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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对抗的序幕:中共如何掳获美军“猎犬”小组

www.creaders.net | 2025-10-05 22:22:06  许剑虹/风传媒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不久前笔者撰文谈及美国战略情报局“豺狼”小组(Team Jackal),于1945年5月到8月在河南省北部活动,以庞炳勋的“蓝色伪军”为主力与中共的“红色伪军”打代理人战争的故事。实际上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对抗,早在日本投降以前就已经在中国的北方上演,如果不是“豺狼”空降敌后,并且与孙殿英跟庞炳勋建立关系,国军是否能重新在河南站稳脚跟还真的不一定。

而当谢尔(Paul Cry)少校率特战部队进入豫北打游击的同时,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却不断写信要求“豺狼”小组尽快返回后方西安,以防止美军人员遭到日军或者共军俘虏。为此负责北方敌后特战任务的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米尔斯(Francis B. Mills)上校相当不爽,指出胡宗南固然是一位好军人(Good Soldiers),但是面对挑战过于消极,少了美军人员的进取之心。

何以在没有美军力挺,国军必然难以与共军竞争华北的情况下,胡宗南还不断要求战略情报局停止对中原沦陷区继续深入呢?是否因为胡宗南忧虑战略情报局意图以美式装备武装孙殿英和庞炳勋的部队,然后成立一支非国非共的第三势力来威胁重庆中央的地位?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战略情报局并没有这样的政策,但是当下胡宗南有这样的疑虑却是可能的。

纵然将共产党视为比日本更优先的威胁,可“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的经验很难不让胡宗南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思考一旦国民政府最仰赖的美军开始挑战中国主权的独立与完整,那是否宁可让中共控制华北其实更符合中国民族利益的问题。因此胡宗南与战略情报局的合作,始终是在相互不信任和提防的情况下进行的。

更何况事实上已经有一支代号“西班牙猎犬”的特战小组(Spaniel Team)已经为共军俘虏,使国民政府陷入棘手的外交问题。所以除了民族尊严考量外,防止盟友落入“奸匪”之手也确实成为胡宗南必须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假若有更多“洋大人”在他的眼皮下被共军俘虏,胡宗南势必更难维系在委员长面前抬起头来,那么“西班牙猎犬”又是如何落入8路军手中的呢?

美軍戰略情報局「西班牙獵犬」小組,最左邊的翻譯員便是故意將他們引入共軍根據地甕中捉鱉的中共地下黨員滕希賢。(作者提供)

美军战略情报局“西班牙猎犬”小组,最左边的翻译员便是故意将他们引入共军根据地瓮中捉鳖的中共地下党员滕希贤。(作者提供)

戰略情報局檔案中關於閻寶航與滕希賢主動與美軍接觸,建議滲透華北推動「偽軍」反正的紀載。(作者提供)

战略情报局档案中关于阎宝航与滕希贤主动与美军接触,建议渗透华北推动“伪军”反正的纪载。(作者提供)

中共地下党的操作

过去笔者阅读余茂春等前辈的作品,就知道有“西班牙猎犬”在日本投降前为共军俘虏的国际事件,只是在经过过去半年仔细阅读和研究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战略情报局档案以后,我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西班牙猎犬”在河北省阜平县遭8路军俘虏的事件并非过去我们认知的意外,而是从一开始就完全由中共地下党操作,故意将美军特战小组引到共军控制区瓮中捉鳖。

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大陆的研究,都指出“西班牙猎犬”小组是在5月28日空降到阜平县,他们随即同当地的8路军武装爆发冲突。经过一阵激战之后,四名美军与一名中国翻译被俘虏,中共指控中国籍的翻译官为军统局派出的特务人员,目的是与“西班牙猎犬”小组空降河北敌后与当地的“伪军”合作推行反共政策。 

如果我们将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上台后,美国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战场上对苏联态度都越来越强硬,对待德国与日本等战败国越来越宽容这点来看,中共对“西班牙猎犬”小组的指控并非完全无迹可循。美国确实改变了1944年“一号作战”以来一度产生的“联共抗日”幻想,开始与重庆合作全面围堵共军的发展。

原本最积极主张与共军合作在华北发动游击战的战略情报局,也转而与反共的“伪军”联手压制中共以及中共在日本默许下扶持的“红色伪军”,完全符合美国在杜鲁门掌权以后遏制苏联扩张的策略。毛泽东虽然没有立即驱逐美军观察组,却也从6月2日起终止了与美军在华北敌后建立情报网的合作,双方关系陷入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但是在几经比对资料,同时依靠对岸历史研究者的帮忙,笔者终于掌握到被中共指控为“军统特务”的那位翻译到底是谁。这位名叫滕希贤的翻译不只与军统局毫无关系,相反的他其实是接受中共间谍阎宝航指挥的地下党员。而且他们是主动与战略情报局接触的,换言之整起事件的起因就是中共故意将这批美军特战精英引到河北省再将他们控制起来成为外交人质。

戰略情報局始終有進入共軍根據地活動的計劃,即便在發生了「西班牙獵犬」小組失蹤後的1945年7月10日都還有提出,自然促發了毛澤東的敵意。(美國國家檔案館)

战略情报局始终有进入共军根据地活动的计划,即便在发生了“西班牙猎犬”小组失踪后的1945年7月10日都还有提出,自然促发了毛泽东的敌意。(美国国家档案馆)

阎宝航与战略局的接触

“西班牙猎犬”最早被称呼为“普利茅斯”使团(Plymouth Mission),是阎宝航在1945年主动与战略情报局驻华情报处长,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小儿子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 II)少校接触后制定的计划。类似与中共接触的“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普利茅斯”使团是为了要建立美军与华北“伪军”的联系。

在1945年5月17日的一份电报内容中,罗斯福上校将阎宝航的接触报告给了我们熟悉的好朋友,曾经主张援助共军并且主导“老鹰计划”(Eagle Project)渗透韩半岛的战略情报局驻华副指挥伯德(Willis Bird)中校。伯德始终对前进华北,对日本在华“核心地带”(Inner Zone)进行渗透一事耿耿于怀,自然乐于与推动与阎宝航的合作。

在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严格禁止美军与共军合作的情况下,拢络华北战场的“伪军”就成为伯德中校打开华北僵局的唯一手段,因此成立一支专门和“伪军”联系的观察组有所必要。至于与华北“伪军”的接触,背后是否要取得重庆中央的同意,伯德中校似乎没有放在最优先的考虑,也难怪胡宗南与戴笠对战略情报局在华北的行动都保有疑虑。

不过伯德其实并非称职的情报人员,从他处理“老鹰计划”完全失败并且最后被魏德迈开除这点,就可以知道此人好大喜功,容易冲动误事。当时在国民政府担任战地党政设计少将委员的中共高级间谍阎宝航主动与伯德接触,或许让伯德天真的以为这场对华北的渗透计划是由重庆方面主动发起,便著手展开行动。

罗斯福上校的电报中指出阎宝航是在曾希贤的陪同下与自己见面,并强调祖籍辽宁的阎宝航长期从事东北地下抗日工作,滕希贤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元老,在满洲国军及华北绥靖军内都有充足的人脉可供驻华美军或者国军运用。阎宝航与滕希贤甚至强调,东北和华北的“伪军”会在盟军反攻之际全面反攻,引起了罗斯福与伯德两人强烈的兴趣。

由閻寶航建議參加滿洲國滲透任務的人馬,很大比例應該都是中共黨員,只是戰略情報局不知道。(美國國家檔案館)

由阎宝航建议参加满洲国渗透任务的人马,很大比例应该都是中共党员,只是战略情报局不知道。(美国国家档案馆)

对东北的渗透工作

鉴于满洲国才是日军“核心地带”中的核心,原本“普利茅斯”使团是针对东北进行的侦察任务。考量到阎宝航是东北人,且在流亡大后方的东北青年学生中有巨大的影响力,罗斯福少校希望他招募一批东北流亡学生组织情报小组,由美军空投回东北同满洲国军建立联系。也因为满洲国几乎没有美国人活动,这支情报小组必须要以中国人为主。

罗斯福少校最早的构想,是希望由阎宝航带领七名东北人为主力,搭配一名经历过跳伞训练的美军军官担任指挥,再加上一位懂中文的美军无线电员以及华裔美国人出身的翻译一起进入东北。阎宝航招募到的流亡学生平均年龄介于25岁到26岁,多数毕业自满洲国建国大学,但有一位哈尔滨工业商船学校的毕业生因为熟悉轮船驾驶而被招募。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他们的本名为白雪峰、张达光、李中山以及董玉田。但是他们后来又通通改了化名,笔者只能确定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商船学校的张达光改名为章达光,至于其他的杜平、杨公为、吴玉山、房庭柱就不是我现在所能考据出来的。但其实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也不重要,因为他们后来也没有被真的派到东北。

或许是因为满洲国被日军控制的过于紧密,也或许因为阎宝航在中共情报体系中地位太高,亲自出马风险难以为延安承受,最终渗透东北的任务被完全放弃,改为进入河北省掌握从内蒙古张家口到渤海湾之间的日军、华北绥靖军以及蒙古军的情报。侦察活动的范围包括山东、河北、察哈尔以及热河,然后与这四个省份的“伪军”领袖接触谈判。

既然任务性质整个改变,不必渗透到被日军牢牢控制的满洲国,“普利茅斯”使团也不再需要以中国人为主,于是改由库利奇(Frank L. Coolidge)少校领导的战略情报局四人特战小组“西班牙猎犬”负责,然后由阎宝航的助手滕希贤担任翻译。罗斯福与伯德两人为此志得意满,却不知道已经步入了中共设下的陷阱。

出發前的「西班牙獵犬」小組在B-24前合影,右二為中共指控的戴笠特務,真面目卻是閻寶航塞入美軍的地下黨員。(美國國家檔案館)

出发前的“西班牙猎犬”小组在B-24前合影,右二为中共指控的戴笠特务,真面目却是阎宝航塞入美军的地下党员。(美国国家档案馆)

从被中共俘虏到软禁

“西班牙猎犬”小组于5月26日离开昆明前往西安,并且于27日召开了行前会议。而滕希贤在会议上的一番言论,其实已经暗示了他会将“西班牙猎犬”小组引入共军根据地,他先表示自己在河北认识的“伪军”将领没有自己一开始讲的那么多,所以需要两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发展出足够与战略情报局合作的地下抵抗力量。

而当库利奇询问如果“西班牙猎犬”小组在敌后遇到危险时,是否能循求共军帮忙时,滕希贤表示是“可行与有利的”(Possible and Expedient)。可见“西班牙猎犬”小组是一群傻白甜,根本对此刻正在全面恶化的美“共”关系,还以为双方仍是共同对抗日本的盟友。上述的对话同时也足见滕希贤绝对不可能是戴笠的人马,库利奇也完全没做好要应对共军的准备。

“西班牙猎犬”小组的人马或许从头到尾,都以为自己的任务是要策反华北的“伪军”而已,对于杜鲁门希望他们“顺便”为国民政府巩固地盘的任务也一无所知。5月28日,“西班牙猎犬”小组根据气象情报选择了位于河北省阜平县的一座简易机场实施空降。当地距离日军盘据的曲阳只有不到两英里的距离,完全是在敌后活动。 

若库利奇的报告属实,实际上他们落地后也没有与共军爆发冲突,因为滕希贤按照计划外出寻求支援,结果他过了一个半小时就带领三名中共干部出现,并在宣告“西班牙猎犬”小组闯入共军根据地后,四面八方就冒出了一大批8路军将美军通通俘虏了起来。库利奇表示共军全程都保持礼貌的态度,完全没有展示敌意。

深知美国已不可能改变支持重庆的政策,延安已经做好了果断与美国断绝合作的准备,但是断绝合作不等于要在日本被击败前就和美国全面对抗,因此共军在没收了“西班牙猎犬”小组的武器后,马上转变了原先严厉及威胁的态度,转而以友善的姿态同美军打交道,如同他们一年前对待被日军击落后获得营救的美国飞行员一模一样。

二戰末期的共軍尚未與美國全面撕破臉,因此「西班牙獵犬」小組成員被俘虜後還挺受優待,甚至給他們騎馬。(美國國家檔案館)

二战末期的共军尚未与美国全面撕破脸,因此“西班牙猎犬”小组成员被俘虏后还挺受优待,甚至给他们骑马。(美国国家档案馆)

见证美军与共军从合作到对抗

事实上河北省阜平县的8路军根据地,才在“西班牙猎犬”小组抵达的两个月前接待一批被击落的美军B-29机组人员,所以库利奇少校被带到当地时还能看到当时共军与美国飞行员之间友好相处的照片。苏联与中共在二战时的美国宣传中,都被形容成和同盟国并肩作战打击法西斯的盟友,也是许多美国飞行员在沦陷区被击落时,会优先寻求庇护的力量。

任何美国军人假若没有政治远见,极为容易在美苏以及美“中”双方关系开始恶劣的1945年夏天仍抱持著传统美苏英中大同盟的思维,持续以传统二战盟友的关系看待已经对美国产生敌意和防范的苏联或中共军队。库利奇少校就是一个这么单纯的美国军人,单纯到甚至让笔者都怀疑他是如何进入战略情报局服务的。

根据库利奇的回忆,8路军招待他们一行人吃好的住好的,然后在6月2日带他们去拜会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以及晋察冀根据地副参谋长耿飙,并派遣翻译马振武随伺在旁。尽管程子华和耿飙的态度都相当友善,但此刻的库利奇在神经大条也已观察到马振武的身份绝对不只是单纯的翻译,而是被中共情报部门派来监视他们一举一动的。

事实上也就在他们拜会程子华与耿飙的同一天,毛泽东下令终止了一切稍早以前由延安与美军观察组达成的合作计划。毛泽东判断美军进入华北的目的绝对不是单纯的对日作战,而是要为重庆方面联系和武装反共“伪军”来抢地盘,明确表示未来任何战略情报局的特战小组若无延安同意进入华北,就会遭到8路军的攻击。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在河南省北部活动的“豺狼”小组会突然遭受本应是盟友的8路军攻击。为了确保自己经营八年的华北沦陷区不会因为美军的介入而又被国军抢夺回去,毛泽东甚至不惜命令8路军与日军合作,以为即将到来的冷战做好准备。“西班牙猎犬”小组们在这场敌我难以分辨的代理人战争当中,莫名其妙成为史上第一批遭中共俘虏的美国军人。

共軍甚至允許庫利奇等人在河北的根據地拍照,照片中左邊算起第二人就是耿飆。(美國國家檔案館)

         共军甚至允许库利奇等人在河北的根据地拍照,照片中左边算起第二人就是耿飙。(美国国家档案馆)

毛泽东拒绝接见库利奇

库利奇在给米尔斯的报告中指出,共军不仅优待他们,甚至没有禁止他们使用无线电和昆明的战略情报局总部或西安的前进指挥所联系,只是在缺乏讯号的情况下他们永远无法将自己的情况传递出去。尽管有时候无线电员艾施(Elmer E. Esch)一等士官长能接收到来自西安的杂讯,但都会在共军有意无意的干扰下失败。 

事实上当时延安还有美军观察组在,其实如果中共真的有意释放库利奇等人,或者要以他们为人质同魏德迈将军展开谈判,只要跟时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伊顿(Ivan D. Yeaton)上校打声招呼就可以了。共军也可以直接将“西班牙猎犬”小组成员送往延安,让他们使用延安的无线电同西安方面报平安,或者直接与毛泽东会误解释双方的“误会”。

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误会”好解决的,或许库利奇等人被长官蒙在鼓里,然而所有空投华北的战略情报局小组此刻的主要任务都是与“伪军”将领谈判再说服他们回归重庆的怀抱。就算他们的任务本身并没有针对中共,可任何游说“伪军”倒向国民政府的行动实际上都将损害8路军在华北的利益,所以双方根本没有什么好谈。

更何况库利奇只是一个少校,毛泽东身为一个自认比蒋中正更有资格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人,还根本看不上这样低阶的美军军官。他唯一的想法是既然美国已经准备与他的红色中国翻脸,那就不必对任何闯入华北的战略情报局特战小组客气,该向他们开火的时候就开火,该与日军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当然抓到美军以后还是要贯彻“优待俘虏”的政策留一条后路。

既然没有什么好与美军谈判的,那么“西班牙猎犬”当然也就不会被当成人质看待,相反的毛泽东刻意不将他们被俘虏的消息告知美军,故意留给美军一个如果不经延安同意擅自派特战小组进入华北活动的话,只会换来“有去无回”的警告。显见日本尚未投降,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已经紧张到只差没有公开大打出手的地步了。

儘管許多戰略情報局中低層軍官仍認為共軍是抗日的盟友,可戰略情報局高層也派他們到華北活動也確實有蒐集中共情報的考量。(美國國家檔案館)

尽管许多战略情报局中低层军官仍认为共军是抗日的盟友,可战略情报局高层也派他们到华北活动也确实有搜集中共情报的考量。(美国国家档案馆)

疲劳轰炸的审问

然后从6月14日开始,共军对“西班牙猎犬”小组的成员展开盘问,程子华和耿飙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客气。共军认为“西班牙猎犬”小组空投到敌后的装备与物资数量过多,有武装当地“伪军”与8路军作战的嫌疑,并怀疑阜平并非他们真实的目的。库利奇指出中共在审讯过程中多次指控美军为“骗子”,并攻击滕希贤为戴笠的特务。

隔日滕希贤更是被与他们彻底隔离了开来,接受中共方面的“单独审讯”。库利奇等人严重怀疑滕希贤遭到了殴打虐待,但是他们四名美国人的待遇却仍丝毫未减,只是共军开始永远用一张“扑克脸”面对他们,而且始终拒绝替他们传递任何情报给延安的美军观察组。
马振武则告诉他们,如果一开始他们依循正规轨道先跟延安打招呼,早就已经可以在共军的配合下对日军作战,可他们却带了滕希贤这样一位蒋中正的代表进入共军根据地,很明显是要游说华北“伪军”投入反共战争的,因此被延安视为敌对行为。为此库利奇曾强调如果中共真的不相信滕希贤的话可以将他扣押起来,但四位美军对共军尚不具备敌意,希望程子华和耿飙可以放人。

结果马振武又换了一个态度,以河南的“豺狼”小组与庞炳勋部队结合起来压制8路军为例,强调美国已经是重庆反共的实质盟友。同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也明确宣示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以扶持国民政府为主,美国早就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敌人。于是库利奇等人被继续软禁,期间也只接触到了一批从天津逃出来为共军所营救的法国人。 

然而因为这批法国人与“西班牙猎犬”小组接触过的原因,他们也被一起强制拘留在了河北,就怕他们回到大后方以后对外泄露有美军遭共军俘虏的情报。期间共军还在阜平附近营救了一名第311战斗机大队的野马机飞行员乔伊(Fred Joy)中尉,但同样因为怕这名美军飞行员向外界泄露“西班牙猎犬”小组的情况,马振武拒绝了库利奇与乔伊接触的请求。

在延安歡迎「西班牙獵犬」小組的聶榮臻,十分虛偽的對庫利奇少校噓寒問暖。(美國國家檔案館)

在延安欢迎“西班牙猎犬”小组的聂荣臻,十分虚伪的对库利奇少校嘘寒问暖。(美国国家档案馆)

日本投降后重获自由

虽然8路军没有虐待“西班牙猎犬”小组的成员,但由于华北山区的卫生和医疗条件匮乏,且四名美国人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他们到了1945年8月份几乎没有人没有染上疟疾或者遇到头痛跟牙痛的问题。直到两枚原子弹双双被投向广岛和长崎后的1945年8月10日,耿飙才终于向库利奇宣布他们四人将与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一起送往延安。

只是耿飙仍坚信“西班牙猎犬”小组空降华北的任务不是抗日,而是要替国军收编“伪军”打内战做准备。他郑重警告库利奇华北绥靖军早已被共产党全面渗透了,所以延安能掌握一切重庆或者战略情报局和“伪军”接触的情报,奉劝美国不要想在不告知中共的情况下进入其地盘。尽管耿飙的敌意仍十分强烈,但得知自己即将获释的消息后,库利奇等人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还是要等到几乎快一个月以后的9月8日,“西班牙猎犬”小组的四名成员才搭上了飞往延安的美军C-47运输机,向观察组组长伊顿报告自己过去三个月的行踪。在延安总部跟著伊顿一起迎接他们的,还有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原来聂荣臻被毛泽东召回延安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委派程子华担任晋察冀军区的代司令员,期间却发生了美军特战人员被俘事件。

为此聂荣臻特意向库利奇等人表示“歉意”,指出一切都只是美军与共军之间缺乏沟通的误会,如今美中两国共同的敌人日本已经投降,双方应该冰释前嫌共同合作。或许觉得聂荣臻的态度过于客套虚假,库利奇也没有过于认真地回应,四人在延安仅停留了两个小时,就又被另外一架C-47接回了西安,终于摆脱了中共的控制。

有趣的是在库利奇的报告中完全没有再提及滕希贤的下落,相信他们大概也认为滕希贤已经被中共当“重庆份子”处决了。对此笔者过去很长时间亦抱持类似看法,觉得既然都被中共多次不给面子的指责为戴笠的特务,想必这位翻译的下场凶多吉少,再加上库利奇曾经为了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名美军人员脱身出卖过滕希贤,他们获释后大概也没有多大的道德勇气去搜寻滕希贤吧。

在美軍特戰人員為共軍俘虜的同時,延安方面仍在表面上與美軍維持友好關係照片中可見延安觀察組組長伊頓上校和共軍將領們研究華北淪陷區的地圖,甚至還能看到國旗。(美國國家檔案館)

在美军特战人员为共军俘虏的同时,延安方面仍在表面上与美军维持友好关系照片中可见延安观察组组长伊顿上校和共军将领们研究华北沦陷区的地图,甚至还能看到国旗。(美国国家档案馆)

从头到尾都是中共的阴谋

而笔者过去之所以一直认为滕为共军杀害的原因,还是因为并不知道他的本名究竟是什么,因为英语的文献只用他的姓Teng称呼,连本名都没有,实在很难查询。事实上即便当时知道其全名,笔者也未必能立即辨认出滕希贤是共产党员。毕竟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或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队领袖,有不少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投奔国民政府,转而走向反共阵营。

直到后来翻阅到了战略情报局档案,确认了滕希贤与阎宝航的关系,同时又从对岸同好那得知滕希贤战后的发展,才确信了他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没有错,滕希贤非但没有遭到中共杀害,还以艺术家的身份回到老家辽宁发展,一路安稳平顺的生活到1994年才以90岁高龄病逝,待遇甚至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致死的阎宝航还要好。

由此可见滕希贤引诱“西班牙猎犬”到河北给共军俘虏,确实为中共立下了特等大功,让毛泽东对其特别欣赏,才得以在大陆最封闭贫穷的那30年负责国画出口的工作,甚至还能与日本方面进行艺术交流。那么阎宝航与滕希贤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引诱战略情报局特战小组到华北再将其俘虏呢?既然俘虏了他们,又为什么不把他们当成人质与美国方面谈判?

“西班牙猎犬”小组与战略情报局失联整整三个月以上,米尔斯甚至一度以为他们遭到共军或日军杀害,也难怪胡宗南将军恐惧更多的美军特战小组为共军俘虏,不断发信要求“猎犬”小组撤退,防止他们走上“西班牙猎犬”小组的后尘。而中共软禁“西班牙猎犬”小组,并断绝他们与外界通讯三个月的目的,则可能有更长远的政治考量。

那就是毛泽东已经发现杜鲁门总统上台后美国的政治转向,与其公开和美国走上对立,或者俘虏了美军以后再示弱同魏德迈将军谈判,都没有办法扭转美国支持重庆国民政府到底的外交政策。所以为了防止美军帮助国军在华北重新站稳脚步,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越多进入华北的美军特战小组“失踪”,陷入生死不明的状态越好,才能从根本上遏止美军持续派人进入其根据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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