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福利国家何以有竞争力？

    芬兰一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2003年的9月，在位于赫尔辛基的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开国际会议，时间不长，而第二次则是在2004年在这个机构工作了四个月。

　　

出于职业的习惯，一定会对这个著名的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有所留意。非常巧合的是，第一次去芬兰回国的飞机上，边上坐的就是一位家在芬兰的华裔女士，带着她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去北京探亲。这位已经在芬兰生活了很多年的女士不由地和我聊起了芬兰的福利。她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之一是，生了孩子的妈妈如果在家带孩子，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三年津贴。后来我了解到，实际上这是芬兰政府实施的一项由社区为三岁以下的小孩提供日常照看的福利，家长也可以选择自己在家带孩子并享受政府的津贴。那位女士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孩子的教育，她讲了一大堆规定，总之这个免费，那个补贴，结果就是从小学到大学实际上由家庭承担的教育开支非常有限。这还仅仅是两个小例子，实际上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其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不过，芬兰的福利水平还不是最高的，据说瑞典比芬兰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之高的福利必然有相应的高税收作为支持。据欧盟统计局统计，芬兰对工薪者征收的所得税，加上雇主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在2001年占到工薪者工作收入的44.2%，在欧盟国家中仅次于瑞典。此外，芬兰包括汽车税在内的消费税税率为28%，而欧盟国家平均为23.3%。芬兰的资本收益税税率为22.9%，高于欧盟国家21%的平均水平。统计显示，芬兰的各种税收加在一起，在2001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6%，比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高4个百分点。

　　我并不想把芬兰这样的国家简单地看作人们通常所批评的“福利国家”。对于不少人来说，“福利国家”的称号已经与“福利病”结合在了一起。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福利国家何以有竞争力？看看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国家和城市的竞争力排名吧。在2004-200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芬兰、美国仍分列第一和第二位，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瑞典、台湾、丹麦、挪威、新加坡、瑞士、日本和冰岛。排名前十位当中有5个是北欧国家，而且排名靠前，芬兰更是已经连续三年位居榜首。再来看同样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排名，2004年排在前5位的是新加坡、香港、奥斯陆、赫尔辛基和哥本哈根，其中有三个是北欧国家的首都！

　　我猜想受过经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肯定对这张榜单非常不屑，因为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高福利有非常多的缺点，其中，对经济成长堪称致命的就有两条，一是高福利导致高劳动成本，这必然不利于本国产品的出口，二是高福利必然由高税收来支撑，这一定有损于努力工作的激励。既然如此，福利国家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呢？

　　是的，高福利的确有各种各样的不利于经济成长的弊端，对此，那些实施着高福利的国家再清楚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北欧国家一度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滑坡，以芬兰为例，它的经济增长率在1991 年曾经为-7%，失业率从80年代的3%不到一下子跳升到1994年的接近20%，这些现象被人们简单地认为是高福利制度在作怪，从而让人产生了对福利国家的生命力的怀疑。经历过了这场经济衰退之后，北欧国家纷纷对福利制度作了调整。以芬兰为例，1996年是这个国家对福利制度动大手术的一年，从这一年起，芬兰的医疗福利、失业保险以及对于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市场津贴水平都有所下降，而且覆盖面也有显著的缩小。很难说是不是福利制度的调整产生了作用，最近几年芬兰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保持在了5%上下的水平（除了2001年仅有0.7%），失业率也一路下降，从1999年的10%左右下降到了2004年9月的7.2%。

　　对于福利制度的改革使得北欧国家的确有了一些变化，有学者甚至形象地说，北欧国家都纷纷地变得不再那么纯粹“北欧式”了，丹麦变得更“德国化”了，挪威更加“英美化”了，芬兰越来越向“欧洲模式”靠拢，只有瑞典还固执地保持它的瑞典特色。那么，是不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意味着北欧福利国家的模式已经被放弃了呢？答案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不”。一些研究社会政策的学者认为，这场改革只是边际意义上的，“已经进行的改革和福利的削减并没有改变福利国家模式本身”，1999年的一篇文章称，“在加入欧盟后的第五年，芬兰的福利国家模式并没有瓦解的迹象”。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排名，完全是在调整----而不是放弃----了福利国家模式的情况下获得的。

　　我想提醒深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也不要试图去从国家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上去挑毛病。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是根据宏观经济管理、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的，2004年，论坛通过对8700位经济和金融界领导人进行问卷调查，对全球104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状况进行了评估，评估项目包括贸易与投资开放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技术、管理、人力及公共机构等。这些指标非常综合，远远超过了通常人们用劳动力成本和产品质量来衡量的贸易竞争力的含义。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芬兰在上述三方面都表现出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芬兰被认为具有世界上最清洁的政府。有趣的是，美国这个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排名第二，仅在公共机构质量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等方面“略为不足”。这样的结果也许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两端，一端是高举自由竞争大旗的美国，另一端是坚持以政府干预暖化市场机制冰冷一面的北欧国家，两者都在创造着经济成长的活力，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吗？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谈经济学了。事实上，经济学家通常不谈竞争力这个概念，或者说，象世界经济论坛所讨论的“竞争力”是没有在经济学上被严格定义的，是在经济学理论分析上没有办法被操作的概念。那么经济学可以谈什么呢？可以谈增长。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不能依靠要素投入（劳动力或者资本）的增加来得以持续的，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只能是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再往下追问，实际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是根本。严格说来，人力资本和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教育的发展的确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再说开去，从教育发展到人力资本积累的实现是有很多中间因素的，从个人角度来说，首先要有接受教育的要求和意愿，同时还要有投资于教育的经济实力。接受教育的意愿来自于教育所带来的收益，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的收入，二是非物质方面的精神需要。投资于教育的钱在世界各国不外乎两种来源，一是私人投资，严格依赖于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二是由政府公共投入。之所以要让私人投资，私人也愿意投资，是因为教育的收益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最后转换成了个人的收益。而政府对教育进行投资则是因为教育还有一部分积极的社会收益，例如降低犯罪率、形成良好的政治参与，等等，这些收益是社会共同享有的，不被个人直接获得，如果仅让个人对教育投资的话，教育的社会收益就不构成个人的教育投资的激励，教育的投资水平可能就低于对于社会而言的最优规模，这一点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尤其重要。

　　来看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下教育发展的机制。在一个象美国这样比较强调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税收很低，这能够充分地保证个人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但是，正因为要保证对于人的激励，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比较大的，这就同时造成了一部分的低收入者，他们很难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去投资于教育。这部分人构成了社会的底层（比如黑人），他们居住在一起，缺乏提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资本，他们不仅投资于教育的经济能力不足，甚至对于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也被打消了。久而久之，这部分人就成为了被固定化的社会底层，也成为社会矛盾的根源。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并不会丧失其竞争力（竞争力这个词有时候还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一个低税收、高竞争的地方正可谓是冒险家的乐园，于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才都纷纷流向美国，其中就不乏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使得美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才高地”。而正是因为有了无可匹敌的人力资源，美国自然也不缺乏资本，不要忘记，中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美国的模式似乎更加值得推崇，这并不奇怪，因为传统的经济学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学。但是，当代的经济学已经对我们这里谈到的问题有了许多新的看法。其中，近年来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课题就是收入分配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收入差距的确有可能通过一些机制削弱一个国家的增长，其中，教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变量。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穷人没有投资于教育的经济能力，而由于资本市场本身又不完善，穷人也难以通过借贷的方式来筹措接受教育的资金，于是，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受到了威胁。相反，如果政府采取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那么，就可能提高穷人的教育支付能力，提高社会总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当然，早期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富人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的那样，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更是如此。显然，福利国家做的事情正是通过广泛的社会政策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甚至通过政府的大幅度补贴，保证了每一个人能够享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样的制度也许由于存在高税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但是，请注意，由于政府补贴的存在，教育的成本非常低，甚至是免费的，那还有谁会放弃接受教育的机会呢？

　　福利国家的收入均等还有一个在理论上可能对增长有利的方面，那就是能够维持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稳定的宏观环境，这仅从这些国家非常低的犯罪率就能够轻易的理解。近来，我自己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收入的适度均等对于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服务业的大发展，而服务的消费往往是具有群体性的。这不象工业化社会，大多数的工业品你都可以在家里一个人消费，与别人无关。而服务业大发展的后工业化社会就不是这样了，服务的消费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完成的，甚至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制造并提升其品位的（文化产业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就象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的那样，如果说在工业化社会，我们还能够只顾个人积累财富，用防盗门窗将自己安全地锁住的话，那么，到了后工业化社会，如果大家仍然是这样生活，如果城市总是因为有着大量的贫困人群而显得破败，那么，这样的城市就不会有高尚的品位，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和娱乐，更没有旅游业。到北欧去看看吧，当你穿梭在古老的街道，欣赏白发的老人在黄昏里静视远方的时候，你要知道，没有适度的福利制度，你眼前的一切就不会这么美好，这些国家就少了很多前来欣赏的游客。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一次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上，和同行的朋友一起边走边聊，忘了为什么讲了一句“我很失望”之类的话，这时，正走过一位老人的身旁，老人笑着说，“哦，你应该有希望。”意识到这话是对我们在说时，我们已经匆匆走过，一转头，老人正冲着我们微微笑着，斜斜的下午阳光越过古老建筑的屋领正从他的方向投射过来。

　　所以，仅仅从高福利导致高劳动成本，高税收不利于提高劳动的激励这些角度来怀疑福利国家的模式显然是过于狭隘的思维方式。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仅应限于对于过高福利水平的批评，这时，福利带来的正面效应可能已经低于其负面效应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福利国家模式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澄清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福利国家何以有竞争力的一个最为有意义的贡献，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个契机。还是让我们用一位研究福利国家政策的外国学者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模式是可以被调整、被重构的，是可以变得不那么慷慨的，但是，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经济增长和衰退之中所经历的福利国家的历史，福利国家的制度特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受到挑战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仍将是普遍的、包容的、再分配的和就业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