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企业家陷绝境 逃离中国

“说白了就是当官的不顾老百姓死活。”曾拥有千万资产、现已移居美国的江苏青年企业家宋佳航，日前在接受专访时，痛斥中共在疫情期间的极端防控政策对民营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导致他十余年心血付诸东流，不仅企业倒闭，家庭也支离破碎。

政策朝令夕改 小企业主成牺牲品

1994年出生的宋佳航，17岁起从事广告业，凭借勤奋与商业嗅觉，逐步拓展至建筑、装修、房产中介、水果超市及火锅店，事业一度风光无限。然而，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中共的封控政策接连重创其事业根基，让他的商业王国戛然而止。

“我们那个小县城，三年没查到一例确诊之前，却被封了几十次。”宋佳航愤慨地表示，“各种朝令夕改的政策，让企业根本无法生存，当局甚至把围挡钉到我店铺门上。”他强调，摧毁民众生活和企业的不单是疫情本身，更有政策执行的极度不一致与不可预测性。

基本生存权遭剥夺 权贵借机发国难财

武汉于2019年12月传出爆发疫情，引发历史性的封城措施；2020年2月全国开始实施严格的封城政策，包含多次局部封控、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数字监控措施、“动态清零”，直至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宣布解封。

封控期间，宋佳航描述曾被困在高速公路上长达两周，从江苏家乡连云港开车前往深圳时，因地方防疫标准不一，被深圳拒绝入境，而返回连云港时又遭拒，导致他在没有食物与燃料的情况下，被迫弃车翻越隔离栏逃生。

宋佳航补充说，小区大门和单元门被锁死，连基本的买菜都无法进行。“但那些有权有势的，就能出来卖菜，价格翻几倍。”宋佳航愤怒表示，小区主任的亲戚趁机垄断物资，以十倍价格贩售基本食品，发“国难财”成了潜规则。

同时，疫情让政府拖欠工程款成为“有理有据”。宋佳航透露，他在建筑行业中尚有逾200万元人民币的款项被政府及权贵层层截留，“当官的二舅三叔把工程拆开分包，层层剥削，疫情还成了他们理直气壮的借口”。

曾拥有千万资产、现已移居美国的江苏青年企业家宋佳航，日前在接受专访时，痛斥中共在疫情期间的极端防控政策对民营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视频截图）

银行成为政治工具 政策失信摧毁信心

宋佳航还痛述中共体制下的金融系统更是对民营企业落井下石。他提到在疫情期间面临120万元贷款到期，银行此前信誓旦旦承诺续贷“没问题”，但在他想方设法还清款项后，银行立即翻脸，以“综合风险系数较高”为由拒绝放贷，因此断了企业资金链。宋形容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从来没享受到所谓扶植政策，看到的只有无情的一刀切。”宋说道，疫情三年，封控规律混乱无章，“可能一个月封两次，也可能十几天又来一次，三年封了几十次”，企业根本无法正常运营。

最终在2022年12月，中共突然解除清零政策，“前一秒还在做核酸检测，下一秒就不需要了”，而他的企业早已身陷弹尽援绝的处境。

2023年初，他开始陆续关闭门市，卖掉房产与车辆支付员工薪资，“这些多变的政策下，重新开店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直言，“企业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银行却收回承诺，地方政府封锁政策又反复无常，导致供应商与员工失去信心，房东也说有房贷要还，不肯减租。”市场信心全面瓦解，让他无法转让资产，只能当作废品处理。

白纸运动后遭拘留 政治打压压垮最后防线

2022年11月26日，宋佳航参加了上海“白纸运动”表达不满，随即被警方传唤“喝茶”。他回忆，“谈话内容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谁组织的？你是做生意的，不该掺和这些事。”

“白纸运动”是当时为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而引发的大规模反对清零政策示威潮，名称得于民众迫于言论受限而举起白纸的抗议行为。

宋佳航被请“喝茶”之后遭关押数日，几间店铺在他失联期间陷入混乱，供应商、员工纷纷上门讨债。企业原已岌岌可危，此时更陷入信任危机而全面崩溃。

“这三年都是靠拆东墙补西墙，当我消失几天后，外界就以为我跑路了，坏消息传千里，供应商一听就来堵门讨帐。”他表示。最终，事业全面崩塌，甚至婚姻也遭受打击，妻子提出离婚，孩子只能交由年迈父母照料。

即使移居美国后，当局仍对其家人施压。两个月前，父母再次被约谈：“你也不想我们天天上你家来吧？”中共的跨境打压使他感到难以逃脱。

官员镀金升迁换人民苦难 社会矛盾激化

“他们就是拿疫情给自己镀金，封控得好，就能升官，苦的是我们老百姓。”宋佳航一语道破中共官僚运作法则。他透露，不少基层官员为了升职“硬要从你身上找事情”，不择手段做出所谓“成绩”。

在高压政策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我们那里已经有人开车上街撞人了，也有很多小老板跳楼、跳河，新闻每天都有。”但中国严密的言论审查使民怨难以外泄，“我们在抖音发点东西，账号就被永久封禁，没得说。”

流亡美国重启人生 控诉体制压迫

2023年，企业全面倒闭、家庭破裂之际，宋佳航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疫情结束了，我的人生也结束了。”他坦言自己曾有厌世念头，“但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好死不如赖活，我必须走，得重新开始。”

如今他在美国重新创业，面对新的挑战，但内心的伤痕难以愈合。他的经历，不只是个人悲剧，更是千千万万中国中小企业主在中共体制下挣扎求生的真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