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越来越分裂时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1990年3月，我在台大学生活动中心的社团办公室内，小克（周克任）突然拿著《中国时报》气冲冲地走进来。当时国民党的非主流派与李登辉为主的主流派发生“二月政争”，万年不改选的国大代表趁机要挟要投票总统，必须给予好处并延长任期。小克高举报纸越说越怒，转头跑去找了大新社的朋友，几人孤身奋不顾身到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不料奇迹发生了，他们等来的不是警方迎头痛击的警棍，而是学生从四面八方前来静坐，最后演变为举国震动的“野百合学运”。

不仅国会缺乏全面改选，而且国民党一党独大，掌握政府、军队、情治单位与媒体。仅管如此，却依旧有媒体对学运寄予同情，对万年国代的贪婪充满批判，包括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的《中国时报》在内。 

到了2024年，台湾已经蜕变为一个完全民主国家，在《经济学人》智库编纂的“民主指数”，台湾成为前十名中唯一非白人为主的国家，也是全球2000万人口以上最民主的国家，台湾强大的公民社会被视为守护民主的重要力量。但成熟民主的台湾社会，却比过去威权时期对于民主法治的基本价值更加混乱，而且这种困境不仅是台湾的，也是世界很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困境 

民主的进步，很难没有法治相伴前行。30年前国民党籍前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曾经宣称“过高屏溪，杀人无罪”，并在1994年企图亲身实践。他因为地盘划分，与开设赌场的锺源峰发生冲突，于是率众前往锺源峰家中，不顾锺母在旁跪地哀求，三人在众目睽睽下，连开16枪杀害她的儿子。

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命案，却没有媒体敢在报导中提及议长涉案，因为郑太吉过去曾派遣手下，持棒球棍闯入《民众日报》屏东分社，棒击男记者、掌掴女记者，逼得记者跳楼逃生，此后地方媒体全数噤声。富正义感的检察官带领数十名警察，欲前往郑太吉家中搜索，但警察全数遭到郑太吉调走，使检察官铩羽而归。直到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蔡式渊，在立院公开点名郑太吉涉嫌杀人，才让举国皆知。总统李登辉获悉后大怒，亲自命法务部彻查此案，郑太吉才得以伏法。 

此后台湾法治不断精进，早已今非昔比。例如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台湾司法公正性（justice）排名第25名，为近十年最佳。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25年的报告，台湾的司法效能（judicial effectiveness）得分达94.4分，较2018年的69.2分大幅提升，在全世界184国中排第13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不料在郑太吉公开杀人30年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贪，又出现近年罕见之怪现象。 

政客贪污并非新鲜事，但是柯文哲贪污案却出现几项首例，例如柯文哲是首创在台湾总统大选中成立私人公司洗钱，并且将公司与基金会设在政党隔壁与上下楼的政客；也是第一位将三分之二选举补助款用来购买私人房宅，以及首位在台北市长办公室收受贿款的现任市长等等，种种不及备载的夸张行径令人叹为观止，也刷新纪录成为台湾总统大选史上最贪腐的政客。

但是自柯文哲涉贪起，民众党人就不断地忽略起诉书中种种金流与证据，用最荒谬的说法开脱，动员支持者高呼司法已死，率众冲撞北检，成为台湾首个全党挺贪腐的政党。

或许有些人会说，全党公然挺贪腐政党固然罕见，但是以政治动机攻击司法在台湾实属常规操作，最近国民党才因为罢免连署涉嫌伪造文书而全党抗议司法。不过如果仔细观察蓝白两党的论述方式，可以看到民众党对司法的抗争十分不同。

在台湾，即使表面看来与统独无关的议题，在最深的层次依旧紧密相连。在正常国家中，因为国家认同不是根本矛盾，所以可以在宪法之下，建立各种法律制度，并且在正式规则下，存在各种非正式规则，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机制。但是由于台湾存在国家认同争议，所以一旦发生冲突时，非正式规则不足以解决矛盾时，便上升到正式规则，法律不足时，就会上升到宪法，最根本的矛盾依旧是统独。 

直到最近，因为蓝白联手的违宪立法与乱删预算，罢团于419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游行，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和台独旗帜同框的画面，才让这种矛盾的表象出现变化。面对台湾实施中国宪法的窘境，李登辉就任总统时，以“中华民国在台湾”缓解矛盾，蔡英文就任总统时，更企图以“中华民国在台湾”形塑公约数，但是直到419游行，“中华民国派”和“台湾派”才算是真正共聚一堂，找到“反共”作为最大公约数。

虽然同样是讨厌民进党，但是民众党残馀的支持者和国民党的亲共支持者不同，他们大多具有代表性危机与权力贬值危机，因此即使柯文哲说谎，依旧相信其真诚。在柯文哲涉贪之后，残存的支持者中，又以存在代表性危机的边缘小草为主，这些人大多对于政治缺乏深刻认识，对阴谋论深信不疑，以犬儒的态度对社会制度彻底不信任，极易受到民粹运动的影响。 

正是在这种彻底的分裂上，民众党的支持者和其他人产生根本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同于蓝绿分裂，那基本上是反共统独的分裂，而白营支持者则来自基本价值的分裂。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使得野百合学运时，纵使国民党掌握党政军媒，在缺乏全面改选的国会下，依旧必须在类似的价值观下编造论述。而小草支持者则是除了阴谋论之外，对各种制度均不信任的群体，这使得双方在价值上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很明显，对某些人来说，有些事实比其他事实更真实。

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台湾所独有。牛津词典选出的2016年的年度代表词汇“后真相”（post-truth），便是因为当时人们发现，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够影响民意。事实并非变得无关紧要，而是操作者相信，在政治脉络中，总是有办法掩盖、沉默、选择和呈现事实，以利对某种真相的解释。这种现象随著社群媒体的出现，被演算法所放大了。Meta曾经试验减少假新闻的曝光率，结果发现用户的使用时间大幅下滑，可能会严重影响其广告收益，因此立刻回归原演算法，以极大化用户的使用时间。Meta发现，要增加用户的使用时间与黏著度，最好的方法不是诉诸理性，而是情绪。最能够影响人们注意力的是那些诉诸愤怒、厌恶、欢笑等夸大其词的内容，而不是理性或哀伤的情绪。

今天来看，无论是巴洛（John Perry Barlow）1996年的《网路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认为无国界的网路将会带来更自由、更民主的资讯流动与知识解放；或是美国总统柯林顿2000年在促成美中关系正常化，为中国加入WTO铺路时所深信不疑的信仰：经济整合有助于消弭独裁、降低战争机率，都天真到令人哑然失笑，同时也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 

例如安爱波邦（Anne Applebaum）在《独裁者联盟》中解释，中国不仅运用资讯科技打造数位极权，而且将间谍软体与监控设备与技术外销给其他独裁国家，协助他们镇压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独裁者联盟已经不甘于过去西方垄断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论述，让独裁国家居于防御的角色。 

安爱波邦发现目前独裁国家的作风和过去非常不同，她说：“苏联时期的领导人也会撒谎，但他们会努力把谎言说得像是真有其事。就像赫鲁雪夫在联合国大会的表现一样，如果有人指责他们撒谎，他们会生气，会制造不实『证据』或反驳的论证来回应。但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阿萨德治下的叙利亚或马杜洛治下的委内瑞拉，政治人物和电视名嘴通常不玩这一套。他们会不断公然说著明显的谎言，但一旦被揭穿，他们却根本懒得反驳。”如今独裁者联盟已经发展出一套论述方式，主动透过国营媒体、TikTok与网路认知战部队等方式，向西方发起“流水式谎言”的进攻。“流水式谎言的策略不会让人民愤怒，而是让他们陷入虚无。给你这么多种解释，你要怎么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永远无法知道真相呢？如果你无法理解周遭发生的一切，你就不会加入伟大的民主运动，不会追随讲真话的领导人，也不会倾听任何人谈论积极的政治变革，而是会完全避开政治。独裁者有强烈动机去散播这种无望和愤世嫉俗的情绪，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还要散播到世界各地。”

独裁者联盟影响的不只是西方国家，台湾身处认知战前线，更是大量受到相关论述的轰炸。民众党支持者所展现的虚无、不信任与相信阴谋论，只能说是全球各国都出现的征兆之一。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国家都产生同样的分裂，各国分歧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别。皮尤研究所曾经在疫情期间针对14个西方国家，调查该国执政党支持者与非支持者之间，对于政府防疫表现支持程度的差异。结果发现，美国的分歧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当时美国由共和党的川普总统执政，政党倾向较亲近共和党的民众有76％支持政府的防疫措施，而非共和党支持者，则仅有29%支持，两者之间47%的差距为各国之最，次高的法国与西班牙都只有34%的差距，最低的丹麦与澳大利亚仅有5%的差距。美国社会的高度分歧，多少和今日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严重对立有关，足为西方国家之戒。

这也部分反映在部分当代青年对政治的态度。例如不久前英国电视 Channel 4 对 Z 世代的一项调查，震惊了英国各界。

所谓的Z 世代是指目前 13 岁至 27 岁的年轻人，和前一代的 Y 世代相较，他们从出生起就活在网路与社群媒体的二十一世纪，并深受影响。

这份由Channel 4委托，民调公司 Craft调查的结果发现，52% 的 Z 世代支持将英国变为独裁国家，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掌权，不需要为议会和选举操心”，英国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不仅如此，虽然不及独裁支持者普遍，Z 世代也有不少人相信军事政权以及激进主义。33% 的 Z 世代受访者同意“军队掌权”对英国会更好。47% 的 Z 世代认为“必须透过革命彻底改变”社会组织。

这份报告挑战了传统认为Z世代是生在网路的世代，他们比任何一个世代的人都更享受到资讯的便利，因此对于极权危害有更清楚认知的想法，刻划出当代社会存在的鸿沟，让真实的沟通变得更加不可能，对制度的信任荡然无存的情形。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对政治改革的挑战愈发激烈，重建社会信任的基石，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重要。 

作者现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