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太焦虑憋出新词 地方紧盯寻解方

在中国经济低迷，股市暴跌、房地产也频传爆雷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月底的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大谈以科技创新为要素的“新质生产力”。

分析人士认为，新词汇反映出美中科技战开打以来，习近平对于中国科技落后的焦虑感更加迫切，因此不惜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专注发展能够“弯道超车”的新科技。

随着中国官媒的高规格报道，连日来，习近平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各地方政府与专家积极讨论的热词。《证券日报》2月3日报道更指出，许多地方正在“谋划新质生产力的破题之法”。

习近平创新词 地方工作报告紧盯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2023年9月前往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词汇。1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推进他近年来多次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并称该战略重要的着力点是要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

针对新质生产力的含义，据新华社在报道中解释，所谓的“新”是有别于现行高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靠“新三样”抗美国科技压力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书瑗指出，北京当局其实早有警觉，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制度、环境都还不完善，从科技创新、国企改革、三农问题到知识产权，要整合并解决这所有问题的政策包裹，就叫“高质量发展”。

梁书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刚开始时，所谓“高质量发展”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词汇，但随着美中贸易战、科技战暴露中国在科技领域跟美国之间的真实差距，才让习近平更加迫切致力于科技创新，所谓“新质生产力”就由此而来。

梁书瑗说:“特别是近5年来，美国给他(习近平)非常大的压力，让他用很痛苦的方式去承认自己在科技的掌握程度上面仍然有弱点，美国人掐了他的半导体之后，他就好像整个地动山摇了起来，他变得非常地迫切开始去提这个东西（新质生产力）。”

相比技术落差难以追赶的半导体领域，梁书瑗指出，中共中财办曾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着重推动的产业将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2月2日，港媒《大公报》更进一步举例，被称为中国出口“新三样”的这三大类产品，2023年出口额达1.06万亿元人民币（约1476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梁书瑗说，这几个产业是中国在国际间拥有较多专利权的领域，技术领先之下，一旦找到突破口，就可以延伸到充电桩、低轨卫星导航，进而形成由中国领先的新兴产业链。

随着2023年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之后，各地方政府也就开始“画重点”，将财政预算精准调配到深得中央关爱眼神的这些产业，加大力度发展。梁书瑗说，这就是在中共复杂的官僚体系与国家资源分配之中，政策推动的方式。

至于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到要“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梁书瑗认为也是要强化对“新质生产力”的资金支持。

中国推动人才优化 放任房地产“软着陆”

然而，在中国经济疲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没能挤上这班“新质”列车的传统产业就会明显感受到凛冬将至。

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大陆处处长黄健群分析，1月29日，曾是中国地产巨头的恒大集团遭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清盘，却没有得到官方援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今年战略目标是要让当年粗放增长，不符合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房地产业“软着陆”。

此外，中国政府近几年来藉由“双减”政策团灭教培行业，还有打击游戏、网络科技业，虽然理由不同，但黄健群认为背后最主要原因也都是为了“脱虚向实”，把中国的高端人才往实验室里赶，专注成为当前国家更需要的“新质生产力”。

黄健群告诉美国之音: “背后的逻辑就是人才的优化。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人才都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中共)的整个逻辑是说人才要回到实体经济，回到科研里面做技术创新”。

中共中央喊出“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的确已成为江苏等经济大省招商引资时的考虑因素。黄健群长期观察台商在中国处境归纳出趋势，只要能跟新能源汽车等“高新技术”沾上边的，就有机会拿到各种优惠、减税政策；反观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就算环保做得再好，也会被官员暗示转移到相对落后的省份。

黄健群说，中国政府推动经济转轨有明确三大方向，就是要“低转高”摆脱位处全球供应链底端的位置；“外转内”以内需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有“虚转实”，就是要促使人才、资源回流实体经济，避免陷入资本泡沫。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并未给“高质量发展”设定具体时间表，若参考中共二十大文件，指的是要在2049年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难理解习近平眼中的中国经济将是一趟“短空长多”的漫长旅程，也就难怪他会要中国人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

学者批评新质生产力“掉书袋”无助中国经济

对于犹如横空出世的新质生产力这一词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则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李恒青认为，放眼全球各国，科技创新与发展模式都是在市场供需关系中应运而生，人们因应市场需求发挥创新能力，再交由市场择优汰劣，这个过程从来不是菁英阶层或执政者所能倡导产生的。

在他看来，所谓“新质生产力”符合习近平惯用口吻，创出新名词之后，就要属下官员学习解读，但实际上只是在掉书袋，无助于解决中国当前面对的经济问题。

李恒青说:“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官员碰到了这些问题，他们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解决真正的问题，用自己脑袋里头臆想出来的一些模式，就只能说是忽悠(唬弄)民众、他们的下属，甚至是忽悠自己。”

李恒青批评，中国现在看来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也并非原创性的产品，而是依靠政府大量补贴，以平价甚至赔本的方式出口夺取市占，问题是现在欧洲国家也已经反应过来，开始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倾销调查，未来中国在该领域还是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梁书瑗认为，中国历经近年来的努力，确实已经在新能源车跟绿色能源等领域取得许多专利，加上俄乌战争以来，西方国家的汽车停止销往俄罗斯，以及欧洲即将全面禁止燃油汽车等因素，确实对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带来利多。

然而，光靠新能源车等重点产业的突破并不足以拉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梁书瑗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强调要“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但最近的现实状况却是中国动辄将经济议题上升到国安问题，政策的矛盾与不稳定只会对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工总大陆处长黄健群指出，中共既要安全又要发展的政策，在官僚体系内部已经造成两条路线的竞合关系，也使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确实感到困扰。接下来，中方自2023年9月起接连提出的扶持民营经济跟吸引外资的各种政策能够发挥什么功效，也将是今年观察中国经济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