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交流这话题，中国外交官咄咄逼人的气势消失了

在旧金山举行的“习拜会”吸引了世界目光之际，一场迥然不同的盛会在中国上演。在这场盛会上，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和单簧管成了两国代表的交流手段。

我在北京写下这篇通讯之时，距离费城交响乐团在“乒乓外交”的关键期成为首个在华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过去了几乎整整50年时间。我与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一起访问中国两周，参加了中美音乐家联合举办的音乐会、大师班、室内乐表演和座谈会。

让交响乐团来帮忙解决世界的问题似乎是个天真的想法。但毕生从事音乐的经历让我确信，努力尽自己的一份力不仅是值得的，也是我们的责任。美国政府当然支持这样的想法：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宣布了“全球音乐外交倡议”，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外交拥有造福世界的强大力量的理念。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正是该倡议的首批演出项目之一。

上个月，亚洲协会授予费城交响乐团“亚洲创变者”大奖，表彰其在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时期依然坚持不懈，尽可能频繁地重访中国维系音乐交流。外交之路漫漫而修远。就像古典音乐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并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艺术形式一样，它教会了我们耐心。

在各国元首相聚一堂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美国官员无疑强调了美国的价值观。一个交响乐团又该如何去强调呢？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不必担心高科技贸易禁令、投资限制或是关键原材料获取所面临的威胁。但交响乐团是社会和民主理想的缩影，我们的目标只能通过合作、聆听和对话来实现。我们能进入专制政权国家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就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

音乐厅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空间。灯光暗下来，指挥挥出重拍，乐团演奏开始。从那一刻起，所有人都平等地沉浸在相同的体验之中，专注而自愿地合奏，共同致力于呈现出最佳效果。

若论交响乐团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只有在每一位音乐家和听众都必须心心相通的情况下，演出才能动人，才能传递出音乐的激情与美。如果某位音乐家放得有点开，那另一位就必须收一点，这是音乐的实时塑造，是共享的直觉交流。所有人都必须与彼此完全合拍。

音乐能把世界从崩溃边缘拉回来吗？2008年初，我参加了纽约爱乐乐团在平壤举行的音乐会，那次演出旨在给朝鲜无核化六方会谈增光添彩。当时，观察人士乃至许多音乐家自己都在怀疑这样的努力到底能否带来任何好处。但对在场约400名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而言，却是一次极其鼓舞人心的体验，这其中包括了乐团、支持者，以及自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2000年访朝以来规模最大的外国记者团。

用最简单的话说，在平壤发生的一切就是一群不共戴天的美国人和朝鲜人共坐一堂几个小时，聆听德沃夏克、格什温以及作为安可曲的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这首歌是朝韩非军事区两侧每一位朝鲜族人的灵魂的一部分，许多听众闻之落泪。

但一切又远不止于此。音乐厅内共通的那份情感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相信也会铭刻在所有在场者的记忆中。我们在外交、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天各一方，但因为音乐，我们的人性达成了互通，哪怕那一刻十分短暂。这是真正的进步。

在为期两天的音乐交流及讨论结束后，当我们离开平壤之时，一位乐团行政高管回忆起1959年爱乐乐团与伦纳德·伯恩斯坦一同访问苏联的经历，并指出那次巡演距离柏林墙倒塌都还有30年时间。我想，在朝鲜的这段故事还没到收尾的时候。

我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长于伦敦，并踏上了艺术管理的职业之路。1999年，我得到了在美国的一份工作，来到芝加哥交响乐团的艺术部门，当时该乐团的音乐总监是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我见证了他的最重要成就的诞生，即西东合集管弦乐团。他与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这位老友和知音创办了该乐团，后者于2003年去世。我策划了西东乐团的首次访美之旅，演出汇聚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年轻音乐家。

隶属于西东乐团的巴伦博伊姆-萨义德学院招收了来自这些国家的学生，如今该学校已经常驻于柏林。在中东形势最绝望的时刻，这些学生仍在一起创作演出。在那里，除了音符、技巧和理论，学生们还学习了音乐公民理念，成为了推动世界积极变革的新一代使者。

2019年访华期间，我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一名高官交流的机会，他自豪讲述了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成果。他想要传达的意思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

他的说法遵循了党的路线，我应该做的就是赞美他们的成功。（我保持了沉默。）然而，当我们离开正式会场之时，他轻轻把我拉到一边，对费城交响乐团过去50年间在中国的默默耕耘表示了祝贺。

咄咄逼人的气势消失了。他回忆起1973年该乐团的来访如何成为了他童年时餐桌上的愉快话题。他说，能与自己的孩子分享这段经历令他十分感动。

“继续坚持做下去吧，”他说。“这是美好的事业，也是我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