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谈外资在近期的“密集发声”

咦，这不是老干部吗？在一个外资云集的经济峰会上，我看到了坐在前排的老干部。临近退休，他云淡风轻，时不时在身前的纸上记些什么。

各家投行首席、智库专家、商会成员络绎不绝地上台，既讲经济，也谈国际关系。中间一场圆桌论坛，两三个嘉宾言辞中带点火药，场面好不热闹。

直到临近午饭，我才有机会逮到先行离场的老干部。眼瞅着他的脚步，估计也是饿了，我立马跟上去打了个招呼。

我暗自心惊，忙说：“托您的福，我们对话很受欢迎，而且尺度稳健，有些稍微越界的已经删除了，放心放心。”

当然，谈教培的那篇是怎么下线的我也没细说。

“ 嗯，“老干部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我们是很开明的，但还是嘛，要注意影响。”

“当然，”我连忙点头。但随即话锋一转，又忍不住问起了近来比较关心的问题，“最近外资密集发声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老干部挑着眉毛看着我，“又想来套话了吧？”

“哪里哪里，”我赶忙补充道，“最近，常规的上调下调对A股的展望就不说了。大摩有一篇流传颇广的纪要，讲了他们在国内的调研，提到决策层似乎对通缩已有所警惕。这个提法和关键字难得在中文网络上生存许久。这几天，野村也加入了。欧盟都出了一份300多页事无巨细的建议报告，甚至还讲到灯泡安全认证这样的细节。虽然这报告年年有，今年却流传特别广。还有瑞银的一份‘锂价见底’，就让新能源指数反弹了好几个点。我其实挺好奇，为何最近外资影响这么大？”

“影响真的大吗？”老干部直视着我。我突然被问得有些心虚。

“从市场反应来看，影响不小，但政策方……”

干部点点头。“对的，你也说不准吧。就拿大摩那篇为例吧，我看过，他讲了很多决策层啊、智库学者啊对通缩问题的认知。但难道这个认知不是很早就有的吗？从几次座谈会上，专家学者的发言就可见一斑。你也写过‘处长政治学’，中高层干部对经济状况的理解还没他们清楚吗？地方人员和一线企业接触更是一清二楚。”

“但这个“决策层”……”我犹豫地说。

“你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他所说的决策层真的是决策层吗？在今天百年变局下，面临的问题、需要的解决方式、影响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很多时候决策权限已经上收了。原来的模式是中层给建议，领导定调子（注意顺序），有很多的微操空间。但今天事情的复杂度已经超出了这群科层官僚所能决策的范围。整个顺序甚至反了过来，先定调子，再给建议。当问题的层级和所需的资源上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外资碰到的早已不是决策层了。甚至，原来的中层因为风险、担责太重，反而会主动让渡决策权，事事留痕但不拍板，最终层层上提。如果你看到越来越多读不懂、绕着弯的文件，可能就是结果。打个外资熟悉的比方吧。亚利桑那州可以跟台积电做招商引资，但整个半导体脱钩是总统层面做出的。”

我恍然大悟，点点头。“是的，我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但最近还是有一些边际上的改变。内外的声音都多了起来，也开始形成共振，比如前行长的发言。这代表着什么？”

“哈哈，希望你不是阴谋论者，扣上内外相通的大帽子。这恰恰是好的趋势。“老干部顿了顿。

“内外的交互一直有很多种。第一是马首是瞻，第二是针锋相对，第三是内部分化，第四是独立判断。我们早已过了马首是瞻的年代，那是苏联老大哥和刚刚改革开放，外面的月亮比较圆的时候。贸易战以来，针锋相对成了主流，除了战狼，最明显就是关于产能过剩的探讨，耶伦说过剩，我们就坚决反击，说贸易壁垒。但实际上，我们自己也禁止各省市用额外优惠招商，希望通过协会协调产能。但舆论场上还是分化的。最理想的当然是独立判断，外资说他们说的，我们从善如流，但也坚持立场。”

“这个分化现在其实挺敏感的。”我提出。

“确实啊，现在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过渡，最不好处理。有些话，我们自己也在说，但一旦外资说了，就变得不一样，反而要特别小心澄清。比如最近，FT讲了我们初创企业下降，引用了IT桔子的数据，吓得IT桔子创始人赶紧在推特上说明，这是VC支持的初创企业下降，不是全部的新公司，数据也不全面。这反倒让人花了不少精力去澄清字眼。但创业劲头不足、新开公司动下降、宁可做个体户节省成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确实，Wind其实也可以看到，各省新增公司，大概下降两成吧，没那么严重，但确实存在。”

“你这么一说，Wind好像境外使用还是有限制的。”

“对，不少数据都是。”

“可以理解。”老干部点点头，砸吧了下嘴。“其实老外还是不少中国通的。你看看欧盟的那个报告的细致度。你看看今天的会场来的，有外资中国商会的，有海外智库的，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投行团队的。中国必定是个大市场，又有这么多外资，十几二十年的直接投资经验，很多人消息可灵通了。”

“确实啊，市场上早有共识，外媒消息总是快我们一步，不少都得到了验证。”

“但这个验证率近期有波动哦，”老干部看了我一眼，“一定不能全信。你们市场人啊，还是太简单，有时候很单纯”

“那当然，”我使劲点头。

“他们的消息快有很多历史原因嘛，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通过外资放话来探测市场反应，毕竟全媒体收编后，反而有了掣肘，丧失了模糊地带。有时候他们单纯有小道消息。还有时候嘛，就挺复杂的，不同机构之间、部门之间有时候反而没法相互协调，事情的层级还没到成立协调工作组或者发公文的程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理解。其实有时候一些外资也是希望我们好，特别是在内需方面，这么大个市场突然丧失了动力，多少上市公司亚太区的财报都不好看。但你要说解决方案又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层级，只能谈谈发钱这个简单的选项。”

“是的，从地方调研来看，越是有生产制造基地，供应链在我们这边的，越跟我们友好，越不容易走。所以我们更应该团结这批本土化的外资。”

确实，我补充说，“讲个例子，乐高的总部生产和制造都在浙江嘉兴，他们就活得很滋润，本土化做的不错。”

“离我们越远的本土政客，越喜欢煽动敌对情绪啊。” 老干部感叹。

“正是，所以更应该让老外多来中国，多来看看，多来这里做生意啊。”

”但确实也得有生意啊，所以内需这个事儿必须要好起来呀。”老干部叹息道。

“但老外来中国旅游，生活还是挺多挑战的呀。”我插了句，“你看今天这些中国通可能比较适应，但对大部分老外来说，远不是B站那几个老外说的这么容易。”

“啥B站？”

“啊？”我脸一红，才反应过来老干部不是在骂人。“我是说bilibili。我当年好些华人同学没有微信支付宝，回来用海外卡绑卡都弄了半天，寸步难行。但更糟糕的其实是....”我小声说，“这么想吧，当你去了海外旅游，你上不了小红书，看不了大众点评，甚至用不了微信和家人联络，这个问题……”

老干部看了看四周，指了指前面一个人，“你去跟那位新闻处的领导说去。”

“领导，您见笑了，”我退后一步。老干部也微微一笑。

“领导，您退休后是不是也来智库发挥余热？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还是挺受外资影响的，毕竟他们讲话比较随意，听起来像是真的，我们只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边际上的定价就容易被影响。我们也需要自己的发声筒。”

“你以为我们没有吗？不少同仁已经在对外的沟通上做努力了，下次我带你见见！“

“好啊！”我两眼放光。”

“行了，我饿了，带上餐票去看看楼下的自助餐吧。”老干部快步走了起来。

“好。”我正要跟随，突然脸上露出窘迫：“领导，我只是个金融机构的参会人员，层级不够，怕是没有那个餐券啊。”

（谈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