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检3月19日又曝出了一名因“涉嫌受贿”的落马中层官员的消息。这名官员名叫董亲学，正厅级，曾任辽宁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大连海洋大学书记、沈阳音乐学院书记。从中共当局列出的罪名看，排列在首位的就是其不忠诚，“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而且“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书籍”。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落马官员中都有“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书籍”，即阅读中共禁书的罪名。
如今年1月被通报落马的几名官员皆有此罪名。中共官方称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林刚、山西省阳泉市副市长韩加政、重庆市民族宗教委书记李中武都“存在长期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电子书刊等问题”。
而此前落马的中国金融界重量级人物、光大集团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唐双宁，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清玉，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从玖，湖南省长沙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陈泽珲，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张贵林等，在相关通报中都有“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私自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入境并阅看”等类似表述。
中共口中的所谓“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应该是指那些包含有“反共、反习”和揭露中共黑幕等内容的书刊。去年6月张贵林落马后，根据来自北京官二代杨祝（化名）的消息，披露其所“私藏、阅看”的书刊不仅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创办的出版社出版的若干涉及中共高层内幕的敏感书籍，还有经常发表揭露、抨击中共文章的《新纪元》周刊。
杨祝表示这样的中共官员太多了，“我们自己家里都有的是。北京这边我知道几个做地下图书的都能弄过来，拆封弄过来，都有专门渠道去弄。”他还说过去中共党内对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是自己在家看，不让人发现，这种事在人们生活里头非常普通，但现在管得特别严。
既然“大家都是自己在家看”，那这些官员获此罪名最大的可能性是被身边的知情者“打了小报告”或者被抄家时查获。
众多中共官员，包括“书记”看禁书，目的自然是了解中共高层内幕和动态，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找后路。而了解了中共黑幕的官员们，在结合自身的经历后，只能更加对中共不忠诚，并且大捞特捞，甚至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
几年前，笔者就听一个亲戚说他认识的东北某司法局局长退休前，就让妻儿带着大笔钱财移民欧洲，在他退休后，也马上跟随妻儿的脚步遁了。无疑，身为司法局局长，是最知晓中共司法黑暗的，他的选择既是为了逃避被抓，也是为了过上不用每天各种担心的生活。
这些看禁书的官员昭示着中共最高层这么些年来一再强调的“两个确立”、“四个维护”，一再强调的“政治忠诚”，效用是有限的，印证了中共几十年来通过宣传、教育等对包括诸多官员在内的中国人的洗脑并未完全成功。
实际上，对于忠诚不忠诚的问题，北京当局并无太多的办法，因为官员们可以把口号喊的震天响，可以把马屁拍出花，但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最高层无法真正触及、也无法控制的，而且强制的忠诚终究是流于表面。
没有太多办法的北京高层只能加大威慑力度。2023年12月27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文公布。其中，在“政治纪律”中增写对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络资料，情节严重行为的处分规定。这其实是在警告中共官员：阅读禁书等就是不忠诚的表现，就会面临着某种惩处。
中共内部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和更多官员因为阅读禁书被通报，透出的另外一个信号就是中南海最高层对于如何维持政权、如何让官员们追随自己，内心充满了不安和不确定。而其这种加大惩治官员力度的做法，同样效用有限，反而会让很多官员躺平，得过且过，表面忠诚实则另有打算。
中共党魁前些年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在文革时看过许多禁书，这是不是很讽刺？同时这也是在告诉民众：曾经被中共列为禁书的书籍，如今早已经可以公开出版售卖，那当这段历史走过，现在那些“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是不是也同样可以大大方方在书店出售并受到广泛的欢迎呢？谁又能说那一天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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