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税举债发钞三管齐下，难解中国财政之困

近日，A股多家上市公司遭遇“补税”，有的面临近5亿元的巨额补税，有的要补缴长达15年时间的欠税。“查30年的税欠50年的债”成了中国财政困境的标签。中国发行50年期国债这事倒并非首创，早在2019年9月3日，美国福布斯网刊就发表《百年债券？为何全球已有14个国家发行“超长期”国债》，只是买与不买的选择权在买方。

但倒查30年的税，却是国家税务机构行使国家权力，企业无所逃遁。尽管6月18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为此发了“安民告示”，称税务部门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已有的只是近期针对相关企业的查税补税，但安抚作用有限，中国政府财政饥渴严重，国人对政府税收扩张的冲动早有警惕。

中国财政缺口逾万亿

6月24日，彭博社发表《中国财政收入降幅创一年多来新高》（China’s Fiscal Income Drops at Quickest Pace in More Than a Year） 一文，该新闻社用中国财政部数据计算得出，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内，1-5月总收入同比下降4.1%，至11.36万亿元人民币（1.6万亿美元）；同期这两项下的支出合计同比下降2.2%，至13.61万亿元。财政缺口因此为2.25万亿元。

填补财政缺口，不管是哪种体制下的政府，都会用以下三种方式弥补，一是增税，二是发债，三是发行货币。区别在于：法治国家的增税有立法程序，但追缴欠税的操作空间很大，中国这种国家很容易“人治”当家。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日子很不好过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进行征税紧逼，会导致杀鸡取蛋现象发生。

中国自朱镕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约从20年前开始，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近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这项收入大幅下降，经济成长放缓又拖累税收收入，导致政府预算吃紧。地方官员因此杀鸡取卵，要求多家企业补缴回溯几十年前的税款，以填补地产危机造成的财政缺口。

被要求补交税款的公司当中，维维股份、博汇股份等公告了公司或子公司涉税情况。其中，维维股份原控股子公司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枝江酒业”）在1994年至2009年的15年间，累计欠税8500万元被追缴；博汇股份对芳烃抽提装置等进行停产，此前该公司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公司“重芳烃衍生品”被要求按“重芳烃”缴纳消费税，有人测算，据说高达数亿。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存在补缴税费情况的还有顺灏股份、北大医药、藏格矿业、华林证券、联建光电等。上述公司的补税原因包括政策变化、少计税、未按规定申报等。一时间，关于A股公司是否面临补税潮，上市公司税务是否要“倒查30年”的讨论四起。

中国发行债券还有多大空间？

中国的巨额债务及偿还能力，早就成为国际金融界与几大评级机构的重要话题。2024年1月，中国政府智库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NIFD）发布报告指出，去年中国债务（含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高达287.8%，较2022年增加13.5个百分点，创纪录最高，约为GDP总量的2.9倍。

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24年春季年会期间发布关于政府借贷的最新报告。IMF警告称，中美两国政府应采取行动降低未来的借贷，因为它们的债务激增有可能对全球经济和其他国家支付的利率产生深远影响。该报告表示，许多富裕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它们的债务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的水平；但是，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目前的政策保持不变，这两个国家的借贷将继续激增。IMF预计，到2029年，美国政府债务将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33.9%，高于2023年的122.1%。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3.6%上升到2029年的110.1%。报告称，在美中两国的引领下，全球政府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从2023年的93.2%上升到2029年的98.8%；英国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也在激增。

报告还指出美中两国政府债务持续升高对世界的不同影响： 2023年美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滑坡”，政府支出超过收入8.8%，高于前一年的4.1%；中期预算赤字预计将超过6%。而这种借贷水平正在减缓降低通胀的进程，而且还可能提高其他国家政府支付的利率，可能导致其他经济体的融资条件出现波动。

对中国，IMF发出的警告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放缓“因意外的财政紧缩而加剧”，很可能会削弱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减少已成为非洲和拉丁美洲政府重要资金来源的援助流量。

不过，尽管IMF是对美中两国同时发出警告，两国政府债务相比较，中国看似要低，但美元是全球硬通货，号称“纸黄金”，美国财政收支的结构性失衡也是全球皆知的问题，但美国国债仍然是全世界最具流动性的“无风险”资产，全球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对其有着稳定的需求，因此，发行国债的空间还较大。中国人民币则无美元这等国际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债的需求远小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因此，中国国债的发行区域主要在国内，空间不大。

增发货币必然推高通胀

最近，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在4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说话“目前M2余额超过300万亿元”，因人民网引用一下走红网络。其实，这不是邹透露了什么秘密，央行发布2024年2月的社融和金融统计数据中明载：截至2024年2月末中国的M2余额为299.56万亿元，同比上涨8.7%。这个规模是美国M2的2倍以上，引发了美中两国谁印钞更疯狂的讨论。

因此，海外舆论认为中国疯狂印钞超过美国拜登政府。中国方面有人指出，美国的M2范围有限，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旅行支票、活期存款、储蓄存款、10万美元以下定期存款、货币基金等，10万美元以上的定存不在M2统计范围之内。在中国，不管多少钱，100万、1000万甚至1亿元定存都放在M2里核算，因此，简单计算没有意义。

这一说法是事实。但真正的不同在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发行再多，通胀压力也能向外释放，近三年只因拜登政府发钞举债太多，通胀才在国内反应出来。即使如此，美国通胀造成的问题也很严重，影响到2024年大选。考虑到美国都无法完全消化增发巨额货币引发的通胀，中国当然不能再继续增大货币供应，因为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增发带来的通胀，几乎全由中国人承受。

自从十多年前“现代货币理论”为政府提供可以无限发钞的“理论武器”以来，本来就奉行凯恩斯理论的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将凯恩斯理论的两大利器“政府应该有限干预经济”与“可以实施有限通胀以刺激经济”中的两个“有限”去掉，变成无限。从2009年中国选择5万亿刺激经济并继续将房地产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以来，中国经济就进入了货币推动阶段。在政府债务高企、企业税收偏高，暂时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支柱行业培育新税源之前，哪怕将增税、发债、印钞这三种方法全都用上，也难解中国政府的财政饥渴。如果中共最高领导是任期制，当然可以饮鸩止渴，因为所有的麻烦可以“击鼓传花”，落到别人手里。问题是：这届之后，仍然是习近平担任中共掌门人，所有麻烦无从卸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