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的时刻：家访二本学生，我被颠覆的认知

2017年暑假，应学生的邀请，在广州一所二本大学任教的黄灯拜访了学生位于云南腾冲的老家，从此开启了为期5年的家访之旅。在十余年的执教生涯里，黄灯的花名册上已留下了数千位学生的姓名，一种念头愈发强烈：仅从讲台上观察学生，远远不够。在她的课堂上，60%到70%的学生来自于乡村与县城。这些二本学生和他们的家庭都是不常被关注和理解的沉默的大多数。

高铁、长途客车、电动车、摩托车……换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黄灯从繁华的广州抵达山间、田野和海岸，走过学生自小求学的道路和校园，与他们的父母和亲友交谈。深入具体而稠密的日常，一条条鲜活的成长道路得以在黄灯面前延展开来。

她真切地看到，这些家庭和其中的个体如何在时代浪潮中翻滚，拼尽全力在社会夹缝中突围。对农村孩子而言，应试教育是在用极端损耗的方式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她也得以重新认识了教育：在趋于同质化的学校教育之外，自我成长的动力和坚韧究竟从何而来？

——口述｜黄灯，文 | 徐菁菁

突围之路

2017年底，我和学生张正敏回了她的老家，位于粤西南丘陵地带的一个小镇。正敏曾经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求学之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在正敏家，她从一个旧柜子里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我仔细数了数，里面有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还有接近两百支油墨用尽的圆珠笔——它们是正敏高三一年心血的见证。

那是让我极其震撼的一刻。事实上，这样的震撼反复出现在家访的旅途中。做为老师，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学生曾经走过多么艰难的道路。2005年，我进入广东F学院当老师的时候，大学已经扩招。一条高等教育的歧视链已然清晰。这种歧视逐渐带上了一种道德上的批判和傲慢。我有一种错觉，学生们考大学比我那个时候要容易得多，要考上二本院校，读书不用很苦。

家访颠覆了我的认知。对我的学生而言，读书本身就并非易事。上学之路的艰辛让很多孩子刻骨铭心。莫源盛的家位于广东省西部的郁南县。酷热的夏季，蒸腾的闷热气息中，我和他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这是年幼的莫源盛，每天在天刚蒙蒙亮时，打着火把走向学校的距离。初中，莫源盛每天凌晨一点睡觉，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吃过妈妈蒸热的冰冻包子，踩一个小时自行车上学校。

张正敏的家在山脚下，学校在山顶，每天去上学也要走一个小时上上下下的山路。她最怕下雨天。一路踏过遍布泥巴和碎石的山路，到学校时，一身早已透湿。正敏个子不高，她归结于小时候书包太重，营养也不好。学校没有食堂，妈妈给她准备的午餐常常是稀饭、黄豆或者自己播种的花生。午饭时，简陋的饭菜往往变馊变味，只能挑着吃一点点。

历经千辛万苦，孩子们争夺着乡镇中极其稀缺的教育资源。学生何境军家在广东廉江横山镇。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何境军妈妈给他下一个死目标：一定要考上学校初中的两个尖子班。为此，妈妈强制要求他晚上七点以后不准看电视。初中学历的妈妈自己先将教材学会，晚上陪着儿子，一点一点讲解知识点，坚持了整整一年。六年级的寒假，舅舅还将境军接到南宁，从零基础开始补习英语。最后，境军将将挤进了尖子班。

很多人都认为应试教育对农村的孩子相对公平，至少给他们提供了读书的路径。但在家访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对农村孩子而言，应试教育是在用极端损耗的方式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和城市孩子一样，农村孩子的创造力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扼杀。我的学生魏华和我提到，他从小因为爱提问，被老师屡次批评。初中的时候，他质疑一道题的答案，老师当场要求他以后不要再问任何问题，并因此导致全班对他的孤立。

更多的孩子在应试中成为了炮灰。当初，何境军一家之所以尽全力帮他考入初中重点班，就是因为何境军妈妈判断，如果初中不编入重点班，就绝无进入高中的可能。在境军的老家，我见到了他的初中同学，在普通班读书的明哥。他告诉我，普通班的学生早就放弃了升学的念想。初一时，明哥班主任就说过一句话，“读不读都无所谓，反正都有毕业证拿”。他所在的普通班，初二第一个学期还有六十人，到第二学期，只剩下三十人，辍学人数高达一半。

初中毕业，明哥赴深圳的工厂打工。境军则成功考入了廉江一中。在境军的初中，当年能考上廉江一中的学生仅仅十人。从表面看，境军已经通过努力得到了家乡最好的教育资源，但事实上，面对高考，这种“优势”在地域差异面前不堪一击。境军那一届有二十二个班超过一千六百名学生，文科生没有一个能够考上一本，理科考得最好的学生，录取的是华南农业大学。

我的学生能够从乡村走到二本，大多早熟懂事，从小就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的节点极为敏感。魏华的父母在东莞打工，他曾经在东莞念小学。学校里有一些家境富裕的孩子付钱让魏华替他们抄作业。尽管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魏华因此积攒了一笔小金库，但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环境的异样，主动向父母提出，学校不好，希望能够换一所。

学生何键的父亲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因此一直留在家乡照顾他，没有出门打工。2008年，家里经济难以为继，是12岁的何健站出来为父亲做了决定。他告诉爸爸：“家里如果没钱，即使将来我读书再好，还是白搭。”他同时向父亲承诺，自己一定会努力考进当地最好的中学。从此，爸爸妈妈将一年的柴火准备好。何健独自种菜，独自做饭。晚上，他不敢在空荡荡的房子睡觉，哪怕大夏天，都要拿被子将眼睛盖住。

万般艰难中，何健信守了承诺。在电子产品对农村泛滥侵蚀的大潮里，这个少年抵御住了种种诱惑，用下象棋、打乒乓球、唱歌等爱好排解孤独和寂寞，最后以年级前三，班级第一的排名考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

从乡村到二本大学，我的学生的家庭也已为此倾尽所能。家访时，我未必能见到学生的父母，他们往往常年在外打工。即使有幸能够见到，我们的交谈也发生在红薯地、猪栏旁、快递间、养殖场，是在铡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拣快递、修单车等忙碌劳动的间隙中进行的。生存的压力将日复一日的劳作安排得严丝密缝。

莫源盛小学三年级时，在外打工的父母将他和姐姐接到身边。在中山市南头镇的一家铝厂，父亲在工厂脏乱的仓库中清理出放一张小木板床的位置，告诉莫源盛：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炼铝涉及污染，每次环保检查，源盛和妈妈就蜷缩躲藏在附近的烟囱里。

学生早亮妈妈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十五个小时。1997年，早亮的爸爸养蚝失败。为了支撑家计，妈妈每天早上两点多开始做豆腐，赶在早上六点前到菜场售卖。上午八点，妈妈必须回家料理家务，接着把没有卖掉的白豆腐炸成油豆腐，下午骑着三轮车再去售卖一次。一板豆腐卖十五元钱，平均一天赚一百多元。就是靠着这笔相对稳定的现金收入，一家人慢慢偿还了养蚝欠下的债务，有了养猪的本钱，进而能够用卖猪提供的收入，支付孩子们日渐增多的学费，以及建房、缴纳计生罚款等大额开销。

除了奔波于生计，这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父母也在以他们朴素的教育观念影响自己的子女。学生魏华记得，爸爸从小逼他练字，不允许书写敷衍潦草，并立下规矩，不准作业没做完，就玩耍看电视。小时候，魏华好动坐不住，爸爸下班再苦再累，每天都会陪伴儿子学习两个小时。初中，魏华从东莞回兴宁老家念书，爸爸毅然放弃东莞的摆摊生意，回到故乡整整陪伴了魏华两年。对一个外出打工、不断漂泊的家庭而言，这显然需要对教育的坚定信念。

她们

5年家访，我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有能够走入更多女生的家庭。在我的学生中，女生比男生的数量更多。她们比男生更努力：在课堂上，她们坐在前排，而男生们窝在后面。我也不常在补考名单上看到女生的名字。她们往往也对未来有更强烈的期许和愿望。但相较而言，她们并没有像男生那样乐意展示自己。一些女生原本也邀请我去家访，可等我要买车票的时候，她们又退却了。

我理解这种退却。将复杂的家庭状况和隐蔽的成长路途展示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在有限的几次对女生的家访中，我也已然深刻地感到，相比男生，她们一路走得更为艰辛。在村镇，送男孩读大学通常是一整个家庭的核心目标，而女孩要读大学，普遍的态度是“不反对”。在家访中，听闻学生的成长经历，我会感概，一些原本顽皮、不知上进的男孩尚可能在家庭的要求和支持下扭转人生局面，如果换作女孩，她们可能早已被放弃。

成长于乡村脆弱的家庭中，女孩往往是背负最多重担的那个人。正敏的爸爸是粤西山区的农民，妈妈是越南新娘。1992年，妈妈被骗到中国贩卖后，被正敏的爸爸以两千八百元的价格买了下来。正敏高中每年的学费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个月的生活费需要五百元。这些硬性开支，爸爸不出，都是妈妈外出打工扛下来的。叔叔也总是向她灌输，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希望她早日放弃高中的学业。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在得知妈妈在支持妹妹读书后，就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

这种负担并不会因为读上了大学而消失。在大学里的很长一段时间，正敏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除了恐惧，她还背负着愧疚，因为她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是妈妈历尽艰辛换来的。

正敏说，自己能上大学，都是因为妈妈。一路求学，在每一个命运的节点，妈妈都为她扛起一片天空，让她得以继续走下去。2005年，家里的橘子获得了意外丰收。妈妈不顾爸爸的反对，拿着身上仅有的两万块钱，东凑西借，筹够了三万多，到镇上去买了一间老瓦房，使正敏得以进入镇里的学校，结束了每天走两小时山路，中午吃馊饭的生活。

正敏爸爸曾说，正敏读高中是等于“把妈妈卖了拿钱读书”。正敏妈妈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织蚕架、去黑工厂打小工、去饭店当服务员、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场顶着烈日采茶叶。作为越南新娘，妈妈没有身份，只能做高强度、高不确定性的散工。

“让妈妈骄傲”成为了正敏一路走来的最强大动力，她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这种母女之间的紧密连接不只发生在正敏身上。学生晓静的老家在潮州饶平。晓静熟悉妈妈的手，上面有做绣珠留下的老茧，也有采茶导致的关节变形。读中学的时候，也是妈妈每周骑着摩托车，往返八十公里，接送晓静和弟弟。

晓静妈妈早年在深圳工厂打工，一度很受赏识，曾有机会做管理工作，但因为和晓静爸爸结婚，妈妈回到了饶平的村庄，做了外来媳妇。人生中错失的机会让妈妈遗憾，也深刻影响着妈妈对女儿的期许。家族中有人催婚二十四岁的晓静，妈妈却认为，自己的女儿有比结婚更重要的事情。她也不像其他父母，希望孩子考公务员或者谋一份稳定的职业，而是主张孩子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唯一的要求是尽量在广州或者深圳待下来，凭本事吃饭，摆脱家乡蛛网般的人情关系，去见识更多的人和世界。

决心与出路

一次次家访的旅程中，学生和家庭从夹缝中突围的决心和坚韧都让我慨叹。我也得以脱离学校教育的单一视角，重新认识学生们的成长。

从前，我以为“90后”“00后”的孩子们在情感上是比较淡漠的。近十年来，我觉得学生们的眼神越来越漫不经心。他们似乎不太关心我在说什么，也懒得告诉我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是打湿的柴禾，点不起火来。

但当我走进学生成长的村镇和老屋，我真切触摸到了他们内心的柔软角落。我的学生有不少当过留守儿童，在祖辈的情感滋养中长大。父母对孩子总有要求，但祖辈爱往往是无条件的，尤为可贵。在S县，我和学生廖文瑜一起去看望她奶奶。我印象很深，那天，文瑜很自然地跑进房间里，找来一把黑乎乎的老剪刀，仔细地给老人剪指甲。

何境军从小淘气莽撞。但读大学时爷爷中风，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经常坐六七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去看望爷爷。家访的时候，在境军家，我注意到每隔一会儿，他就会到爷爷的房间去，扶着爷爷慢慢地走一走，好让老人能够多活动活动。这种耐心令我自愧弗如。

不管是从父母还是从祖辈那里得到过充足的爱，这些情感都在困苦中支撑着孩子们，在某些时候变成他们成长的契机。境军告诉我，高二他十七岁生日那天，爷爷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想回老家建房，遭到了侄子们的拒绝，他们瓜分了爷爷的老宅，没有给老人留任何退路。想到爷爷半生的劳作和付出换得如此结果，境军躲在教室大哭了一场。这场家庭纠纷成为了他告别少年时代的隐秘成年礼。他由此发誓要好好读书，让爷爷获得更多尊严。在高三一年，境军把理科综合的考分从80多提升到了130分。最后总分距离本科仅差4分。

高三暑假，境军和同伴跑去东莞打工。他们惊讶地发现，曾经热闹的工业区，早已变得空空荡荡。境军原本以为找工作很容易，逛了几天，发现没有合适的岗位。站在东莞的街头，他第一次感到迷茫，人生的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那时，境军已经收到了一所职业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但最终他坚定了复读的信念。他说：“爷爷奶奶总说家里要有个大学生，弟弟尚未懂事，我作为大哥，不考上大学，怎么带动弟弟努力呢?”复读一年，境军接受了学校类似衡水模式的管理，将成绩提高了80多分，最终考入了广东F学院的法律系。

从教近二十年，观察和思考教育中的方方面面，让我有一个感触：今天的教育中的一大问题，是学生的成长捆绑于课业之上，许多孩子极度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对生活的真相懵懂无知。而我的这些二本学生从小跟随家庭在谋生的道路上摸爬滚打，接受生活大潮真实的洗礼。在劳动中，他们体会过切肤的痛苦，也得以品尝切肤的快乐。这些经历往往会让他们格外坚韧和有力量。

在我的学生里，魏华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绝大多数学生在进入大学时都会经历一场不小的“危机”：高中时代对大学的美好憧憬会迅速被学历贬值，就业压力等信息所取代，从而陷入一段时期的迷茫和不知所措。魏华不一样。一入大学，他不逃课，不带手机，不看朋友圈，没有淘宝账号，也不用太多社交软件。一入校，魏华就聚焦学校的各类比赛，认定通过一些比赛可能为毕业后的创业提供动力。他把各类文件、制度研究透彻，对重要比赛的时间节点了如指掌。他还很早就意识到团队建设的重要，坚信大学是孕育出团队的雏形：“三个人凑一起，应该搞点事情出来，而不是吃个饭”。

大学期间，魏华先后参加过互联网、攀登计划、挑战杯等各类竞赛。“挑战杯”两年一届，难度大、含金量高，他大一尝试申报过，以失败告终，到大三申报时，因为有清晰的目标、深入的思考和前期经验的积累，很快立项。作为法律系的学生，他不满足模拟的法庭训练。大二时，魏华就就留意到校门口快递公司收取滞纳金是违法的。大三，他收集好证据，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后来他才知道，他完成的是全国第一桩起诉快递公司非法收取滞纳金的案例。毕业后，魏华迅速就拉起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魏华强大的行动力部分来源于他不安分的天性。他告诉我，他从小就有一种“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但通过家访，我也清晰地看到了日常生活对魏华的历练。

魏华的父母在东莞做小商贩。父母忙不过来时，魏华只要有空，就会去守摊、收钱或者招揽客人。从年幼学会算数开始，他就留意到了地摊经济学的秘密。他也会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哪些人是混得好，哪些人是混得不好，背后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这些接触社会的经验让他乐于在与成年人的链接中，历练自己的办事能力和洞察能力。大学时，魏华喜欢打车。他会在车上和士司机聊天，下车前，他大都能和司机达成共识：“司机不收打车费，我承担他们所有的法律咨询”。

上大学前，魏华已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高一时，他办过一个杂志，“不是很理想”。高二，他把自己攒下的钱借给大伯养鳄鱼龟，失败了。高三，他和父母养小鸡，“两百多只，只存活了三十多只”。这些尝试让他习惯于直面挫折：“要失败就赶紧失败，失败多了，成功自然来临”。进入大学他没有太多的焦虑和内耗。在东莞的生活魏华他形成了一个朴素的观念：不少普普通通的打工仔都能通过努力在东莞立足，自己根本就没必要担心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总会有饭吃。如此一来，不如踏实打磨自己的能力，“在不知道该干吗时，将能干的事情先干了”。

我的多数学生不像魏华一样创业做公司，他们能够踏实的生活，内心安定和自洽，同样也得益于生活的历炼。在学生早亮的家，他妈妈告诉我，早亮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二天，她就叫早亮下田插秧。邻居说：“考上大学不用插田喔！”妈妈的回答：“考上大学还要吃饭呢。”早亮妈妈说，她亲眼看见村里一个女孩，考上大专后被父母愈发娇惯，夫妻俩哪怕在田里劳作到下午两点，待在家中的女儿也不主动做饭。女孩大学毕业后，辗转东莞、珠海、湛江，甚至远赴湖南、黑龙江，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事实上，让孩子切实承担家庭责任是早亮妈妈一直以来的朴素观念。作为家中的唯一男孩，早亮并未得到过额外的宠爱。他从七岁开始就学着做饭，和姐姐轮流负责家里的午饭晚饭。家里放鹅和放牛的任务，也一般都由早亮独自承担。收割蔬菜的季节，早亮要负责铲草、拔菜，还要拿到溪边清洗。天黑时，一家人回到家也各司其职：早亮负责做晚餐，爸爸要去喂猪，妈妈要绑好洗干净的菜，以便第二天一早，到镇上售卖豆腐时顺便拿去卖。

由于二本大学的学历，我的大多数学生在毕业时都难以迅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往往需要兜兜转转几年，才能慢慢稳定下来。文瑜不一样。2019年毕业前，她已经手握两份工作邀约。一个来自广州的一家国企，另一个来自佛山一家邮政企业。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两个选择都算不错，但都不是文瑜心仪的去处。在此以前，她投递过广州公共运输部门的一家企业，可惜没有进入面试。文瑜最后的决定是鼓起勇气给心仪的运输企业领导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安排一次面试机会。她最终通过争取来的面试，获得了想要的岗位。

文瑜的“好运”和勇气并不出乎我意料。在同龄人中，她的沉稳、能干和骨子里的担当格外亮眼。家访时，我得知，文瑜的亲生父母早年离异。继母像亲生母亲一样养育了几个孩子。事实上，文瑜得以拥有机会念大学，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来自继母的坚持。

一方面，妈妈要求孩子用功读书，另一方面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她也一直坚持带着几个孩子做零工，补贴家用。文瑜记得，小时候，她不想父母因为经济拮据而吵架，“从小就知道，现状只能靠自己改变。”

初一暑假，妈妈带文瑜第一次来到深圳，跟随表姑在一家手袋厂打工，每天的日程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初三暑假，文瑜再次进厂，“每个小时的工资是七元”。同行的一个女孩受不了工厂的劳动强度，做了十几天，哭哭啼啼要回家了。文瑜帮她妥善处理的辞工的事，自己则整整干了六十天，攒下四千多元。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

在大学阶段，文瑜依旧坚持了中学时代的打工习惯。“通过兼职，养活自己”是文瑜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大一暑假，她去一家百果园打零工。由于给老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每到年前水果店缺人，老板就会力邀她帮忙，保证假期的三倍工资。整个大学，文瑜去奶茶店打过短工，在超市做过导购，做过课外托管，也当过翻译。她自食其力，没有向家中要过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