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支未来” 从上海看中国经济全面衰退

作为中国经济的窗口城市，上海的商业地标正逐渐失去往日光彩，南京路步行街的冷清、虹桥站的关店潮以及地方财政的崩盘，无不揭示中国经济正陷入系统性衰退。从全国范围看，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困境、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以及中共对经济数据的严格控制，共同勾勒出一幅经济低迷的图景。

上海的衰退：经济中心的缩影

上海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其繁华的商业氛围和国际化形象吸引了无数游客和投资者。然而，2023年起，这座城市的商业活力就显著下滑，成为全国经济困境的缩影。

南京路步行街，作为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曾是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必访之地，如今却冷清异常。据相关微博自媒体文章和网友拍摄的实地视频，位于南京东路的芝地广场人流稀少，电梯和电动扶梯停运，商场内的餐厅大多歇业。知名服装品牌美特斯邦威的门店关闭，门头灯电线裸露，墙上残留的招牌字迹若隐若现，宛如“狗皮膏药”贴在街头，让这条寸土寸金的步行街蒙上了一层萧条的阴影。类似的景象也出现在虹桥站，这座集高铁、机场、捷运和长途客运于一体的交通枢纽，站内通道两旁的店铺多数关门，装修灯光昏暗，铁索高悬，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气息。上海火车站的地下商场同样惨淡，文具店、服装店、手机配件店的铁卷门紧锁，反映出外地游客和打工者的锐减。例如，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在上海火车站地下通道连续走过十几家店铺，竟无一家开门，这样的场景让他感叹“上海家道中落”。

2024年，上海商业区萧条延续。据澎湃新闻8月报道，南京路步行街客流量同比降20%，工作日人流仅疫情前40%。虹桥站关店率升至30%，外地客流减少5%，商户销售额下滑15%。芝地广场商户流失加剧，空置率达15%，电商竞争和租金压力致小店关门。

2025年，上半年情况更严峻。财新网3月报道，芝地广场空置率升至25%，销售额同比降12%，电梯部分时段停运。黄浦区商务委数据：南京路整体消费增速仅3.2%，商户流失30%。虹桥站商业区空荡，网友视频显示周末人流仅疫情前60%。经济低迷、就业压力和房地产疲软导致消费疲软，官方尝试直播带货等措施，但效果有限，上海作为经济窗口的活力进一步减弱。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产业衰退的反映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是经济衰退的另一重要指标。2023年，全国有1158万大学毕业生，10%将简历投向上海，但实际就业形势严峻。工科领域如电脑科学、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以及文科领域如外贸、旅游管理、会计、外语，因行业饱和或需求下降而难以找到工作。理科领域如化学、大气科学、生物科学，以及文科领域的法学、传媒、心理学，几乎无企业招聘，显示相关产业严重萎缩。

上海高校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的法学专业失业率分别达44%和4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36%，上海外国语大学18%，上海财经大学22%，上海交通大学18%，同济大学16%。上海的高房租和生活成本使得外地毕业生难以立足，低薪资难以应对开支，许多人被迫返回家乡。

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1222万人，创历史新高，同比增43万，就业压力空前。岗位缺口与毕业生规模失衡，每114人中1人竞争一线工作。双一流高校就业率仅15%，整体失业率超20%，许多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经济低迷、企业缩招、产业结构调整加剧困境，官方数据疑似注水，真实现状严峻。

地方财政危机：透支未来的“三资改革”

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正成为经济衰退的核心问题。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导致许多地方政府无法支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四川教师反映工资被拖欠近一年，部分单位曾以“贷款”形式变相发放工资，但2023年连这种权宜之计都难以为继。医生普遍降薪五六折，即便在纪检等强势部门，工资拖欠也成为常态。

为缓解财政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推行“三资改革”（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该改革始于2018年国务院推动国有资产盘活，2019年财政部试点基础设施REITs。2020年疫情后，地方财政压力促使改革加速，湖北、安徽等地探索闲置土地（如农村地票）和建筑转型。2023年成为关键节点，湖北发布实施方案，盘活资产500亿元，武汉洪山人工智能大厦通过ABS融资3亿元；安徽合肥污水处理厂REITs融资4亿元，全国试点城市超50个，改革全面铺开。2025年，湖北深化改革，目标盘活1000亿元，洪山项目证券化率达30%，但入驻率降至55%，收益风险凸显。安徽计划盘活800亿元，芜湖物流园空置率20%，投资者维权增加。

以湖北武汉洪山区通过“三资改革”盘活闲置资产为例，低效的洪山人工智能大厦被改造成科创园区（资源资产化），预计年租金5000万元。政府将其未来10-20年收益打包成REITs，以3亿元出售给投资机构（资产证券化），吸引社会资本承担大部分资金（资金杠杆化）。资本方再以3.2亿元转售，赚取短期差价。然而，若经济低迷导致企业入驻率不足，年收入仅2500万元，投资人可能面临亏损甚至资金链危机。这一真实案例反映“三资改革”通过提前变现未来收益缓解财政压力，但收益不及预期时，风险转嫁给投资者，凸显“寅吃卯粮”的隐患。

这种透支未来的做法被批不可持续，可能引发更大的财政危机。财政收入减少还导致公共服务缩水，如重庆某厨余垃圾清运公司因补贴削减，员工薪资下降，服务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水电、燃气等领域的涨价也成为必然趋势。

城市轨道交通的困境：资源错配的后果

另外，城市轨道交通也成为地方财政沉重负担。今年9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报告显示，全国城轨收支比仅48.5%，较2024年的49.7%下降，运营收入难抵成本。客流量持续下滑，上半年较2024年降5%，较2019年降25%，因失业率上升、通勤减少。例如，武汉地铁高峰客流仅疫情前50%。房地产低迷加剧困境，重庆18号线站点偏远，客运强度仅0.4万人次/公里，4号线因新区空置无人问津。2025年，仅13城达标0.7万人次/公里标准，柳州拆线、天水停运以减亏。2023年客流已降3%，2024年债务压力加剧，2025年还本付息导致公共服务涨价，城市竞争力下降，需优化停运、平衡民生。

中共对经济数据的控制

中共当局试图通过控制数据和舆论掩盖经济困境。国家安全部警告不得“唱衰”中国经济，禁止学者、专家和地方政府发布不利数据，要求“只许讲好，不许讲坏”。媒体加入正面宣传的“大合唱”，类似揭露上海萧条的文章很快被删除。这种信息控制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影响投资信心和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