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与金钱的傲慢和被遗忘的弱者

陈毅聪双唇紧闭，神情忧伤，站在2002年8月1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上，用红框圈起的“IN COURT”图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衬衣上，衬衣下是明显单薄的身体。他住在北京东郊的一间简朴的房间里，家中唯一的电器是海尔沐浴电热器。“像我这样的人，又能有多大影响力呢？”陈毅聪向《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抱怨。此刻，他家中的电热水器的生产者、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公司海尔集团将他推向法庭，后者相信这个25岁的年轻人在网上写作、并被一些杂志转载的一篇文章，“诽谤”了自己的声誉，勒令在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收回转载这篇文章的杂志，向他索赔30万元。

我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陈毅聪与海尔的故事。四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我头脑中那些对新闻业的浪漫色彩日渐消退。那些相信自己是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似乎都命运多舛，那些比陈毅聪更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在尝试了几次令人赞叹的调查性报道之后，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被调查者对他们的限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蜂拥而来的有冤屈的公众将他视作一个权力中心，纷纷向他们求援……

而且，法律似乎突然焕发了一种意外的生机，那些被新闻记者提及的政府官员、或是商人，突然言之凿凿地用一种新的语言来为自己辩解——你不要乱讲，我可以在法庭上告你。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肖像、他们一直并不在在意的名誉，突然间变得神圣非凡，他们要拼死捍卫。而面对控告的新闻记者，却似乎找不到对应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只要将他们的目光从这个条充满压力的荆棘路偏转开，就可以看到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地，数不清的公司在等待被报道、被赞扬。年轻的记者们可以被邀请去住五星级酒店、坐商务舱，只要听从公关公司的安排，你可以过上舒适的采访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滥用这种权力，公然的接受贿赂。

于是，新闻力量一方面高度受限，缺乏保护；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被腐蚀。缺乏真正独立精神的媒体总是处于某种不成熟状态，一些时候，它夸大自己的使命，新闻报道带有了过分强烈的道德仲裁者的痕迹；另一些时候，又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摇摆中，新闻的基础——对事实的追查、对真相的探求——却经常被遗忘。所以，尽管新闻记者经常自称为“社会公器”，我们却清楚，我们并未付出匹配的努力，赢得对应的尊重。

新闻业的受困，多少可以解释我们的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强烈的权力的傲慢。昔日的傲慢，来自于官僚体制的特性，它入侵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而如今的傲慢，还要加上一层的新的含义，权力与商业力量达成的一种新的联盟，地产商的轰隆隆的推出机横扫出的一片片废墟，象征了商业的能量，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它无视那些站在废墟旁的个人的无力身影。

像四年前的海尔集团与陈毅聪的官司一样，过去一个月中，富士康科技集团与《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间的戏剧性的案件，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最初3000万元的赔偿金额，迅速使所有人的注意力，从诉讼最初的核心——报道是否准确——转移到了别的方面。新闻媒体与公众表达出的潮水般的愤怒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富士康公司，不如说是一个受困的社会的不满情绪的集体释放。人们目睹着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剧，看到了权力与金钱的傲慢，被迫接受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的时代，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强者变成了傲慢，而弱者则充满了偏见。

所以东北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全国性的“宝马案”，因为它其中蕴涵了财富与贫穷、权力与无力的悬殊感；任志强公开为高房价的辩护，则引发了对全国性的对地产商的不满情绪……

从《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翁宝口中“这是媒体业的911”，到 “这是新闻同业的胜利”，这一案件的转折充满了意料之中的戏剧性。富士康公司最终将起诉对象由两位个人转向《第一财经日报》，索赔金额降为1元钱，它收敛起最初的咄咄逼人的傲慢，表明自己正是出于对新闻公正性的要求，完全忘记了最初3000万的索赔中蕴涵了多么强大的暴力逻辑。

按照现代社会的兴奋与遗忘的速度，可以预料，人们将很快对这一事件失去兴趣。但是，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该如何安抚社会中酝酿的那种不安、容易暴躁的情绪，该如何减少那种不加掩饰强权逻辑的傲慢，看起来，它们仍都缺乏对应的制约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争吵中，最初的被报道者、被同情者，工厂中那些被过度辛劳的劳动者们，却可能再度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