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武汉新冠疫情原本可望得到遏制

学者杨大力在新著中指出，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尽管当局迅速启动了一系列应急响应，但在最初关键的几周里，各种失误、审查、政治利益和适得其反的举措都延误了阻止病毒的传播。    

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记者Nicola Smith的文章，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Dali Yang）的新著《武汉：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后如何失控》（Wuhan: How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杨大力在书中指出，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尽管当局迅速启动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系列应急响应，但在最初关键的几周里，各种失误、审查、政治利益和适得其反的举措都延误了阻止病毒的传播，使得原本可望得到遏制的疫情传遍全球。中共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压制信息的政治传统，以及当局对主导权和控制权而非透明度的重视，都是不利于遏制疫情的因素。

武汉医疗界存在着普遍的怕被官方责难的恐惧。医院员工的感染被掩盖，一线专家遭到排挤。官员们忙着欺骗公众，并在明确知道疫情爆发的情况下组织"万家宴"。

杨大力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疫情最终影响的不仅仅是武汉，而是全球数十亿人。通过他的研究，这位政治学者并不相信，中国复杂的治理体系将来会更好地处理另一场危险的疫情。

利用中朝芥蒂解决朝核问题？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美国该如何利用朝鲜对中国的戒心和金正恩的野心》，作者鲁乐汉（John Delury，首尔延世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认为，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不信任在拜登执政期间进一步加深，看上去不太可能取得突破。然而，在朝鲜有两种未被充分认识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美国可能会从中找到筹码。首先是中国。尽管表面上有共产主义的亲缘关系，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骨子里都是民族主义者，对彼此都很警惕。两国之间深刻的相互不信任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中国人看不起邻国朝鲜，认为它落后，并对其破坏稳定的行为感到恼火。许多朝鲜人憎恨中国的成功，抵制中国的影响；平壤可以允许更多的中国投资，但不想欠中国资本的债。而金正恩似乎乐于在中国敏感的政治事件发生前进行挑衅，从而最大限度地让北京难堪，包括试验联合国制裁禁止的武器。

文章指出，金正恩在2011年成为最高领导人后等了六年才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当新冠疫情出现时，朝鲜是首批关闭与中国边境的国家之一，在近三年的关闭期间，两国关系出现了下滑。去年，金正恩选择普京而不是习近平作为他疫情后首次峰会会面的对象，跳过中国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金正恩对中国的不信任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契机。鲁乐汉还认为美国可以利用金正恩的经济野心来重启和平谈判。

中国"新左派"与台湾"左独"

台湾联经出版社《思想》杂志发表文章《离散华裔左翼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结》，作者刘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和丘琦欣（社会运动研究者）指出，一方面，西方学者想要从新左派身上，指认政治光谱下的中国"左派"，对比着他们所认知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入侵至体无完肤的西方；另一方面，无疑有一部分是出于新左派吸收并运用了西方批判理论，强调"中国模式"与西方发展脉络区隔的重要性。

自习近平上任后，毛派中的反西方国族意识形态渐成为主流，所谓新左派要跟着重经济发展的自由派对抗的说法，也不再适用。新左派的领导人物汪晖，远远不是反对国家政策的异议知识分子，他论述中的国家主义变得相对显著，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拥护者。不但被称为"国师"，也不忌讳地为"中国模式"的"一带一路"经济扩张政策辩护，主张此项政策有反资本主义的潜力。在台湾、香港、西藏以及新疆的主权问题上，以汪晖为首的新左派，大量引述后殖民理论，指出这些地方性的认同感来自于前殖民者文化影响的遗绪，并非合理或正当的，因此坚决支持将台湾与香港并入中国的领土，也反对西藏及新疆的主权，认为需要依靠"后殖民"的思想将其文化与民族认同解构。

文章说，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让新世代受到了"左独"启发，但这股能量却是稍纵即逝。对于广泛的台派而言，中国因素与中共武统的问题，仍是当下政治的首要考量，也因此可能会将左翼的关怀，包含劳权、人权，以及对于政府公权力的批判，放入次要的考虑。太阳花运动后"第三势力"政党的短暂崛起--一个渴望建立能够制衡两大党的本土政权的政治范畴--也逐渐被摇摆不定、功利主义导向的政治操作模式所取代。在中国侵略台湾意图越加明显，以及灰色地带战争越加频繁的现况下，要维持"左"与"独"两者的兼容更为困难。

在一个离散华裔、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以及台湾人都受到政治压迫的时代，"左独"的政治和离散左翼的交集，即在于提供这些运动批判汉人文化霸权的思想资源，扩张世界左翼对于"华人左翼"的理解，以超越单一绝对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