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中国“毛泽东热”里的反智行为

有评论认为，中国毛派人士在种种因素下，其价值观、主张、言行，高度保守化和反智化，与国际主流左翼势力的立场完全相反。左翼人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本应该以促进自由解放、扶助弱势为基本原则，但毛派人士却反其道而行之，与极右保守势力所做雷同。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同形式和规模的纪念活动。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毛诞日"里的中国毛泽东热》（链接），作者王庆民指出，最近十年，中国的政治环境日益保守、社会气氛压抑。曾经颇有影响力的泛自由派人士被边缘化，公民社会萎缩的几乎至零。

当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表达被压制，人们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通过其他方式抱团取暖和表达诉求。毛泽东作为中国官方认可和赞誉的领导人，对毛及其思想的崇拜被许可乃至鼓励，许多人由自由派转向毛派，也就不奇怪了。

文章说，一些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对毛时代的高度赞美、对毛思想的全盘认同，反映的是国人非理性和极端化，以及知识的严重匮乏和对历史认知的错位。很多人并不了解1920-197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真实历史，根据歪曲的资讯，得到的是扭曲的结论。这种非理性和极端化，不仅体现在毛派人士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极端话语，还有线下的暴力和威胁。

作者认为，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国毛派人士在种种因素下，其价值观、主张、言行，高度保守化和反智化，与国际主流左翼势力的立场完全相反。例如在环保、科技、女权、LGBT权利等方面，中国知名毛派人士如韩德强、艾跃进、侯宁等人，都旗帜鲜明的反对女性和性少数的自由解放，辱骂中外女权主义和女权人士，甚至还主张女性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这些言论都暴露了他们名义上主张进步，实质是保守反动分子的底色。这实在是悲哀和讽刺。左翼人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本应该以促进自由解放、扶助弱势为基本原则，但毛派人士却反其道而行之，与极右保守势力所做雷同，令人痛心和愤怒。

作者说，何时中国人能够摆脱个人崇拜和反智主义，不再将某一个人及其思想不加分辨的盲目遵从，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进行独立思考判断，并坚持以人道与民主的普世价值立场争取权利，反对极权、尊重多元，中国人民才能走出专制与暴力，迎来个人的解放与民族的新生。

性狩猎与父权的再生产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不止是性骚扰：知识分子的滤镜下，同样赤裸的性狩猎》，作者桃吐认为，在经历了几年的反性骚扰互联网风潮之后，我们却仍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导致性骚扰频发的这个系统是如此牢固、难以撼动，受害者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够不够完美"的审判，却鲜有加害者得到了什么实质性的惩罚。种种性别暴力行为的表象之下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基于父权制而形成的性别狩猎场。

文章说，在所有创造性产业中，男性都占据着主导权，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产业构建了"适当"的女性形象，这也就意味着，女性的主动参与实际上仍然在被男性所定义、所掌控。她们一旦踏足其中，就会不可避免的陷入男性凝视的漩涡，成为欲望投射的客体，为了让自己的才华被看见，更不得不要去学会那一套男性所制定的规则来获取他人认可。在这些男性眼中，女性并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主体性的人，而是一个可以被性狩猎的对象--即便这个女性远比他们更有才华。

作者指出，性别中的权力关系本就是不平等的，而性别问题又是权力问题的一部分。在剥削弱者的强者里，男性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更不用说二元性别体系之外的LGBTQ+群体，ta们所处的位置太过边缘，以至于发出的声音都难以被听见，而对于挤压ta们生存空间有着最大责任的自然也是占据话语权最多的男性群体。甚至，由于男性群体过于习惯自己占据主导权、处于话语高低的现状，他们都很难意识到自己对他人造成了压迫。处在权威位置的男性塑造并反映了为男性服务的社会文化，实现了父权的再生产，而女性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缺席的，她们只是狩猎场中可以被男性任意"占有"的猎物。如果不看到性骚扰背后的一整个性别压迫系统的存在，我们便无法去完整地谈论性骚扰。

自由权是追求幸福的前提条件

台湾"风传媒"发表书评文章《追求幸福与法律正义》，作者周保松说，刘宗坤所著《为幸福而生：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权利的历程》是不可多得的好书。本书的主题，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作者将"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全书的主线，然后通过美国司法史上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案例，让我们彷如亲临现场般见到，在过去二百多年中，许多无权无势、受尽制度压迫的"小人物"，如何在有正义感的律师的协助下，通过司法抗争挑战各种不义之法，逐步实现这样的目标：每位美国公民，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性别和阶级，都应有追求个人幸福的平等权利。

这些案例包括：废除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和白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白人与有色人种的通婚权、平等的选举投票权、女性堕胎权、非法移民同样得到正当的法律程序保障权等。在这些司法争议中，既有不少源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歧视，也有许多来自深刻的信仰差异和道德分歧，因此导致法官之间、政党之间、公民之间产生激烈争论。例如公民应否有权拥有枪械，大学收学生应否继续实行平权措施，以及最高法院应否推翻女性堕胎权等，均引起极大争议。本书可贵之处，是没有回避这些争议，而是将它们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呈现时代的局限和观念的保守，揭示争议背后不同的考量，从而让我们明白制度演进的复杂和艰难，却又不陷入相对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泥淖，因为著者始终相信，自由和平等是美国立国的基本价值，正义和尊严是人们的普遍渴求，通过人们持续的争取，改变总有可能发生。

文章说，《独立宣言》所说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彼此分割和互不相干，实际上，前两者为追求幸福的必要条件。生存权容易理解，自由权的重要，在于给予我们每个人选择的机会。活得幸福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主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信仰、职业、婚姻、朋友，以至生活方式和政治连结。没有自由，人就只能活在屈从和奴役的状态，无法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