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发布报告示警，由于20年来追逐面子工程，中国许多地方政府身陷债务泥沼，在地方政府成为当地最大“老赖”（有能力还钱而拒不按照法院判决还钱者）的情况下，不仅对民营企业产生连锁反应，也增加了草根治理危机。目前这份报告已被封杀，多个网络平台上的转载都被删除。
冯川专门研究农村社会与基层治理，他透过长期的基层调查后发现，中国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老赖”，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系统性发生，1个可以称作“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统似乎已经形成。
冯川在报告中写道，贵州省六盘水市女企业家马艺珈伊自2016年起，为六盘水市承建10个政府项目，持续追讨工程款2.2亿元人民币（下同）8年，却被依寻衅滋事拘捕，只是这个“信用透支型治理”生态的1个缩影。
如今，地方上的信任危机已向下蔓延到村里。县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再失信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承包商，然后村干部失信于承包商、村民。不仅政商之间不断透支信用，政府与银行之间、各级治理主体之间，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都纷纷落入信用透支的境地。
冯川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在民营企业家和当地居民之间，造成了深深的不信任，需要进行重大政策改变，来重建社会信任和商业信心。
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信用透支表现在2个方面。首先是地方政府“只还利息不还本”。贵州省某县官员为了追求好“政绩”，获得升迁而大兴公共建设，在负债80亿元的情况下，每年土地出让收入只有1亿元，根本无力偿还1至2亿元的利息。该县县长直言，债是不可能还了，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连利息都不给。
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争取银行放贷而“虚增”国有资产。银行放贷需要对借贷方的资产和现金流进行审核，而地方政府用来借贷的LGFV大多没有实际资产和现金流，地方政府因此就把政府投资建造的水井、甚至公共厕所等统归为该公司的资产，但这些多是不良资产。
在被问及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于建造广场和豪华建筑时，贵州1位官员将其归因于实现政治成就的压力，以及确保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的竞争压力。冯川的报告引述贵州省1位不愿具名官员的话说：“我们不能落后，每个县长都只关注自己任内的成就，不考虑长远后果。”
根据官媒《新华社》近日发布的财政府数据，截至2月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年增14.3%，达到41.4兆元，但这个数据不含所谓的隐藏性债务，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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