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乌鲁木齐中路：离开还是留下？

“每个离开的人都是对的，每个留下来的人同样如此。每个人都试着注意命运的提示。”——《客居己乡》

重返现场：全天巡逻的警察

2023 年 11 月 26 日，乌鲁木齐中路上，至少有五辆警车停靠在路边，车道上不时有警车经过。晚上，每隔 50-100 米可见两边街道上有 1-3 位穿着黑色制服的保安、反光马甲的警察、红马甲的街道志愿者，衣服上写着“上海平安志愿者”。他们或在红绿灯路口站岗，或游走在人行道上，或靠在电线杆和路牌旁。还有一些保安制服人员坐在乌中路旁的便利店内窗口前。不只是这一晚，值班警察已经连续几日在这条狭长的街道上巡逻。而街道则如封控放开后一如既往的热闹，人们在餐厅门口排队吃饭、街上散步、闲聊。

梧桐一直居住在上海，去年抗议，他在现场。一年过后，他没有离开。我与他一同走在乌鲁木齐中路上，他感慨时间过得很快。去年此时，很多时刻都历历在目。

他记得，11 月 26 日晚刚到乌中路的时候，一群人在角落里点蜡烛，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逝者，街对面不远处便是有名的小区“汇贤居”。有报道称，“汇贤居”是上海封城期间，第一个居民自行解封的小区。在街道的另一头，梧桐说那天晚上大家还很“欢乐”，很多年轻人和周边居民站在街上议论聊天，甚至有警察也上来和市民聊天。后半夜，警察开始在街上聚集。

乌鲁木齐中路

便利店里身着保安制服的值班人员

汇贤居门口

但是第二天下午，当他再同朋友去到现场，气氛明显严肃许多。“道路封锁、开始抓人”。那是梧桐从小到大第一次与警察“对峙”。一排排的警察将人潮从乌中路驱逐出去，人群也在各个十字路口后退分散开。这一次人群的参与者也更加多元，不仅有年轻人站在那里，还有中老年居民、外卖员、快递员、店主等。

庞大的人群给个人一种力量，也自发形成了一个表达自己声音的空间。这种表达可能是一句句口号，也可能是无声的。

“你知道你去现场是危险的，但是只要站在那里，就是一种你可以见证、表达自己态度的行为。站在那里，可以保证身边的人不落单，可以拖延警察清场的时间。”

梧桐说，站在现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与官方声音的对峙。

一同走在乌中路上的小绿也有同感。第二天下午的抗议紧张严肃，当警察驱逐人群时，她所能做到的，就是保证周围看到的人没有人落单。“所有人好像都不约而同地在做这件事，把那些落单的人拉回到自己这群人中间。”

我们沿着去年警察清退人群的线路，从乌中路往南走，走到与安福路交叉路口，这是去年警力出动最多，也是 11 月 26 号晚上人群聚集喊口号的地方。这里，一辆流动警亭一直停在人行道上。四个路口均有保安和警察巡逻。

梧桐说，原本这里没有警亭，抗议过后的几天，警察一直在封路、两边人行道被水马围栏隔开，随后设立起了流动警亭。道路彻底解封后，警亭仍然在那里，让人觉得仍在维稳。

乌中路与安福路交叉路口

安福路与乌中路交叉路口

十一月末，圣诞节的气氛已经足够浓郁。在岔路口，继续往前，是每隔五十米的保安和警察，但如果转弯到安福路上，则是一家家店，门口有圣诞树和飘窗里有圣诞雪花。人们在那里逛街、拍照，零星的保安混在人群中间。小绿觉得其实什么都没有变。这里的街道繁忙依旧，人们打扮漂亮，坐在红红绿绿的西餐厅窗边吃 brunch，过着一种时尚的中产生活。

安福路上，人们在看飘窗里的圣诞树

安福路与乌中路交汇口一瞥

乌中路北面，往长乐路方向走，一家仍保留核酸码和疫情提示的门面。

乌中路旁的监控摄像头

乌中路上一家商店内一瞥

乌中市集，11 月 26 日

乌鲁木齐中路，11 月 26 日

离开，重建连结

一年过去，人们仍在讨论要不要离开这个国家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决定移居海外，这条道路并不容易。

小绿正在计划移居到亚洲其他国家，这个想法早就开始。但是“润”，并不容易。小绿花了很长时间攒钱。本科毕业后，小绿尝试过本专业对口的全职工作、体制内的岗位，高强度工作却只有微薄的底薪，除去生活费和房租，“一定攒不下钱”。

现在，小绿选择了打零工，住在雇主提供的房子里。

小绿说，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益”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比如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也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样继续在国内生活是让人绝望的。

我们走到了乌鲁木齐北路，小绿告诉我，可能在海外可以做更多的事，事关具体的人。边缘群体是她关心的核心议题。她说，这源于她的成长环境。从小在村镇长大，她看到了农村妇女、工厂女工的劳动权益问题，也希望社会对残障群体有更多关注。但是这些议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环境里是难以行动的。小绿希望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能扎实地帮助到一些人，而这些人不分国界。“不管 ta 们是不是中国人，都是人，我都想去关心。”

经济的压力仍在拖延小绿出国的计划。

而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中国快一年。

我认识小河是在 2022 年最后一天，那时适逢封控解除，大规模感染爆发后的几周。人们或卧病在床，或为逝者送行，或从新冠中恢复，缓慢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生活。

那天，我到了小河家。他在匆匆清空家里的大小物品，同时把他封控期间屯的米面粮油都塞给我和朋友。他说，因为封城，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失望、“撕破脸”，以及在国内互联网公司有毒的工作环境，让他把出国的计划提早了许多。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最后一次见到小河。他在 2023 年的新年离开了中国。

现在，他在欧洲读书。小河忘不了大家在汇贤居附近一起为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点蜡烛默哀的场景。在那个角落里，一群人一起安静悼念的氛围很特别。小河说，因为封控，人与人的物理空间彼此隔离，可是记忆和经历确实共同和相通的。正是这样的共同经历和记忆，让我们打破了物理的隔阂，重新聚在一起。

“我显然不认识（站）在那里的人，但我知道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并且经历的时候我们不能（聚）在一起。现在我们在一起来纪念，就让我还蛮感动的。”

以前，小河想的是润出去，就像重新换一种身份，重新开始新生活。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新生活”，也许很难不割裂。在一个华人很少的国家，手机屏幕上划中文的社会新闻，可是耳边听到和眼前看到的，是毫不相干、没有被中文世界影响到的本地生活。他希望过一种不那么彼此隔离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建立更多的本地与家乡的连接。

小河形容自己在“桥上”，而不是在两边的岸上。就像齐美尔在《桥与门》里写道，“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坚定地将天然存在的分离统一起来；而门却显示出，人类又是如何将长久统一的、天然存在的单元分隔开来。”

从“门”走向“桥”，这不仅需要一个人的努力，而必然有公共性。如果国与国之间本身就有很大的出行限制，那么个人如何努力，也做不到让两地彼此了解和连接。

白纸运动是一个开始，而人们都还在路上。小河说，很多人一开始指责人们的抗争是一种冲动，但其实自从那次之后，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对中国公共议题的活动和讨论越来越多，，这样的分享和讨论变成了更加长期和坚固的事情。

在欧洲，小河不只一个人在手机里划中文的消息，也在将中国的新闻转发给外国朋友。小河说，从白纸运动之后，在中国和外国社媒上，“转发社会议题的新闻”已经成为他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的日常”。

留下来，在场，看见

梧桐也曾思考过“留还是走”的问题，但他“庆幸”自己去年仍在国内。

“我起码见证了这个事情。我站在了这里。我也不后悔和全国受到苦难的人站在一起。”

梧桐留在国内，因为他不想失去“本土的视野”。去年此时的奔跑，让他看到了普通人站在一起，与官方不合理声音对峙的希望，即便并没有达成很多共识。也许，留在国内，也与当时站在现场一样，多一个人尚有力气站在那里，便有多一双手来传递火把。

作为一名研究学者，梧桐还想继续在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是他现在最想了解的议题。从疫情封控开始生活状态的不正常，现在回到没有封控的日子，人们的“生活状态”回到正常轨道了吗？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梧桐觉得，他需要留在这个地方，继续探索。对于梧桐来说，如果一直呆在国外，“可能是一个悬空的状态”。

但是留在国内，不意味着与中国以外的世界脱节。他希望自己的“留”与“走”是流动的状态，能够看到更多的“桥”。他想从本土开始，让人与人、与外界创造更多连接。这意味着做一些微小的行动。比如，呼吁更多人一起给法律修改草案提意见，与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们面对面地聊天，用仅存的发声机会，尽可能多的去捍卫基本权利。

梧桐怀抱一种理想，“我们年轻人现在没有什么能改变社会的能力。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可以遇到更多的人，达到更多的共识。”他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留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坚定回了国。

一年前，萧璐在警察抓捕抗议者的浪潮之中回到了上海，那时适逢放开后第一波疫情爆发时。她那时告诉我，在海外关心中国事务，想问很多“为什么”和“怎么办”，但是远隔重洋，很难真正得到答案。她想要回国“看见”现实发生的情况。

一年后，她发来消息：“我现在最直接的感受是我很高兴我回来了”。

回国一年，萧璐继续做记者。在现场，她感受到“看见”的力量。

“这种‘看见’的作用就是让人能真实地重建自己生活的坐标系，会扎实很多。这样会比较容易有应对政治不确定性的韧性。”

今年此时，她在多家儿童医院里穿梭，报道中国北方流感高发，儿童医院人满为患的新闻。这让她觉得她能够更近距离、具体地看到中国人的境况和社会的问题。

萧璐认为，在国内做记者，仍然有意义。尽管已经不能做到报道推动政策的调整，但在场本身就是意义。

“对我个人来说，重点其实不是答案到底是什么，而是我有没有参与了解的机会，这个比较重要。能真的和当事人见面讲话，以及接触到很多层级的当事人，这里面已经有很丰富的东西了。”

改变是漫长而微小、间接的，但也许，现在还不需要思考“远大的理想”。萧璐说，能和家人、朋友、志同道合的同事在一起，与采访对象接触，已经是在为别人做一些事情。

我最后问萧璐：“所以其实感觉留下来的决定是更坚定而且不后悔的？”

“是的，可以很肯定地回答。”

这一年，新闻媒体的生活更难了。从前期准备，到找人、采访、写稿、发布，步步为营。记者不仅要考虑受访者的安危，也要担忧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警察周旋、被国安问候，已经成为很多记者的常态。一篇稿子，只为记录一些人发自内心的声音，却被贴上敏感的标签。

以往，信任媒体的受访者常常毫不犹豫地与记者聊天。今年，ta 们都谨慎了许多。不是担心报道是否有偏误，而是担心自己的受访言论是否正被警察监听。我们都深深陷入这样的恐惧黑洞，而这并非空穴来风。有五位知情人士称，白纸运动一周年前夕，多位曾参与抗议或发表观点的人再次被警察喝茶。

无论离散在海外，还是留在国内，都没有一条固定、安稳的路径。但一年过去了，很多人都有了更清晰的答案。建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间更多的连接，勇敢而真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探寻命运给自己的提示，也许是还能摸索的方向，也是一场失语者找回话语权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