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改革”哈哈镜

邓聿文评论文章：用哈哈镜式的改革来形容习近平的改革，是恰当的。正如一个人或事物在照哈哈镜会出现扭曲变形一样，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改革也是扭曲变形的，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相去甚远，甚或相反。

今年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45周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央媒以及部分省市党报在这段时间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密集的大幅报道，盛赞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及成就，让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要回到过去那个热火朝天的改革年代。不过，对官媒营造的这股“改革热”，民间冷眼以对，除个别学者发文，警告再不重启改革，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就不多外，没有呼应官方的改革号召。

民间对改革的冷淡，不是中国不需要改革，也不是百姓恐惧改革，而是厌倦了官方的“假把式改革”——只知高喊改革口号，却不认认真真做改革的事情；或者假借改革之名，行政府扩权之实，与民争利。不错，中国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也正因为此，改革成了“政治正确”，是中共的“主神牌”，任何时候、任何领导人都需要高举，不管他心里其实多么厌恶改革，都必须假惺惺举着这个“附身符”。因为中共知道，不举改革旗号，它的统治就缺乏正当性。故而，人们看到，自邓以后的领导人，无论江胡还是习，谈到中国的发展，都言必称改革，习就有个金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国改革的高潮阶段是在邓小平92南巡到本世纪初加入WTO大概十多年，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的目标，改革呈现出一种狂飙突进的形态，今天中国改革的总体框架，就是那时候搭起的。那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称得上不管白猫黑猫，能够发财致富就是好猫。当然，说“黄金时代”，是就改革的结果而论，如就过程和手段，则改革是非常残酷的，几百万国营企业的工人被区区小量补偿买断工龄，扫地出门，改革出现了悬殊的贫富落差。民间特别是底层百姓对改革的不满，就是从那时积蓄的。但总体来说，这段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制度基础。

这个“黄金时代”，大体和江泽民统治的13年重合，加入WTO可视为江的一个重大成就。胡锦涛接手后，由于改革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副作用越来越大，民间对改革的反对力量也越来越强，同时改革要向深水区推进，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重，因此，胡统治的10年，在改革上乏善可陈，特别是在他当政的后半段，改革事实上停止了。但中国经济也在这十年高歌猛进，这主要得益于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的连接，让西方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同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习近平2012年上台。他有着长期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工作并主政的经历，所以要说习本能反对改革，可能不符合事实。他曾试图接过改革之棒，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出台了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磅文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在当时振兴人心，以为改革的春天又到了。也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央深改组，指导改革，习亲任主任，看架势要大干一场。不管在今天看来，这是不是习有意要演这出改革戏，用一份改革文件来骗取党内改革派对他的支持，等到地位稳固，大权在握后，就一脚把文件承诺的改革踢开；然而，事情确实跟市场期待的相反。虽然官方后来宣布，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2000多个改革项目都如期实现，但它们不是人们需要的“改革”。

这些项目的“改革”，充其量是对行政管理的调整，理顺管理体制的某些关系，或者，在一些不重要的领域和环节小修小补，不是市场所理解的改革，也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称的改革无关。后者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习主导下的改革，岂止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直是发挥得过头，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源配置中见不到，能够见到的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其实也不是政府的手，而是党之手，党在这轮“改革”中从背后走向前台，大肆扩权，领导和指挥经济运行。

如果说，习前期推行的这套改革有如在哈哈镜中从事改革，完全变形走样，但毕竟打着改革旗号；那么，十九大后，除了某些重大场合，比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会宣誓改革决心，他很少再谈改革，说的更多是对外开放。开放当然也非常重要，但中国更需要改革，改革才是第一位的，改革改好了，开放自然会跟进，改革改不好，或者没有改革，即便全方位开放了，外资对国内的市场环境，还是提心吊胆。指望用开放倒逼改革，在过去也许行，但如今基本不可以。何况，中国近年的对外开放，也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被内外环境逼的。由此看来，在习时代，改革事实上是停滞的。

中国改革到后期推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经不联动，成了瘸腿改革。改革必须两条腿走路，政经同时发力，才能行稳致远，单腿走路，走得再快，也是行不远的。其实，即便是经济改革，要想达到效果，也需要政治改革的配合。没有纯粹的经济改革，改革都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环境和制度约束条件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那些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包括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利经济发展的因素，统统都要消除。邓小平之所以发动改革，就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经济发展，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以为凭着政府的聪明脑袋可以做出一个完美计划，调配资源，让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事实证明当然是失败的。但在当时非常僵化的状态下要打破计划体制的牢笼，政治改革须先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党政分开，不把政治上的路障清除，经济改革是启动不了的，哪怕勉强启动，也会很快熄火。

然而，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让统治集团产生了认识错觉，以为不需要政治改革，或不需要对政治伤筋动骨的情形下改革也能得以顺利推进，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这是不对的。原因在于，改革说到底是要打破原有的利益结构。旧的利益结构被打破后，在改革中又会形成新的利益结构，当新的利益结构中的某个部分变成既得利益，反过来它又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也要把这个既得利益打破。中国改革的问题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凝结成了一个以党政官僚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强大的新的利益集团，他们攫取了改革的大部分收益，因而不想再改革，固化这种利益结构，把改革锁定在最有利于他们的状态。

习上台时是以一个搅局者的面目出现的，他试图打破这个党政官僚资本集团，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发动改革。然而，当他通过一系列权力运作迫使高层承认他为核心，成为继毛之后最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后，他很快被权力腐蚀，接过党政官僚资本集团的衣钵，成为它的总代表，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他疯狂扩张党权，党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取代政府成为中国的实际管理者，而他则是那个高居顶端的党的化身。他就是党，党就是他。当党权深入到企业和经济组织，深入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也就愈发不可能对党政官僚资本集团动手术，改革也就真正寿终正寝，所以人们看到的就是那种“哈哈镜”式改革。

现在，官方借助改革45周年发起了一波改革舆论战，这是内外环境逼迫下做出的安抚社会焦虑情绪的姿态，过去四年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不安让官方觉察到危机汹涌，只好再次拾起改革的名号，从这个角度言，不排除明年在经济上或许有某种形式的相对有力度的改革措施出来——有时做个样子也要做得逼真点，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作为明年工作重点之一。然而，习对改革的认知决定了所谓的“重大举措”不会让人有太多意外。早在2013年，他就说，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2018年他又强调，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换言之，过大的党权是坚决不能改的，而不改这点，势必使他的改革沦为改革“哈哈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