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驻华记者协会”（FCCC）周一（8日）发表2023年度中国媒体环境报告，以〈 摘下了口罩障碍仍然存在〉（Masks off, barriers remain）为题来形容外媒的困境，直指中国当局以科技方式监控、干扰采访，甚至用无人机监视记者行踪。
曾驻京的记者向本台指，中国打压采访的手法形形色色，即使不是直接扣留，也会透过监视、骚扰受访者或身边的人等，而令记者恐惧，影响采访工作。
要在中国自由采访甚艰难，有多年驻中国经验的外媒记者乐小姐（化名）向本台分享她的经历，她说通讯软件被监控一定有，即使自己未被扣留或邀请“喝茶”，也因受访者被警告不要再接受访问，或身边朋友被打扰而感到无比压力，并慨叹愈来愈少受访者愿意说话。
乐小姐说：“我跟这边（大陆）的朋友聊一个议题，中国制造2025，可能在微信里面有讲到。后来他就有被公安找去『喝茶』，他很紧张，他的领导也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去了解以后，原来不是他有甚么问题，而是他跟我有那个对话。我会很怕是影响到我的受访者、朋友，我在这边的小心，在微信里很多不方便讲，都是因为这样子。”
乐小姐亦忆述曾试过采访火灾后，当晚便被当地负责外媒记者的官方办公室致电，指责其为何不先与他们联系，后来一些其他活动乐小姐也不被邀请。
未能尾随记者便用无人机
乐小姐的经历其实也正反映在其他外媒记者身上。“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周一（8日）发表最新的中国媒体环境报告，在受访的101位外国驻华记者当中，超过8成外媒记者遇过受访者以“未获准与外媒交谈”或“需要事前许可”为由拒访；并经历过骚扰、干预或暴力。还有大约一半的驻华记者曾被中国官员、警方或不明身份人士阻挠采访。
多达99%外媒记者认为，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标准。路透社资料图片
更重要的是报告称，中国在监视和干预外媒方面，科技发挥了更大作用，甚至首次有外媒记者向FCCC透露，在探访现场遭到无人机监视。报告引述一名欧洲记者指，曾去鄱阳湖报道白𬶨豚的情况时，被多辆载有便衣人员的车尾随。到村庄后，记者对渔民的所有访谈同样受到监控。该记者并说：“有一次当沙路堵塞，导致便衣人员无法开车靠近时，他们似乎使用了无人机。”
大多数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认为，有理由相信当局“可能”或“肯定有”侵入他们的微信帐号及手机，其中认为微信被入侵的高达81%，入侵手机的也有72%，55%认为住所或办公室被放置了窃听器。
所以多达99%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标准。
分析：科技监控是长期以来的趋势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代理所长黄兆年向本台指，中国早有用科技监控的趋势，政府长期采用一种干预市场的网络科技发展模式，得以控制国内的科技企业、或进入中国市场的网络公司，使他们配合政府进行政治监控和言论管制；至于疫情的出现更合理化了监控这一点。
他举例中国记者师涛被抓事件：“Yahoo作为一个国际的网络公司，他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在2000年代时应中国政府要求，提供用户资料，就是这个异议新闻工作者的电邮信箱的资料，被作为呈堂证供。就是说中国政府其实长期以来可以透过数位威权主义、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模式，来完成他的政治目的。”
其实记者在中国采访被阻挠已非鲜有之事，去年4月两名东森新闻记者在中国福建省平潭拍摄解放军军演画面，遭解放军检查证件，并一度被传遭中国警方扣留及限制行动；另外前台视记者曾在福建采访军事演习时被公安警车重重包围，甚至举枪要求他们不许动，他们后来也遭到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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