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为何来了中国又急着走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成为历史，中国政府再次对外发动魅力攻势，以期唤回在过去几年流失的外国投资人、人才或学生。不过，外籍人士对在中国居住的意愿似乎仍然不高，不少人仅计划"短待"，不愿"久居"。这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梦”

　　二十三岁来自美国的柯明路（Chloe Ross Bohn）打从高中开始，就对中国充满向往。她当时的学校中文老师来自南京，介绍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事，让她对这个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国家充满好奇。

　　2018年春天，柯明路参加由老师规划的校外教学旅游，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并依次造访北京、上海、苏州与南京四个城市。她说：“当时的我对中国了解的很少，所以这就像一趟旋风式的介绍之旅，有点让人难以招架，但我很喜欢。”

　　与中国首次亲身接触后，柯明路暗自决定，未来要申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与南京大学一年期的研究生交换生计划，让自己有更多时间体验中国。但当时仍是青少年的她，不认为自己上得了竞争如此激烈的学校，只把这个 “梦想” 藏在心里。

　　六年后的一个早上，柯明路在美国的家中接受本台视讯访问。一年前，她如愿入选了梦寐以求的交换计划，去年九月开始在南京大学学习，今年六月顺利毕业。

　　讲起她在中国的那段经历，柯明路仍难掩兴奋之情。她告诉本台记者，过去一年的经历让她了解到，政府不等于人民，美国人与中国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很在意家庭、事业等。交换学习期间，她还结交不少中国好友，其中两人更成为她的 “挚友”，彼此感情好到 “有时光看脸，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由于美中当前关系紧张，柯明路出发前，亲友耳提面命要她 “多小心”。但她发现：“我从头到尾都觉得非常安全。”

　　柯明路表示，美国民众从新闻上得到有关中国的资讯，和真正住在中国的美国人感受有很大的差距。她说：“所以结束交换计划，回到这里后，我等不及要与人们分享我的经验，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听到不同的论调。”

　　中国宜"访"不宜"居"？

　　不过，在被记者问到是否曾考虑留在中国时，柯明路坦承，当一个国家的 “访客” 跟要当 “居民” 是很不同的事。她表示：“短期来说，我感到非常舒适，不觉得我的权利真的有受到侵犯。但同时，我非常清楚我还会回来美国。如果是要长期居住，我想政府欠缺透明度的这项突然改变，会让我感到紧张。”

　　柯明路解释，在美国，政府受到很多来自人民的压力，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更像 “父母和子女”，人民对政府的决策只能全盘接受：“所以我认为，要当另一个国家的访客、遵守当地规定一年，不管你对这些规定真正想法为何，算是件容易的事。但要住5年以上，对我来说会是非常困难。”

　　《华尔街日报》 3月引述中国国家移民局数据报道，北京当局在去年核发了约71,000张外国人居留证，较2019年疫情前下降15%。与此同时，包括商务客在内的短期赴中国旅客人数也减少了2/3。相关数据还显示，即使在商业中心的上海，新核发的外国人工作签证数量也从2020年的7万张，显著减少至2022年的5万张。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2024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不愿移居中国的外籍人才比例去年达33%，其中原因虽可能是当局的疫情管控政策，比例较上年度下降18个百分点，但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的意愿仍不足，美中关系及其他地缘政治是最主要因素。

　　上海外国人也消失了？

　　一位曾在中国多个城市工作与就学、目前定居上海的意大利籍女士苏珊芮（化名）向本台表示，过去上海静安就如同美国纽约，到处可以看到外国人，但 “现在走好久也见不到一个”，很多商店、餐厅纷纷关门，房租也比以前下降。

　　苏珊芮也提到，疫情以前，有些区租给外国人的房子至少要1.5万人民币左右，好的地段还租不到。她目前住的房子原本住着一位德国人，此人在疫情期间离开了中国，并且只带重要物品，屋子里其他东西都不要了。

　　根据她近几周来的观察，上海的外国观光客虽明显变多，但是和过去比起来，现在更多是来自所谓 “南方世界” 的人士，而他们大部分住在较边缘的闵行区，而非像静安、前法租界等相对繁荣地区。

　　此外，苏珊芮也注意到，上海地铁上近来还出现很多高挑、年轻的俄罗斯女子，“她们在这干嘛，让人搞不清楚”。

　　战略拉拢"南方世界"、俄罗斯

　　至于何谓 “南方世界” （Global South，又称全球南方或南方国家）？美联社去年九月撰文解释，即使有 “南方” 二字，该词并非地域性词汇，多数人援引1980年代由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所提出、依据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毛额划分的南北 “勃兰特分线” （Brandt Line）。

　　报道指出，在今日， “南方世界” 主要泛指由联合国134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G77），其中包括印度、南非、巴基斯坦等。

　　美国《外交家》杂志（The Diplomat）专栏作家默西‧郭（Mercy A. Kuo）本周一（24日）以《中国在南方世界的崛起”》为题指出，随着中国与美国、西欧关系恶化，中东、非洲与其他 “南方世界” 国家对北京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并且逐渐成为中国争取政治支持与经济伙伴的主要对象。

　　默西‧郭认为，中国对这些区域的战略兴趣主要是想取得石油、天然气与矿产等资源，其次则是在国际体系中争取支持，例如在有关新疆、台湾、香港和南海议题上。

　　根据美国智库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本月发布的相关报告，中国早在1980年代开始就对 “南方世界” 国家提供训练计划，起初的方式多为外援。但到2021至2022年间，这些计划已显然成为推动结合威权治理与经济发展论述的工具。根据统计，中国的相关计划数量近10年大幅增加，从1981至2009年的142个，激增至2013至2018年的1400个，成长近10倍之多。

　　中国对 “南方世界” 的投资似乎已奏效。“大西洋理事会” 分析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一份民调结果发现，多数发达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中国观感负面，例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与日本等，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却倾向正面。

　　除了拉拢 “南方世界” ，中国政府近几年也在积极提升与俄罗斯的 “无上限” 伙伴关系，并以此和美欧联盟相抗衡，这也连带推动中俄民间的交流。

　　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今年5月访中期间，接受官媒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目前约有9万名俄罗斯大中小学生学习中文，随着检疫限制的取消，游客流量持续猛增，去年有超过73万俄罗斯公民到访中国。

　　好感不等于居住意愿

　　不过，发展中国家与俄罗斯人对中国观感虽相对正面，但这份 “好感” 似乎并未转换成居住意愿。

　　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卡迦维（Rakhmonberdi Khajiev）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主修计算机科学。他2019年抵达中国，几个月后就遭遇疫情。即便曾经历封城、严格封控措施，他仍对过去五年在中国的求学经验看法正面，未来计划继续在当地攻读硕士。

　　谈到为何选择赴中国求学，卡迦维透过视讯告诉本台：“我的父母在乌兹别克斯坦开了一间店，贩售女性服饰，大部分商品是从中国进口。我一直希望能出国读书，他们就说那你去中国，或许你在那也能学中文，帮助家里的店。” 他说，中国在信息技术（IT）领域的发展，也是他选择中国的原因。

　　不过，卡迦维虽在学校结交一群好友，也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但他只打算待到读完硕士。他表示，之后计划去欧洲攻读博士或其他硕士学位，例如德国，毕业后留在当地求职。

　　他解释：“在中国，通常都是当地公司，很难能进到科技产业，因为光是中国人之间的竞争就已经很激烈。身为外国人，要找到工作蛮困难的，因为你必须和当地人竞争，而我的语言能力虽然日常对话没问题，但专业科技词汇还不太行。” 此外，他表示，要在中国取得工作签证也不太容易。

　　潜在战争风险

　　来自俄罗斯的26岁女子奥雅（Olya）也对居住在中国意愿不高。她目前旅居德国柏林，5月曾与丈夫到北京、上海与西安等地旅游。

　　奥雅向本台表示，那趟旅行是个很棒的体验：“主要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和欧洲国家不一样的世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我想这就是我追寻的，去中国就是想要有些新体验，而我得到了。食物很棒，也有很多文化历史景点可以参观。”

　　由于这趟旅行只待两周，无法把中国看遍，奥雅希望几年后能再去一次。但被问到是否考虑搬去中国居住时，她告诉记者，在不会说中文情况下， “很难想像自己住在那”。

　　除了语言因素，奥雅坦承，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监控，以及潜在战争风险，也是她不考虑搬去中国的原因。奥雅告诉本台，她是在两年前搬到柏林的，而俄乌战争是她决定离开俄罗斯的原因之一。

　　她说：“每个人都在说，中国跟台湾的关系紧张。当你离开一个和邻国具侵略性关系的国家，你不会想再到一个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发生事情的国家，你会想去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