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主人？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反思：这个问题是否成立？

“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一个独立自觉（有明确的理念）的组织，还是一个被有意识培养出来的一个恶兽？

首先，极端民族主义者，并非是一个有明确理念、组织的社会团体，比如右派政党，而是一个分散的社会群体，他们之所以同样地“仇日”、“反美”，甚至叫嚣要杀死日本人的妇孺而后快，是受到社会默许的“仇日反美”的宣传——充斥在媒体上的抗日神剧、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过度渲染、叫嚣仇杀所有日本人的网络声音等——所致。

谁在引导民众情绪？无需多言。

政府在外交层面需要凸显“战狼”的形象，而在民间，则要营造能够一致对外的氛围。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当一个政权不能通过稳定的社会建设，来实现民众对它的满意度时，它便会通过“仇外—爱国”的宣传，来实现民众的凝聚团结，从而稳固其政权，以及对社会的控制。

为何要用如此极端的“非理性”来引导？民众的爱国情感引导得越极端，这种“非理性”的力量也就越大，人们便会把对社会、政府、现实的诸多不满，化为对他人、他国的暴力进行宣泄，在这个过程中，诸多的社会治理问题被掩盖，政府转移了民众对它的不满，而行将分裂的社会也再次被凝聚。其次，这种力量，也是政党与其他国家抗衡的一种手段，释放民众的这种“非理性”的暴力，是辅助于直接战争威胁的另一种暴力手段。

但是这种民众的爱国暴力，恰如长江上汹涌的洪峰，洪峰越高，力量越大。虽然政府希望这种力量能够被引导向健康的“水力发电“，可一旦失控，也会有毁堤淹城的风险。正如简中世界所嘲讽的“养蛊自噬”，这种力量一旦失控，同样也会造成政府的巨大危机。

比如前两周吉林美国教师被刺，以及近期苏州日本母子被刺事件，民众叫嚣着要清算日本人，甚至妇孺皆杀，官方紧急灭火的行为，竟然招致了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不满，甚至有“媒体都被外国势力所收买”这样的声音。这不禁让人揶揄嘲讽，说官方自己吃了回旋镖，要知道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恰恰是官方这些年来自己精心培育的。

民众为什么总是乐于被引导成为极端的爱国分子？

中国的民众，因为从未有过独立公民的身份与意识自觉，因此缺少对于社会问题、国际政治的理性认知，以及由此派生的独立公民行为（对政府的批评、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对于个体与他人正当权利的诉求等）。同时，由于政府的信息控制以及愚民政策，社会本身缺少真实而综合的新闻，因此民众的行为，实质上是受政府引导与控制的，甚至民众所认为的经由自我独立思考判断而做出的行为，也在无形中受到政府的引导与控制。所以中国的民众总是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对于政治毫不关心，甘心受政府的奴役的“草民”，以及一旦受到引导，便立刻本着单纯而愚昧的“爱国心”，化身为极端爱国的暴民。民众单纯而愚昧，自然很容易被政府“非理性爱国”的引导。

比如中国政府去年在媒体平台大肆炒作的美国孟菲斯动物园虐待熊猫事件，在中国国内点燃了民众的仇美之心，要一致讨伐美国，但是今年政府又决定送一对新的大熊猫给美国圣迭戈动物园，去年那一批爱熊猫的国人完全难以接受政府的行为，他们不敢大骂总理，于是闯入到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尾随辱骂专家，紧接着这批人便被定性为违规直播、在境外散布不实消息，这些爱国的民众肯定难以理解，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为何会被这样对待。

再举一例，在2019年末的武汉疫情中，作家方方，受到了中文互联网的一致口诛笔伐，认为其在美国出版《武汉日记》是卖国行径，几乎当时所有的民众，都认为方方是在故意丑化政府，故意渲染中国疫情危机，当时甚至有人要扬言要杀死方方。当时这些民众，必然是怀着“拳拳爱国心”，来对方方口诛笔伐的，不过时代过去了，他们作为疫情时代的受害者，是否反思过自己的这些所谓爱国之心？是否真正有后悔过自己对于方方无端地辱骂伤害呢？在专制制度下培养起来的中国民众，总是从一个爱国情感，走向另一个爱国情感，却鲜少能够痛定思痛，真正地理性总结历史中的问题，以求避免将来再次重蹈覆辙。专制制度下的中国民众，必然是善忘的，他们面对历史的危机，总有一味绝对好用的灵丹妙药：爱国。

为何说“非理性”的爱国，必要会走向暴力？何谓“非理性”的爱国？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凡是不允许反思的爱国，便是非理性的爱国。有以下表现：1、爱己国同时恨他国；2、不允许反思“爱己国”行为的正当性（比如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政策，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进行申诉）；3、不允许反思“恨他国”行为的正当性（比如反思随意杀害日本人的行为是否正当）。再论为何必然走向社会暴力？被引导的“非理性”的爱国，通常会作为外交手段的一种辅助工具，但是它并不能成为发生战争的充分条件，因此这种不断被渲染的“非理性”的爱国暴力，通常只会蔓延为社会内部的一种普遍暴力，通常伤害的，只是本国的人民。而且由于非理性爱国的定义中的“不能反思”本质，便决定这样的爱国，一定会走向极端化、妖魔化与暴力化，甚至会演变成一种狂热的“宗教”战争。（就好比抗日神剧，是一种不能被反思的绝对正确的爱国，在这一前提下，必然会滋生出裤裆藏雷、手撕鬼子这样的雷人剧情。）比如12年前的西安“U型锁”事件，砸车人蔡洋便是借着爱国的名义，用U型锁砸向开着日本丰田车的车主李建利。再比如本次苏州刺杀日本母子事件，最终是保护日本母子的中国人胡友平被凶徒刺死。所以我们说，通常非理性的爱国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弥漫在社会内部的一种对于本国同胞的一种暴力。

非理性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结果是什么？

非理性爱国和极端民族主义，通常有三种结果；第一种，轻度的，会造成社会内部互相伤害的暴力，民众借机宣泄对社会的不满，并蔓延为暴力事件；第二种，中度的，弥漫的社会暴力造成内部社会动乱，或造成对外的重大外交事件，这一阶段可能会产生某些极右的组织，结果是会被镇压；第三种，重度的，通常会重创本国政府甚至造成其倒台，对外则走向军国主义与战争。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今天，是否还会有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非理性爱国团体？

可以说，情况不容乐观。义和团的产生背景，是治理混乱的清末社会，人们借爱国救国之名，团结起底层的民众，进行杀洋人保满清的社会运动，义和团的这种凝聚力量，恰恰是非理性的爱国情绪。现在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房地产问题、基层治理问题、制度问题逐渐凸显，政府在拼命地维稳、救市，但同时社会基层的治理越发混乱，失业率高，民众普遍房贷缠身，甚至有很多烂尾楼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生存，而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今年年初并发的自杀事件、暴力事件、仇杀外国人事件，已经显示社会正在走向混乱之中，而这，恰是“义和团”——非理性爱国者滋生的温床。

我们怎么面对，或者避免非理性爱国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

在社会混乱的时期，通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爱国情绪，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政府控制社会的手段，通常难以按照理性的建议立刻做出恰当的调整，而政府陷入到治理危机时，也通常会用非理性的爱国情绪饮鸩止渴，这就更加放大了他们的“暴力”。正如前面所说，非理性爱国的本质是“不允许反思”，因此我们能做的，便是对社会中所弥漫的非理性爱国声音，以及所造成的暴力事件，我们要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分析，引导民众反思，以期能够给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降温。但是如果时代潮流走到并非一二人所能扭转，那么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自保。（作者：飞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