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邓兼用的习近平为何陷入困境?
毛有其极权主义的完整逻辑，邓也有其威权性统治的自洽逻辑，而习近平试图将两种逻辑融合打通，结果走向一种不伦不类，进退失据的状态——因为你不可能一方面要继续增加经济的活力，自由市场的好处；同时又要严控社会，限制自由，统一思想，享受毛号令天下的威风。
前段时间，中国官方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民间也有些文章解题发挥，回忆，怀恋，希望回到过去稍宽松些的环境。但整体上，社会似乎是冷漠以对，无感，讥讽，同时，有些人则是热衷关于习的种种传闻；一种普遍的迷茫，无力，甚至是绝望的氛围在弥漫，除了些指鹿为马，厚颜无耻的御用“学者”文人依旧在那里为领袖与中国的前景大唱赞歌，人们其实明白，中国已经陷入困境，而这首先是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执政路线陷入困境有关的。
毛做错了什么，邓做对了什么
十多年前，经对习近平执政一年的观察，笔者在一篇题为“危险的政左经右——谈近来中共的执政取向“
（2013年9月）的评论文章中断定，如果习想搞些“政左经右“（那时经济上提出让市场倒逼政府，国家退出不该占有的领域，给民企更大自由，上海自贸区出台，政治上却开始收紧言论，批宪政，推崇毛……），只能证明“他对现代文明的本质毫无体认，本质上是毛精神上的传人；也就很难指望他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这个时代的课题”。稍后，又在几篇文章里对习近平的执政做出如下归纳：他试图“以毛纠邓，毛邓兼用，毛邓互补，打通毛邓“，推行一种”新毛主义的执政路线“，最终成就自己的政治路线与历史地位；但笔者当时也明确预言说，这注定会失败。
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毛的政治是不给人们自由的政治；邓的路线是给人们部分自由；毛的政治造成的灾难肇因于此，邓路线的成与败也是由此而来——成，是因为人们获取了部分自由，经济得以发展，社会开始活跃；
败，是因此种改革，人们缺乏公民的完整权利，权力得不到监督，法治不得彰显，新闻没有自由，腐败必猖獗，发展定扭曲，从而吞噬发展的果实。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跳出邓的模式，用全面改革来纠正不完整改革带来的问题，而不能用改革前的方式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用毛限制人们自由的方式来修补自由不完整带来的问题，如此，最后只能是将即便是由这不完整自由带来的某些成果也毁掉。
历来，中共的领导人都有一种工具性利用前人思想与政治权威的习惯，
从毛到邓再到习皆是如此。毛工具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夺权，用一套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借来的现代术语、组织方式，以革命、阶级斗争、历史规律来修饰论证其本质是造反、打江山的事业；混杂着民族主义诉求，以洪秀全般扭曲俗用基督教的方式利用带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掺拌中国民间宗教传统，打造社会与政治动员的精神资源，一切以夺权，赢得权力为目的。只是独掌大权后，那种现实工具主义相当大一部分逐渐被一种独裁者常因权力不受限制所衍生的虚狂乌托邦想象所替代，对社会进行某种激进改造，绝对地限制人们的自由，造成天怒人怨，灾祸连连。
邓也是工具性地使用毛，但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事实上是虚置毛、背离毛，只是在维系党与政权的权威，独占的合法性，威慑社会时才又用毛。“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周其仁语），其实根本的答案是他不做什么，让社会休养生息，赋予人们以某种自由，从毛式的统领一切、干预一切的极权政治后撤，给社会让出空间。江胡则是萧规曹随，跟着邓的脚步发财致富，不折腾，该做的也不做，自己少麻烦，执政集团权贵分赃，皆大欢喜，普通人则跟着享受增长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滴漏效应”，获取某种好处。只是，这种“滴漏”因各种因素，特别是权贵的利益垄断，结构固化，国进民退，经济失衡，效益递减，加之其他的内外经济的与地缘政治因素，增长乏力，最终走到难以维系的地步。
而这说到底又与邓做错了什么有根本的关系：他利用毛，否定毛不彻底，固执地保党的政治独占，改革只具富国强兵的工具意义，不将构建一个现代文明为改革的根本目的，不肯赋予公民完整的权利，“六四”屠杀葬送中国和平渐进地迈向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建设一个可以调整社会阶层利益的民主体制的机缘，改革共识崩塌，腐败泛滥，道德颓败，利益分配失衡，民粹的氛围累积，……便都为习近平式人物与政治的出现准备了制度、社会、心理上的条件。邓路线的内在缺陷，邓自己的政治选择为否定他自己及其缔造的事业培植了土壤，准备了条件。设想：中国的政治改革，法治建设，新闻自由如能有些进展，岂会有习近平的今日？
习又做错了什么
因邓式改革已捉襟见肘，陷入困境，三十多年借经济的增长产生的新兴社会力量以及具有新意识的人们渴望突破这种既有的邓式框架，以便为中国的未来再造新局；但从中共保持权力垄断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又意味失去权力的危险。至于社会上的民粹情绪则急迫地希望消除那些邓式改革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并不特别在意主政者将以何种方式消除积弊且这种方式会带来何种后果。
是在这种背景下，出身元老家庭从来就认为权力天然是他们的禁脔的红二代习近平，便依托中共的接班人体制，在“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
（陈云）的权力继承的合理化论述下自然地登台出场，以保江山，打造新式红色帝国为己任，固权、整党、肃贪、查弊，打压社会力量，从文化到社会乃至经济，系统地压制自由空间。执政十多年来，其主轴整体上讲便是对邓的“纠偏”。这几年官方的决议，对其赞颂之辞也多少是以此为基调的，所谓习“挽救党，挽救军“，”保持了红色江山“云云，都是不言自明的对邓的批判。至于习近平治下前几年经济上量的续增，”上了新台阶“等，
其实不外乎是以往时代的政策及积累的惯性造成的，大体上是与习近平的政策无关的。
本来，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托新生的社会力量，以另一种方式纠偏，彻底否定毛，也否定邓该被否定的部分，升级改革2.0
版，推进改革，深化改革，赋予公民更大的权利，由此给改革注入新的动能，即便是不能一步到位，但至少应该给人以这种方向感，一种希望，那中国依旧会呈现某种活力，哪怕是因中国力量的壮大引发某些国家的担心，增加些摩擦，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恶化，因为中国毕竟给人印象似乎在向共享普世价值的道路上前行。但习近平却做了另一种选择，以重拾毛的方式来为邓纠偏，对邓该否定的部分不否定，反而变本加厉，向毛急剧回归，同时否定邓不该被否定如赞同市场的部分。当然，作为一个接收地道的毛式教育，在中共体制中成长、被形塑、且占尽诸多制度好处的政治人物，从年轻时起毛就是他们那代人神般的偶像，心理依恋的“父亲”，一旦掌权，启用毛的政策，仿效其言行，捍卫毛遗留的制度，也是有很大概率，符合逻辑的事件。习近平的思想与政治局限是与毛的教育与政治体制息息相关的，他的意识形态化思维，恰与邓的实用风格相反。而邓这方面的特质，除与个人的性格，接受的教育，早年以及在中共体制内沉浮的经历有关外，也与其战争年代的经历有关：一个领兵作战的人，是不能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战争以胜利为目标。
但习近平也有其工具主义的一面。他毕竟是在邓时代的过来人，也是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益处的。他知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也深知放弃改革开放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因此，他也不愿丢弃邓。更何况，对这位领教过文革，失去权力的滋味以占有权力保有权力为一切的人，也明白丢了邓政策带来的坏处，可能受到的政治压力。只是，他要面对邓式改革带来的负面问题，但却对其到底出自何处，怎样根治没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他工具性地利用毛与邓，想当然地认为将毛极权式的社会与政治管理，意识形态与邓式的半自由改革开放模式混杂在一起，打通其间隔，为其所用，就可打造一个与毛、邓比肩的新政治、新时代，开辟一种新局面，重建一种有邓模式造就的经济能量为基础的新毛式意识形态化社会。但因为对毛邓两种治理方式的内在深刻矛盾，不兼容性缺乏体认，对今天世俗化了的社会与他习惯的那种意识形态统御规范的社会生活之间的不同完全不了解，“既要“改革的正面结果，”又要“文革式的管理与某些意识形态
,
——那种这几年在官方文件中大行其道的“既要，又要”语式，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习的这种思维上的肤浅与混乱。改革是因文革而起，需要改革的是文革，但他却梦想用改革对象的文革来纠偏改革，重新定义改革，结果只能是取消改革。
毛是有其极权主义的完整逻辑，邓也有其威权性统治的自洽逻辑，尽管两者从道德上与政治上最终都会积累下崩塌的因素，但至少在一段时期是有其政治运作的逻辑的。而习近平的雄心是因为要将两种逻辑融合打通，结果走向一种不符任何一种逻辑，没逻辑，不伦不类，进退失据的状态——因为你不可能一方面要继续增加经济的活力，自由市场的好处，那只能靠自由的拓展；同时又要严控社会，限制自由，统一思想，享受毛号令天下的威风。当初笔者就曾预言，毛邓兼用，政左经右最终因其内在的矛盾，只能归向一极：走向毛，政左经也左是某种逻辑的必然。因为一种政治是不可能那样不内洽，长期承受指向相反的背离的政策逻辑的。那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
十年来的历程，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而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分裂”“新思想僵化”
的状况近几年发展到何等程度，人们不妨去阅读一下这几年官方的一些决议文件，习的一些包括此次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上的讲话，便可以清楚地感到，一种机械的、板块般、内在矛盾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已经浸透整个中共的思维，已不再有曾经一度有过的某些语言的生动，中共这庞大的躯体正在日渐僵硬，干枯，宛如灵魂出窍，毫无方向，茫然跟随着一个除对自己的权力有高度敏感之外已日渐失去对外界及未来清醒认识的领导人机械地走下去。
告别毛邓习，走向新未来
无论从打破现有僵局，以一种仍然具有官方合法性的话语来进行公共论述，借此批判习的策略考量，还是真诚地去尝试客观评价邓小平后文革时代推动改革的历史功劳，人们今天去阐释邓，赞扬与怀恋邓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毕竟要清楚，这只有暂时的意义，如前文所说，今天的局面，邓自身是要负极大责任的。对邓模式的检讨批判再审视事实上早已开始，邓式的“改革已死”，少留恋以往的过去，而应更多地去探索未来，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按各自现有的可能的条件，积跬步，去准备未来。习近平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不满加剧，国际环境恶化的形势下，重新强调一下邓，在“毛邓兼用”中向“邓”一方暂时的回摆，也多半应是权宜之计，绝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倒不是习是不是会真心放弃他这种“毛邓兼用”的路线，放弃他那种虚妄的在永续的江山历史中比肩毛邓之念，而是邓的模式本身也已到需要从根本上超越、再造，为此需要展开一场笔者称之为“革命性改革”之时了，再造中国的制度架构，将赋予公民的完整的权利作为这“革命性改革”的核心，构建中国的现代文明。
中国需要彻底否定毛，否定该否定部分的邓，更需要否定仍然坚持不该坚持的毛邓的习。事实上，中国的这种对习的否定早已开始，从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打出“习近平下台”到上海清零时的回响，乃至最近湖南娄底方艺融的接力呐喊，都在在说明这一点，它已浮出水面，不再仅限于私人评议，已进入公共空间，赢得广泛共鸣，在中国大地回荡。这两年不断发生的各种不利习近平的有关其健康、权争失利等传言，其实在笔者看，多是不可相信的假消息。但这种假消息的不断出现与广泛传播本身是真消息，反应着一种真实的社会心理与渴望：希望看到习近平早日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改变到来。或许我们一时无法窥见什么有型的改变力量，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变革的能量已在积聚，终有一天会澎湃而出，写下新的历史一页。
张伦：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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