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五、国家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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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性的精神崩溃的高潮，早已揭开其序幕。社会意识形态的瓦解与个人观念支柱的夭折，互相交叉，剪碎整座整座文明的世纪末。因为必要的社会约束，日渐败坏为私欲的工具；人性对奴役的反抗，造成礼崩乐坏之局；精神病发病率和社会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又反过来刺激奴役的绞索越收越紧；奴役带来的私欲反过来又激化了反抗，结果使社会局势更加趋于爆炸性……这是一个进退失据的时刻。文明越发展、内容越丰富、领域越广大，它所需要的维系力及维系一个事物所面对的压力，就越大。与此相应，个人自由及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否则，整座整座的城池，在破碎之后就再也无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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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毕竟是作为个人而出世的，人的先天遗传，也促使人们首先顾及个体的需要而不是种族和群体的需要，“从自我出发”，这是最低级的本能，几乎等于“命运的命令”，尽管同时，命运的命令还以“良心”、“克己”、“利他”等另一些逐级高升的形式发布之，以便取得“综合的平衡”！于是，个人不得不与日益加强的社会压力，相抗衡，直到他支持不住而崩溃，直到被追悼者誉为“反抗者”。
社会并非只是个人与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也并非社会中独处的平等者，而是分别承担着不同功能的细胞！细胞的综合，并不等于有机体本身，决定有机体的是“来自结构的指令”！一个文化有机体也是如此，它有独立的潜能，而创造文化的那些个体，与文化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恰似某些特殊的细胞对人体的关系。而地理和文化环境对文化有机体的关系，恰似水．食物、空气、外部刺激对人体的关系。一个文化有机体的起源、诞生、成长、潜能发扬及特性衰落……也都像人的寿命一样，由自然的指令（如细胞的衰老速度等）或命运的推演来排定的；其中任何要素，是易化力量的现身，它甚至创造“说法”以宏扬命运的意图。相反，文化有机体决不会按创造性天才的类型来排定，创造性天才及其创造中的文化，反而是仰仗历史的秘密消息，或是兴，或是亡，不可穷尽。
社会为其自身的某些特定要求，根本不把“个体”放在眼中，不论什么个体，一律遭其践踏，并在必要时予以毁灭。社会的潜能，往往由天才的活动来达到极限，并突破极限；天才把神秘的社会潜能称为“天命”──天命若不充分表现自己，誓不甘休，而从不过问“代价”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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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且是这巨大无匹怪物的食料、燃料，社会无情地塑造个体，不论这些个体看起来多么显赫，甚至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像天命无情地塑造社会，不论这些社会看起来多么稳固，甚至具有万古长青的假面。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有情，也不是道德、正义；社会，这生物集合体也像生物一样采行生物的第一原则：是吸取食物、化出营养、维系生存并为绵延自己，而践踏英雄的尸体。
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社会及文化的本性！精神病高潮的起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能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如前所述，在崩溃的极限到来前，这压力只会继续增大。谁来堵遏这历史潮流？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堵；无能力的人，不足去堵。所以，把命运托付给命运吧！尽管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所以，精神病者淘汰了，不让谬种继续播恶。而放松或减轻社会压力的希望，只是玫瑰色的图面，不足为训。赤子之心，不会昏乱到“让希望冲乱头脑”的地步的。谁能借用法律的巨压，实现有序的淘汰、推广种族的精选？而放弃在二十世纪已经宣告失败的宣传熏陶、思想改造……
这样也许就转祸为福了，精神病的空前发作，就会变成全球整合的巨大动力；社会的吃人本性，就会变成精选个体为世界公民的优良机制，文化的反人性倾向，就会变成再造人性的驱动器。“消灭精神病”的口号，要远远胜过空想家所谓的“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的纲领。消灭，是通过精选，使人在文明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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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不仅是生物学的一个要素，且是文化、政治、思想等诸种领域的一个要素！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品种，往往决定了他的文化特征、政治特征、思想特征……这些特征，一旦作用于他所面对的环境时，就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例如在政治领域，某个集团或党派的成败兴亡，往往取决于其领袖的生理与心理要素，“领袖要素”的影响，当然会潜伏很长时间，但等它一旦表现出来，就将势不可挡了。请不要由于害怕“突出个人作用”而故意忽略甚至无视领袖要素吧。
由于人的狭隘性、偏执性，现代人也依然和古代的原人一样，并不清楚好坏善恶的系列意义与结构价值。在永恒秘密里，人如同动物，是为生存而生存的，是为思考才思考的。所谓“人比动物优越”，在永恒里成了谎言，是以表象代替了内质。对于人这“类”而言，并没有任何值得推敲的“永恒”──因为人这类动物本身太分散了，事实上构不成“一个整体”，而每个人又瞬息即逝、微不足道，结果，“人类的永恒”成了个人的短促自我的简单加长……所以对思想深入的个体来说，世俗奢求的“永生”反倒成了一项最大的恐怖、最大的惩罚，成为西西弗斯的故事。
如果“人类的永恒”只是把人作为类而造就的，那么，除去世俗生活的刻板重复外，还剩下什么？除去把生活简单加长到令人厌恶的长度外，还有什么！人类的永恒，不过是菲薄的愿望反复相加（好一个“薄积厚发”！），是私欲的类化。所以，它如何可以充作“命运”的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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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思想家煞有介事，振振有词，说人们应该如何如何生活、应该如何如何认识世界。这时，我不禁生起孤愤。不知道是哪一代鬼胎，用什么器具做下了这群恶棍，并放任这些受到册封的理论家前来说教？他们的教导是一种毒害，他们的逻辑是一个陷阱，他们欺世盗名时一点都不脸红，还常常做出拍案惊奇的表演。但他们的理论却抹煞了一个常识：面对无数个体和无数品种的集合称谓──“人类”，哪有普遍的、始终如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呢？纵或有，那实存的“人类”又有什么能力摄取这犹如幽灵的原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确实很难沟通。因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齐一的品性和共同的需要。纵或是有，更多也会触发争端而不是增进合作，除非他们面对更大的外敌、更大的威胁。只因资源有限，而人欲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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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回事，社会经济制度的风格又是一回事。
游猎的、游牧的、牧农的、农牧的、农──工──商的以及工──商 ──农的（再加海盗类型的、商业类型的等等）──这异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固有天壤之别，足以构成不同文明的基础。但，其中每个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又有多重风格。这些风格肇因于地区条件（偏重于地理自然因素）、民族性质（偏重种族和文化因素）以及许多偶然事变以至于伟大的人格特征的示范等等。
风格就是文化。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风格”。
试以当代的情势而论：现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游猎型的到工──商──农型的，都是灿然大备。但无疑都向着那工──商──农的最后结局不断一体化。而工──商──农型的，被称为发达社会类型的内部，又可分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如美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联）两种。明眼人都承认，这两种制度正在互相接近甚至互相渗透，它们之间最终混同的结局，看来是注定了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命运将昭示我们这一点。（上述文字写于一九八0年七月──著者。）
下述两种矛盾将减弱甚至消失：
A、不发达社会（它的典型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而是所谓“南半球国家”，尤其是还没有发展到工──商 ──农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达社会（现代工──商──农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南北之争”，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典型证据。
B、发达社会内部的自由经济型与计划经济型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东西方之争”，将作为政治垃圾被抛弃。于是，全世界将被大体同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统一起来。
但不要忘记，风格本身的差异却不会消失，文化不会消失，尤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许还会扩大。高级文化的容器和象征物，诸如宗教教派、哲学学派、艺术集团、大学城堡、科学壁垒……仍将有力存在，在漫长的、走向世界统一的过渡时期……而高级文化本身，尽管受到科学技术的市场压迫，甚至受到“全球争霸”这巨大诱惑的胁迫，而日益丧失民族特性，或是仅存形式……（但仍能呈现某种个性和创新精神）……否则，我们怎样设想还有一个未来的、并不乏味的世界呢？
对，即便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仍然会兴起多种不同的风格和个性的努力。在这里，也将像一切原始的地方一样，人的求新本能，仍将顽强地出头拔尖。
这风格就是文化。风格的色调，就是文化的形式。问题仅仅在于：哪一种文化及形式，将占全球的上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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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和希望，这是两帖新国家借以健全成长的心理补药。
恐怖：因为国家是无情与暴力的儿子，虽然强大的国家常常装得有情和慈悲，但这常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后患无穷。所以，恐怖不仅是新国家诞生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它借以摧毁旧国家的必要条件。
希望：新国家是文明得以再生的可靠温床。某种程度说，新国家本身就是新文明及其势力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保证了新文化的继续膨胀和实现。所以新国家所激起的希望，就不仅是新国家的成功诞生的一个徐波或回响，它本来就是那孕育未来的新生命的表现。测量某个文明的内在力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它激发起来希望，到底有多么大？而它带来的实际恐怖又是多么剧烈？这种反差越大，一般来说，其文化的表现也就越是强力，社会的内在痛苦和内在力量，也就相应越大，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浮沉，也就越是波澜万状、起伏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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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的声音说：在危急关头，“盲目的行动”如果凭借优越的本能，虽不用算计，也能取得辉煌成功？但请注意，这行动必须和行动者的“天性”及“能力”十分相称，若无此神奇的“配套”，不以天性的能力作后盾，请放弃那非份、僭妄、逾越因而是“有罪的”行动吧。其实，“失败，这才是我们对‘有罪’的主要理解”……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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