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不怕死 陈水扁遭现世报

「烧炭跳楼万六冤魂怨气直冲中正庙 / 贪腐滥权六年总统劣行果遭现世报」这是九月初出现在中正纪念堂前一座灵堂的左右对联，横批是：民不畏死。

九月九日，倒扁反贪腐的数十万人潮涌现，除了总统府前施明德发动静坐的凯达格兰大道之外，紧邻的中正纪念堂广场（社运人士戏称为「中正庙」）也是人潮麕集之地。广场南侧有民主行动联盟搭建的大舞台，北侧则是学生、老师和社运团体共同组织的「台湾社会论坛」，自九月三日起，每天在帐棚内举办三个场次的演说或座谈，题目由参与的社运或学生团体制订。至九月十四日止，连续举办了三十六场。

有趣的是，「台湾社会论坛」开场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谁杀了一万六千个自杀者？」在倒扁的怒潮中，答案当然已经呼之欲出。参与论坛的学生们发挥创意，在紧邻论坛帐棚的外侧搭建了一座灵堂，安置「一万六千名自杀者」的灵位。对学生而言，这原本是嘲讽意味浓厚的「装置艺术」，讵料来来往往的倒扁人潮敬慎以待，前来焚祭者膜拜者络绎不绝，「灵堂」乍然间变得严肃起来。九月九日，施明德开始发动倒扁静坐，当天晚上，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前往静坐、致意之后，还特地前来灵堂焚香悼祭，态度虔敬无比。

这样的演变让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一万六千名自杀者，的确有冤有怨，开不得玩笑。9月10日是联合国的「世界防治自杀日」，在台湾普受敬重的法鼓山圣严法师特地在一场祈福活动中，当着行政院长苏贞昌的面严正表示：光是去年一年台湾的自杀人数，就超过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这表示人民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对政府政策失去了信任感。圣严又说，台湾每十万人中，就有十八人死于自杀，自杀率是全世界平均的一倍半，对于这样的数字，政府岂能不深自警惕？自杀即使是个人的选择，政府也不能卸责。

圣严法师对自杀的认知，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著作中将自杀视为「总体社会现象之反映」的说法不谋而合。涂尔干指出：自杀揭发了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自杀率过高的社会是一个裂解的、失序的社会，也是一个对于未来缺乏想象的社会。

圣严师父提到九二一，这不禁让我想起，大地震之后，我曾经自愿下灾区工作，负责编辑《九二一民报》。我在灾区遇见过多位在地震中丧失至亲至爱的小孩。有多少孩子，才刚刚开始以他们好奇的本性探寻世界的奥秘，才刚刚学着怎样去认识他们生存的环境，然而，一场大地震的爆发，重创了他们所熟悉的人世，他们原先的生命轨道遭受严重的扭曲。幸存下来的孩子，可能却已失去了疼爱他们的父亲、母亲，失去了兄弟姊妹，失去了最要好的玩伴，失去了熟悉的游戏空间……他们最最鲜活的记忆被无情地一笔涂抹，他们的生命，在一夕之间，改变了形式。 

大地震震垮了国民党政权，陈水扁取得总统大位。令我讶异的是，民进党政权对灾区重建工作采取极为轻慢的态度，灾区所留下的无数孤儿，他们稚嫩、脆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辅导和关注。甚至由于重建的遥遥无期，许多屋毁人亡的家庭，由于债务缠身，借贷无门，在不景气浪潮下又遭逢失业困境，临时的组合家居简蹙寒陋、期限迫近，因贫困、暴戾而衍生的家庭悲剧层出不穷，年幼的孩子们不免因此遭受二度的伤害。 

二次大战以来，心理学界对于人类的「抗击强度」（resilience）做过相当深刻的研究，对于父母亲在战乱中死亡和曾经被移送纳粹集中营的儿童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在经历巨大的生命创伤而依然能够健全成长的小孩（即「抗击强度」较高的个体），基本上得力于三种保护的机制。 

其一是情感机制，亦即个体与其亲人维系着紧密挚切的关系。家庭失和或父母一方有躁郁症倾向者，个体的抗击强度相对衰弱。然而，家庭生活不健全的小孩，其情感机制仍有可能透过社会寄养、托养单位的完善而补足。 

其二是认知机制。「抗击强度」较高者，常常是那些能够自己设定目标并且构思策略去完成的个体。他们可以分析自己的处境，因此得以与痛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致于完全被身心所遭受的痛苦淹没。为了增强认知机制，心理学家会导引受创的孩子陈述遭遇，重组过去，让事件像一出结构良好的戏剧一样，找到它的叙事主角、动作、情节、场所、甚至机关布景。个体在这个认知的过程中，建构了生命的「意义」。心理学家发现，许多自暴自弃的案例，或是精神官能症者，常是因为意义丧失（noogene）所导致。 

最后是意志和动力的机制。许多集中营的幸存者都强调维系「道德尊严」的重要性，不管在如何屈辱卑微的环境下，绝对不能丧失心性和理性的底线，他们唯一也是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一定的境界与高度。他们也以此为典范，教给了受难的孩子。自爱与自重成为个体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得以幸存的动力。 

证诸当今台湾的社会情境，阿扁执政的这六年来，原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在轻佻傲慢而又贪腐败德的金权体制下，一吋吋流失。社会中的弱势者普遍面临情感失依，意义丧失，尊严扫地的社会现实，如是情境正好为自杀者提供了自暴自弃的充分理由……

陈水扁执政六年，台湾的自杀率快速成长，公元两千年的自杀死亡人数是两千四百人，到2005年，已增加到四千两百人。根据行政院卫生署的统计，自2000年到2005年，自杀人数已逾一万六千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体制，会逼使这么多人走上绝路？尤其是近两、三年来，父母挟带小孩，全家烧炭投海共赴黄泉的案例日愈增加，意即，厌世者不仅对今生今世全然绝望，对于孩子未来要生活的社会一样不抱存任何希望，以致竟不忍或不愿把孩子留在人世接受生存的折磨！这样一个对未来完全缺乏想象的社会，已经是一个裂解、失序的社会。自杀成风，民不畏死，孰令致之？值此农历闰七月，相信一万六千自杀者亡灵冤魂很快会找到其冤家债主。(原题：民不畏死 。俞力工送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