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中国的监控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最为有效的。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比前东欧和苏联做得更好。
它有一个特别的党务官僚机构政法委，还有大概1000多万的"信息员"，基本上是劳动力强度十分高的一个网络。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季刊》发表主编王天成和知名政治学者裴敏欣的对话《是什么使得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困难》。当被问到为什么在毛死后这么多年之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没有什么障碍就轻易崛起了时，裴敏欣认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在毛泽东后、习之前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触动极权主义制度的根基。极权主义的核心是对国家机器，特别是专政机器的完全控制。极权党内缺乏制衡机制，即没有所谓"党内民主"。
所以，没有任何体制内约束最高统治者的机制。同时又缺乏社会上对执政党的平衡或者制约的机制。所谓"改革开放"，经济上改变最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层面，党通过国家对经济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比如说，金融体系是党控制的，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其他许多主要行业，电信、能源、交通，基本上是国家控制的。它也可以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
裴敏欣还指出，中国的监控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威权国家也好、极权国家也好--最为有效的。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比前东欧和苏联做得更好。它有一个特别的党务官僚机构，就是政法委，在监控体系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协调作用。
从组织层面讲，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它每个部门--从街道到学校--都有党的存在，通过党来发展告密者。
所以，中国有许许多多叫"信息员"的人，大概信息员就有1000多万，是中国所有警察加起来的5倍。这一切全是由于列宁主义政党本身的组织优势。它唯一的优势或是少数优势之一，就是组织一个监控国家，通过比较低的成本组织一个很大的网络，基本上是劳动力强度十分高的一个网络。
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掌控命脉，监控上又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促成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没有什么障碍就轻易崛起
红海危机：中共聪明反被聪明误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红海危机背后，北京一场冷漠自私的游戏》， 作者Isaac Kardon指出，中国以贸易为主导的经济依赖于通过也门的曼德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商业自由流动，因此依靠美国来保护国际海上通道。尽管在毗邻红海海峡的吉布提拥有中国唯一公开宣布的海外军事基地，尽管中国自称全球领导者，但并未像其自称的那样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承担确保红海安全的成本或风险。它也没有公开提出可以替代美国行动的可行方案。相反，它似乎满足于坐视不管，并且对美国的军事反应提出隐晦的批评。北京正在玩一场冷漠自私的游戏，免费搭乘它所鄙视的美国力量的便车，打算两全其美。
文章说，中东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表明，习近平对和平与安宁的推动是多么的无力，而这也反过来正影响着中国。中国大约一半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而红海是通往欧洲的关键通道，欧洲则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尽管胡塞武装允许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通行，但中国的航运和出口商正受到贸易扰动的挤压。一场旷日持久的地区危机可能会加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强劲的逆风，无法承受供应链混乱以及航运和保险费率飙升的风险。从长期来看，如果北京在该地区表现得像一个投机取巧的不参与者，它的声誉可能会受损。
身心障碍者权利保障，两岸谁做得更好？
台湾《独立评论》发表文章《在中国，身心障碍者怎么读大学》，作者李坤融介绍说，中国在各级考试上，皆有提供身心障碍者的考场服务，但除了个别申请的考场服务之外，中国的高考制度并没有对身心障碍者有实质加分的机制。而当前中国对于身心障碍者的定义划分，相比于台湾而言较不完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二条之定义，较多局限于感官功能障碍者，例如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肢体障碍等，而忽略神经系统的障别，如学习障碍等等。从法规定义可以了解到，当前中国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保障，较局限于障碍状态外显的类别，而对于神经系统障碍的学生，可能较多还是会认定他们是"教不会"、"讲不听"，进而造成这学生在教育体系中被淘汰。
文章说，在当前的中国，身心障碍者进入高等教育主要分为两种管道，除了传统的高考入学外，还有专门为身心障碍者所设计的"单考单招"制度。但因为科系选择少，且限制特定障碍别，多数较有能力的障碍学生还是会选择使用高考入学。台湾特殊教育的发展比中国早，现今不论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皆较为成熟，也因为高等教育饱和及考试制度保障，让身心障碍学生几乎都有读大学的权利。
作者认为，台湾也应进一步反思：透过融合教育让身心障碍者进入普通大学之后，是否有受到良好的照顾？无障碍环境规划是否完善？学业学习及人际适应上是否顺利？当前中国身心障碍者选择职业时，可能因为无加分制度而难以进入理想科系，导致限制了可学习的内容，更无法顺利获得理想工作。而此状况在现今台湾也是相同的，有许多公司宁愿接受罚款，也不愿招收身心障碍者进来，因为需要负担购买辅具、改建无障碍空间的成本，反而花更多钱。从对于障碍者包容层面来看，"我想这部分台湾与中国差异并不是很大，也是我们可以进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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