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长平向DW诉说他最深刻的“六四”记忆,以及为什么“屈辱”伴随著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988年,在四川的大学生长平。当时长平还不知道,来年自己与中国会遇上改变个人与历史的“六四”事件。
DW:长平老师除了是中国资深媒体人之外 ,本身也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跟见证者。您是出生在四川,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后来到1989年“六四”发生的那一年之间 ,您是学生 。您在四川做了很多组织游行,或者是参与集会,还有宣讲的活动。您好像写了很多六四的故事,可是6月4号当天到底(在四川)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比较少听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6月4号当天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六四前后?
其次,我们从BBC和美国之音听到北京屠杀的消息,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学生和市民都倒在血泊之中,到处都是鲜血,其中有些是我们的熟人朋友高中同学。中共用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抗议的人群,让人们想到不可思议,让人们感到震惊。当天很多人都是光著脚回家的,尤其是很多女士,她们把高跟鞋或者运动鞋脱下来砸向警察。
另外一个画面就是 ,在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道,叫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上,军车风驰电筹的呼啸而过,一辆接著一辆。我从来没有在城市里见过那么快的车速。当时已经是6月5日,当局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当时街上有很多围观的人群,这些军车如入无人之境,完全不顾人们的死活,好在人们总是能够迅速的散开。在我看来这就是毫无必要的炫耀武力,就是耀武扬威进行恐吓和威胁。就跟今天对台湾的军演一样,它可能也是屠杀的一部分。
DW:那个时候害怕吗?
长平:那个时候的主要情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这种这些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赶紧来吧!广场需要你 !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 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他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要带他去审讯,说对康复不利。他仍然被带走,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后来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后来我对自己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毫无疑问,我是屠杀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在无数的同辈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害怕。
DW:这个“耻辱”或者是说“六四”经验跟记忆 ,会不会影响到你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呢?
长平: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先解释一下屈辱——屈辱伴随著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的看著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暴行。
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会持续太久,然而36年过去了 ,正义仍然在考验著人们的耐心。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的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它是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一个国家吗?
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前,当我在《南方週末》工作的时候,我们真心的相信我们的写的每一个字,我们采訪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还一点一点的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我们抗争不是因为一定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给我的人生信条。
DW:过去30多年来,蛮多报道都有做过六四专题。老师作为一个记者、编辑、新闻主管、作为一个媒体人,有什么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有个人感触的一个六四专题或者是报道吗?
长平:2012年六四期间我们做了一个专题,当时由于香港政府拒绝给我工作签证,我只能在德国做这份香港《阳光时务》杂志的主编。这是一种暴政之下的非正常现实,在政治高压之下,六四二代的生存状态更是存在各种扭曲,因此我们这个专题的题目就叫〈六四二代变形记〉。
在这组专题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对母女,母亲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播音员石冬青女士,她后来移居美国。她的女儿刘天舒当时是高二学生,她们给我们写来了 《母女讨论六四》一个对话。我记得我在读他们的对话的时候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为对话的内容有多么惊心动魄,而是因为它是非常平常的对话。在中国平常的、公开的 、坦然的、深入地讨论六四没有可能,六四变成了暗语,变成了禁忌,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触。
在这个专题的主编寄语,我还写了一个我在美国加州开会的一个经历。在那个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当时14岁的六四二代,那个女孩叫陈桥,她是一位长笛演奏者,也是六四参与者、人权活动家、长期反復坐牢的刘贤斌先生的女儿。
到了美国之后陈桥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陈,而不是跟他父亲姓刘,是妈妈想要尽量掩饰她和刘贤斌的关系,以减少社会对她的伤害。但是警察还是经常骚扰她们,她们仍然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她后来受到帮助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她心灵的伤害仍然非常巨大。
DW:这也是老师您自己很有共感的部分?会不会让您也想到自己自身的情况?
长平:是的,很抱歉,因为看得出我很动情绪。我到现在为止很多个人的经历都难以启齿,都无法谈出来,但是我知道我还不是承受最严重的伤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是幸运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可能只是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六四经历者,那是整整一代,但是他们是失语者、沉默者。后来,陈桥被迫不仅离开父亲,也离开母亲。
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险,有些时候你必须二选其一。
DW:我们知道不管是在1989年那时候,香港比如说黄雀行动,或者是每年在维园过去其实都会有烛光晚会做纪念。它是一个保存六四作为集体记忆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可是当然现在情况有很大很剧烈的变化。对于老师来说,香港之于六四、之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长平:2009年我在香港维园参加六四纪念晚会,那是我第一次在维园参加六四纪念晚会。当时的主题叫薪火相传,我看著20位20岁的年轻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进行薪火相传的接棒仪式。
当天晚上的维园经历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我作为六四参与者,对这些活动场面我都反復想像过,一点也不陌生,但是我到了现场,仍然感到非常震惊。首先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它起码是在公开纪念和讨论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那种正常在中国大陆消失了,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在适应这种消失。如果站在中国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的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
当天我决定罢工一天,在那个时候我做很多媒体工作,写很多稿子。那天我什么文章都没写,但是接下来几天我也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不是我要继续罢工,而是我根本就失语了,我什么都写不出来。那天晚上我看著 十多万人同时举起手来 高喊“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我也举起手来,一开始却发不出声音。为什么?
整整二十年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没有上街喊过口号高声要求政治权利,不仅仅让我觉得陌生,而且让我感觉到恐惧,即使是在香港。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失去了这种功能,所以我后来意识到我们需要找回这种声音、找回这种功能。 这种发声的功能我们必须要经常练习, 这就是维园烛光晚会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非常悲哀的是现在香港人也失去了练习发声的机会。
DW:您会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吗?
长平:我女儿也是六四二代,她在德国长大。2015年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是流亡,其中我的一幅照片挂在墙上。展览进行了半年之后,我带女儿去看,当时她六岁,她看见爸爸的大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显得很有兴趣。那个照片旁边就是说明文字,介绍了我的经历,英语和德语,我想她应该看不明白。这个照片前面还有一个语音导览设备,她拿起来接连听了两遍,我当时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她听懂了什么、会怎么想,但是我不敢问她。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忐忑不安了几个月,我还是放心不下,就主动问她,我说:在挂著爸爸照片的那个博物馆,你当时很认真地听那个大大的耳机,你听见了什么?
“它说的是英语,我没有听明白。”
原来她不知道可以切换成德语,当时她只会说德语和中文。几年之后我女儿的英语非常好了,有一天我听见她和别人聊天,她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的,我们在流亡)”,这让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心酸。
他没有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说的是事实非常准确,因为她也不能回中国。更重要的是她确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今年我为女儿准备的生日礼物总共有三样东西,一台缝纫机,因为她想要学自己做衣服、一本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德国宪法)、一本讲述德国《基本法》第一句话的来历的书。
德国《基本法》的第一句话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这本书的名字叫“Im Namen der Würde: Eine deutsche Geschichte”,就是《以尊严之名:一段德国的历史》,它讲了人的尊严如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形成最重要的共识。
我希望我女儿不会重复我的这种屈辱感,我希望她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而且我希望她也能捍卫尊严。
“她没我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长平向DW分享女儿作为“六四”二代的身份认同过程。图像来源: Privat
DW:尊严与屈辱,然后又是跨世代的对话,很珍贵也很私密,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復的去检视当年您觉得没有愈合的这个创伤。
长平:每个人的情感承受能力不一样,我可能在这方面比较脆弱。说实在的对我个人来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走出这种创伤后遗症。我刚才说了很多事情,我无法直接去谈论它,我也刚才分享了我跟女儿的这种交流。我其实很希望借助其他一个媒介、一个博物馆的展览、一本书,让她去理解我想告诉她的事情,我并不想在她面前痛哭流涕,所以我无法去跟她直接谈我的六四经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谈。
据我所知,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勇敢的六四抗争者、学生领袖,他们分享了很多他们的经历,有些是非常的痛苦。他们的分享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这只是我们看到的冰山的一角,很多人经过那样巨大的、民族的、个人的创伤,他们一直都无法康复,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处于无语沉默的状态,而且后来这个创伤一次一次的加深,就像对我个人来说,我刚才讲的香港。香港的沦陷它是经历又一次这个创伤。
DW:假设说可以回到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有没有想要对当时20多岁、可能还很热血的长平有一句话,或者你有什么话想告诉他吗?
长平: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都想像这个场景,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我的抗争,都是为了回到当年对当年的我自己说:我没有放弃,或者说没有完全放弃。我一直在绝望中抗争,在屈辱中努力,我一直试图做一些什么。我希望能得到他的首肯。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活著的意义之一吧。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当前新闻共有0条评论 | 分享到: |
|
||||||||||
评论前需要先 登录 或者 注册 哦![]() |
24小时新闻排行榜 | 更多>> |
1 | 消失15天 习近平终于“现身” |
2 | 习主席出大事了 |
3 | 传汪洋向元老提三大条件 不同意不接班 |
4 | 传中共高层洛阳密会 习近平亲提汪洋接班 |
5 | 网传现常委已解散 元老成立临时党中央.... |
48小时新闻排行榜 | 更多>> |
1 | 关键迹象出来了,他将出山 |
2 | 消失15天 习近平终于“现身” |
3 | 习主席出大事了 |
4 | 传汪洋向元老提三大条件 不同意不接班 |
5 | 传中共高层洛阳密会 习近平亲提汪洋接班 |
6 | 网传现常委已解散 元老成立临时党中央.... |
7 | 许其亮暴毙官宣 下一个是他? |
8 | 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病亡!3天前“谣言”成 |
9 | 习明泽藏身地爆光 反映习近平近况 |
10 | 政治局会议罕见中断 出大事?军报重磅文章 |
一周博客排行 | 更多>> |
一周博文回复排行榜 |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