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郑重推荐100多万字的《赵紫阳传》

今年1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20周年。

赵紫阳早已进入了历史，但是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去。正如六四。台湾有228，韩国有光州事件，但是在台湾在韩国，228和光州事件都已经平反昭雪，正义已经得到申张。中国的六四则不然。六四虽然已经过去快三十六年了，但是六四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正义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申张。六四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去。简言之，六四这事还没完。同样的，赵紫阳这事也是还没完。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共当局依然把“赵紫阳”列为“敏感词”。这就从反面证明，作为历史人物的赵紫阳，依然对中共专制政权具有现实的挑战性。我们纪念赵紫阳，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这里，我郑重向读者推荐卢跃刚的《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赵紫阳传》（台湾，ink印刻文学出版，2019年）。卢跃刚是著名作家、记者，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此前，我读过卢跃刚的不少文字，包括那本《大国寡民》。作者的道德勇气、对中国现实的感知与洞察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卢跃刚告诉我们，他很早就起了给赵紫阳写传的念头。“冥冥中有某种因缘在”（p1257）。文革中期，卢跃刚在河南南阳读书，住家曾在赵紫阳任地委书记时期（1948-1951）的南阳地委旧址；1975年，他插队回到原籍四川雅安，亲身感受到赵紫阳主政四川带来的重大变革。八九民运发生时，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是六四现场的目击者和报道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卢跃刚通过渠道向赵紫阳表达为他作传意愿。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他开始了赵紫阳传的写作，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三卷本、一百多万字的《赵紫阳传》。

赵紫阳长期身居党国高位，写赵紫阳传，势必要用大量篇幅写中共高层政治。中共高层政治很不好写。因为中共高层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封闭性，黑箱作业。在民主制下，政治人物谁持什么主张，有什么观点，他和其他人有什么分歧，互相之间怎么博弈，还有和民众的互动，基本上都是公开的，虽然免不了也有闭门商议和私下的交往，但总的来说，民主制下的政治是开放的，是外界能够看得见因而也是比较容易看得懂的。中共高层政治则相反。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虽然整天在舞台上对公众表演，但是他们呈现给公众的总是高度一致的声音，外人看不到他们彼此有什么分歧与差异，也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和斗争。有时候高层斗争白热化，有的人打倒了，但是外人只能看到其结果，看不到其过程，只能听到胜利一方的一面之词，听不到失败一方的声音，因此还是不能看懂看明白。这就是说，要写好中共高层政治，你必须要有渠道或技巧，能绕过厚重的帷幕，看到帷幕后面的东西；甚至要有特殊的洞察力，穿透帷幕的遮掩，直接看到幕后的东西。

卢跃刚具有这样的能力。为了写赵紫阳传，卢跃刚搜集和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档案，其中很多文献和档案都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卢跃刚访谈了几百位当事人和见证者，这些受访者也不是谁来采访都会接受的。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以其丰富的史料令人浩叹。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有非凡的眼光，能把繁杂散漫的史料，编织进一套完整的叙事。

在中共高层政治中，有些因素是外人掂不出轻重，或者是粗知其大概而不知其详，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例如“关系”。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九大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几个军队干部进入政治局，周恩来找他们专门谈了次话说，到中央工作，要处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可见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关系”是何等重要。尽管毛后的中共高层政治生态比毛时代有不小的变化，但“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

卢跃刚写道，在八十年代，“干部子弟参与、影响北京政治，能量之大，圈外人难以想象”（p789）。那时候离红二代掌权还早，那时候干部子弟官当的不大，有的甚至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们的能量就是来自“关系”，因此得以在高层政治中扮演了传话带话，穿针引线乃至出谋划策的角色。

卢跃刚写到好几个重要的关系。例如赵紫阳和万里的关系。“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主政的安徽和四川作出了出色的政绩，双双调进北京主辅国务院。后来是赵紫阳当上了总理，万里也想当但没当上。万里不服气，万赵之间有了“瑜亮情结”。这个情结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到了2005年赵紫阳去世，连赵紫阳的对头、左王邓力群都去了八宝山送行，万里却连花圈都没送。很可能，万里的这段心结也影响了他在八九民运期间的表现。

卢跃刚还写到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关系。自胡耀邦在党内挨批下台，一直有人责备赵紫阳落井下石。卢跃刚细心整理了各方的说辞并做了认真的分析比较，很值得读者思考。

卢跃刚在《赵紫阳传》的“跋”里写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赵紫阳尚健在，他曾经通过渠道向他表达过为他作传意愿，被赵紫阳拒绝。赵认为，传记从小写到老没什么意思，他的历史，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才值得写，其他不足论。赵紫阳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以他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一部“从小写到老”的传记总还是需要的。卢跃刚这部三卷本的《赵紫阳传》，下卷写的就是赵紫阳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上卷和中卷写的是他从出生直到晋京当总理之前那六十年。我读了前两卷，感到出乎意料的好，不但写出了赵紫阳那段历史，而且也是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中共那段历史。

赵紫阳后来自承，“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确实，在土改、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运动中，赵紫阳都很左。卢跃刚不为尊者讳，对赵紫阳在这些运动中的错误言行都给予了如实的记叙。在毛时代，赵紫阳也做过一些比较开明的事。例如在大饥荒时期，身为主管农业的书记，赵紫阳曾经在广东省的一些地区推行过包产到户。广东发生过好几次“逃港潮”。逃港人数多到了成“潮”的规模，那也是地方政府有时会网开一面，放松边防，而且不肯把逃港者当“敌我矛盾”的结果。

尤其是李一哲大字报事件。李一哲大字报在当年能产生全国性的重大影响，大字报本身的思想深刻、文字优美，表述方式富于政治智慧固然是基本因素，但也和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采取的开明态度分不开。大字报的作者没被抓捕没判刑，大字报没被撕毁，允许民众围观、抄写、拍照；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过几场批判会，允许李一哲在现场辩论和写反驳文章，还把李一哲的大字报及回应文章和当局组织的大批判的文章一同收入文集出版并广为散发。赵紫阳主导下的这些做法，无异于帮助李一哲做宣传扩大影响，以至于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们要说，赵紫阳是“假批判真保护”，是“明反对暗支持”。最后，当局对李一哲的处理也比较轻。1975年赵紫阳调离广东赴四川上任，广西的韦国清接替赵紫阳主政广东。1977年3月李一哲被逮捕入狱。两相对比，高下立见。接下来，1978年，习仲勋调到广东，给李一哲案平反——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如何看待赵紫阳在这几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开明态度呢？考察当年的政治大气候，考察当年中央的相关政策包括内部文件，你可以发现，赵紫阳的所作所为其实并没有超出党中央政策的规定，赵紫阳不过是充分利用了党中央的政策所提供的自由空间。卢跃刚说，“赵会利用一些中央规定扩展自己的自由空间”；“赵的执政风格，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在政策左右摇摆时才会发挥较大作用，而且所有行动都师出有名，符合相关政策，其策略是‘取一瓢饮’。”（p592）卢跃刚的概括很精准。中共统治再专制再暴虐，在拟定政策时也不可能一点人性人道都不讲，也不可能不给下面的执行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尤其是在一种极端的方针路线遭到挫败而不得不进行调整的时期。赵紫阳的开明就在于，在政策允许的区间内，他做事会尽量地朝人性的、通情达理的方面靠。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宜过分拔高。卢跃刚讲到当年有种说法，说江青曾经发话，说李一哲大字报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卢跃刚认为这种说法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江青真的讲过这句话，赵紫阳不可能违逆江青指示，不可能不照办执行。卢跃刚的这些分析和评论告诉我们，在中共体制内，一个官员还是有可能做好事做符合人性的事，同时又清楚地指出这种可能性的局限性。

《赵紫阳传》的下卷讲述了赵紫阳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作者详细地记叙了赵紫阳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邓小平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要说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赵紫阳才是设计师。赵紫阳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实际上的领导者和设计师。好比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的重用与信任才得以推行变法的，但变法的理念和措施无疑是出自王安石而不是宋神宗，所以我们把这场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我以为，对赵紫阳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我们也应该做类似的评价。

在《赵紫阳传》的下卷，卢跃刚用了很大篇幅写八九写六四。赵紫阳坚持对话，坚持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赵紫阳说：“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为了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宁可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六四后，赵紫阳拒绝认错检讨，被 软禁长达16年，至死不渝。

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虽然它只是体现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对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确轨道。这就是赵紫阳的伟大之所在。

卢跃刚在记叙赵紫阳在八九期间的言行时，提到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关于四二六社论。

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如期访问朝鲜。卢跃刚认为，这是“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p1160）

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对学运有三条意见，强调要疏导、要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赵的这三条意见，本来是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在高层也没有异议的。4月23日赵动身去朝鲜，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李鹏等人还特地叮嘱了这三条意见。赵紫阳前脚刚走，第二天，4月24日，李鹏就利用赵的授权，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25日，李鹏同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有两件事需要进一步说明。在赵紫阳去朝鲜访问之前，赵的盟友（如田纪云）、智囊（如陈小鲁、孙方明）和后来所说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如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惊人一致，都劝赵紫阳召集常委会议或延期访朝，以应对学潮的升级。但赵没同意。另外，赵访朝，把主持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暂时交给了李鹏，李鹏本来是很抱怨的，认为赵是给了他一个“烫手山芋”。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不是李鹏首先先提出、而是万里打电话给李鹏建议召开的。

四二六社论是对赵三条的替代。因为赵紫阳离开了北京，所以才有了四二六社论；如果赵一直在北京，就不会有四二六社论了。卢跃刚说：“若赵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赵‘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他们知道总书记的态度。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有所收敛。”

2、关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在5月16日下午的会谈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卢跃刚也倾向于认同赵的解释。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的情绪，也激起了邓对赵的不满以致不信任。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赵紫阳这句话似乎并未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

就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结束后，当晚，赵紫阳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与会者没人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发表赵紫阳代表五常委的书面讲话。这份书面讲话是学运发生以来中共最高当局对学运的最温和最正面的表态。当这份书面讲话在5月17日早上发表后，遗憾的是广场上的学生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应。

接下来，5月17日下午，在邓小平家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杨尚昆、薄一波列席）。在这次会上，有姚依林向赵紫阳发难，指责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依然掌舵，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把学潮的矛头对准邓小平。邓小平则郑重向常委会提出：动用军队，在北京实行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然而，按照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年》书中的描写，当五位常委于晚上“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时——意见依旧难以统一。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一致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

5月18日上午，李鹏等在人大会堂会见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当天还播出新闻：5月18日凌晨，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的部分学生。

再接下来，5月19日凌晨4点，赵紫阳由温家宝陪同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劝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上，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通过以上事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6日晚上赵紫阳召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到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当局对学运还是按着赵紫阳的温和路线走的。可见赵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掌舵这句话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只是在赵的温和路线一次又一次没得到学生的正面回应的情况下，强硬派便得了势，温和派靠边站。5月19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没让赵紫阳出席。会议决定在当天晚间召开宣布戒严的大会。5月19日夜，广播和电视都播放“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主持会议的乔石说赵紫阳因病不能出席。在会上，李鹏、杨尚昆宣布戒严。

这就是我原来讲的：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某些时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3、赵紫阳该不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

赵紫阳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为了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宁可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对此，卢跃刚给予高度肯定。不过他在他的书里也提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有些体制内改革者为赵紫阳扼腕叹息。他们认为，如果赵紫阳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邓小平合作，保住总书记位子，以期东山再起，至少由赵来执行戒严令可以少死人，以小恶阻止大恶，挽救改革于危亡；那要比主动放弃总书记权力更好。

因为八九民运最后落得个最坏最坏的结局，因而人们免不了要推测、也有理由推测，如果当初赵紫阳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便在道德上有亏欠有污秽，最后的结果反而要好些，再坏也不会比六四更坏。

在讲述八九和六四时，卢跃刚开篇第一句话说就是：“1989年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和世界格局因为“六四”而改变。”（p1146）换言之，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在六四过去36年、赵紫阳去世20年后的今天，我们格外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