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编者按：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和非盈利独立媒体“低音”联合发布了一篇探讨中国中产阶层在经济下行和就业市场恶化背景下所面临困境的报道，标题是《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作者为Xiaochuan。

　　报道以李嘉明、陈晨和程亚男等人为例，讲述了他们在突如其来的裁员、沉重的房贷压力以及求职受挫等方面的经历，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企业裁员频繁、外企撤离、职场歧视加剧……这一切都给中国的中产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挑战。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节选内容：

　　“真的是一夕之间，风云变幻，前几天我们还是合作无间的同事，结果没几天大家都各奔东西，留给江湖的只有灰掉的头像”，李嘉明说。

　　对于此次具体的裁员数量，李嘉明并不清楚，“但至少几千人是有的”，他猜测说。

　　而另一家曾连续多年稳坐中国互联网行业第一把交椅的公司，日子也不好过。2024年7月，该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透露，公司几个核心业务板块将统一裁员30%，根据这家公司的员工规模可以推算出，这意味着有上万人行将失业。

　　上述员工同时表示，公司近几年的持续裁员也导致附近小区楼盘价格呈现腰斩态势。曾经，将钱投入房地产市场是中国中产阶层最热衷的金钱流通渠道。但今非昔比。“码农们都失业了，根本负担不起房贷，怎么可能还会再去买房，根据供需关系，房价肯定会降，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什么价位触底的问题。而现在的惨淡也和2016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万人摇号，所有人都抢破了头去买房，盛景不可再追忆。而当年高位上车的人，现在都背负着一身的贷款，成为了接盘的韭菜。时代就是这么吊诡”，该员工表示。

　　而在李嘉明看来，时代更像是为所有人关上了一扇窗。他已经33岁了，马上就要到中国企业招聘歧视的“35岁职场门槛”，当时的他尚不清楚接下来迎接自己的滔天巨浪会如此猛烈。

　　“还是应了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李嘉明说。

　　房贷压力：许多中产在房价高点购房，背负高额房贷。失业后，房贷成为沉重负担，部分人被迫降价出售房产以缓解经济压力。

　　2019年，在房价高点时，陈晨在父母支持下在北京购买了一套45平米的一居室，每月需偿还1.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周期同样为30年。没有失业时，她每月到手的工资除去房贷外，仅够日常生活开销，而失业则让她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最近几个月的房贷我都是用公司给的赔偿金还的，但是快要坐吃山空了，下个月的房贷能从哪里出我现在都不知道”，陈晨说。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程亚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业的第一个月， 便和丈夫下定决心将他们位于上海郊区的唯一住房给卖掉了。

　　“房价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卖房，想着等以后房价回升的时候再卖，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这种清醒的认知不允许我卖房的行为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说。

　　最终程亚男以比购入价低70万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对于她而言，70万人民币是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在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和孩子的教育经费后，需积攒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拥有的财富。

　　就业市场恶化：疫情后，中国经济未能如预期复苏，反而下滑。外企撤出、民营企业缩减规模，导致裁员、失业成为常态。

　　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脱钩愈演愈烈，美国在包括芯片研发、制造在内的多个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了“技术封杀”。中国则以拒绝被国外“卡脖子”为由，极力推广“国产替代”，即用国产设备替代原来的外资公司设备。

　　“国产替代”的计划施行后，反过来又进一步压缩了外资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加快了外企撤出中国的步伐，裁员增多。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仍然能持续大规模招聘员工的中国企业，多为有强劲海外市场或有强大国家力量支持的企业。前者包括成功打造了TikTok的字节跳动，以及在海外市场势如破竹的购物平台Temu的母公司拼多多，后者则以华为、中兴等企业为主。

　　但是所有接受采访的失业工程师和程序员都拒绝加入华为。

（示意图）

　　职业歧视：35岁职场门槛、女性就业歧视等问题，使得中年求职者和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面临更大挑战。

　　程亚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作为某偏远省份县城中学第一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引发了轰动。在村子里的人看来，程亚男已经鱼跃龙门，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时的欢欣雀跃，程亚男不仅感慨：“十年犹如黄粱一梦，到头来我什么都没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时还失去了工作”。

　　而失业后的状况也确实如她所料，求职之路充满了坎坷。失业半年，程亚男在多个求职APP上投了不少于1000个职位，工资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馈却寥寥无几。

　　“很多HR会问我孩子几岁了，在得知我女儿才两岁还没读幼儿园后，很多人就再也没理过我，我猜测他们是担心我会在孩子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导致无法将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献给公司和工作。还有的HR会直接询问我是否会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也不会再理我。中国女性在职业市场受到的歧视和遇到的困难是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晨从来都不想去民营企业工作，经历两次裁员后，她仍然想回外企。

　　心理压力：失业和经济压力导致许多中产阶级出现心理问题，部分人甚至产生轻生念头，反映出社会对心理健康关注的不足。

　　2024年7月4日，新浪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多个互联网平台广泛流传一则“一位出生于1994年的女员工因降薪后还不起房贷而跳楼”的新闻。中金公司全名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股权投资银行，被外界称为“投行贵族”，中金员工则自带“精英”“高薪”的光环。

　　事发后，有媒体向中金公司求证此事，中金方面表示确实有女员工不幸离世，对个中缘由则表示是员工的自身原因。

　　对于中金公司的“甩锅”，王鹏不置可否。王鹏现于中国某知名国有科技企业任职投资副总裁，他坦言，这位女员工代表了中国最精英的年轻人群体，他们普遍毕业于名校，在头部企业有收入不菲的体面工作，而且他们出生时，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他们的成长、求学过程中，也从来没吃过什么苦。“这直接导致了这批30岁左右的中国精英对自己、对国家、对社会都充满了自信，对未来更是无比乐观，于是他们纷纷狂加杠杆去买房，并且从来没想过降薪裁员这种事会落到自己身上。此外，与经济相关的负面信息都被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和信息过滤机制掩盖和删除了，这直接导致这些年轻的精英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有偏差的，当然这也直接决定了如果再不觉醒的话，这一代人的命运注定会以悲剧收场”，王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