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只是一个启端，是一个打开极权管治的钥匙，打开了便不会轻易关闭

要留意今次何晓清是被人“举报”的，民建联的那位自称也是一个历史科老师的穆家骏曾在爱国报章撰文，标题就是《中大须清除反中乱港“学棍”》，对何晓清大肆攻击。

即是说，中共根本不须花气力在香港各处清除敌人，自有香港内部的奴才勇于表态批斗检举，等于是遍布“天眼”在香港各个层面。而且，这种检举之风，无异于文革时的“破四旧”，都是把一些已经存在已久的传统文化事物，突然用政治眼光审议批斗，这真是要把香港仅存的紫砂茶垢统统刮走。

中文大学极速“解雇”，可耻也可悲。社会大众会为这间大学不敢抗争不敢质疑便迅速下跪解雇学者，感到可耻；但同时也很可悲，因为中文大学其实正被立法会的几个“爱国议员”，以私人草案的形式，改革校董会。简而言之，就是把校方的自主权阉割，把可以有独立意旨行使的校董会改到人面全非，大量加入校外成员和行政长官委任的人士，最终便是政府的“意旨”可以完整控制校长的人选。

所以在公众眼中，即使中大已经在何晓清这件事上，做到如此下跪求饶，但也无法逃过被围攻甚至肢解的下场，因为共产党要的不是你在某一件事上忠诚，而是要由制度上，保证你们会听命行事。

所以经此一役，中大可谓元气大伤，解雇何晓清令人质疑中大捍卫学术自由的能力；改革校董会自主权尽失，更代表何晓清这个案件不会是个别例子，而是“陆续有来”，中文大学，或者是香港的高等院校，都无办法成为学者安心立命的“象牙塔”。毕竟香港的大学，已经把“国安法”列入必修科，在这种环境，你需要的是能讲解六四真相的“以文乱法”的人才，还是“入心入魂入脑”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