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史上，愤青才是真正的新人

很多年前，我被人称作“愤青”的时候，一时间欣欣然。多次跟人说起，甚至让老外明白“angry youth”的当下意义，我国社会有一种愤怒的要素将要推进变革。 但是，很快地，愤青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一种显得不懂事不温柔敦厚不自由主义的说法儿；我跟李慎之说起的时候，他那时正在鲁迅胡适的比较中坚定地高抬胡适，他沉默一会儿，开口说：如果你是愤青，我就也是愤青，还有鲁迅，中国最大的愤青。我诚惶诚恐，这叫怎么说话呢，我是愤青，您怎么能是愤青呢，您怎么着也应该是愤老啊。慎之笑，我后来想，那笑很苍凉、落寞。我国老人的笑声多是落寞的，但好在慎之有愤。

再后来，“愤青”完全成为一个负面词汇了。我国的子民跟体制一样，其文化的展开，总是不自觉地呈现出毁灭、玷污美好事物的趋势。他们在人生的过程里毁灭、玷污了爱情，他们在社会的生活中玷污了超女那样的青春，他们在国际社会里玷污了地球村；不但如此，他们还以发展的名义遗弃了传统，以物质的名义毁灭了精神，以中国的名义告别了文明。比较愤青与俄国社会的末叶的“多余的人”，或欧美社会的“垮掉的一代”，我们可以看出，多余的人、垮掉的一代都在人格精神和实践上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社会，愤青本来也是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坚定表达并自我成全的人，却在我们的社会里最终成了一种创造性为零为负数的姿态。并且愤青一变再变成为一种情绪，一种学院、网络上的愤怒游戏，一种“书斋的革命”，一种戴着面具的流氓，一个脑子有点“贵恙”的一根筋患者或原教旨主义者，甚至称呼原教旨主义都高抬了愤青，因为他们涉世不深，是没长大也长不大了的类人孩。于是左愤也好、右愤也好，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的寄生或边缘角色，他们就像跑到异国他乡去的中国人，都对他们身在的社会文明进程缺乏正向的贡献。毛泽东当年曾愤怒地指责一种教条主义者，说他们的教条充满肃杀之气，一点也没有价值，连大粪还不如，大粪还能肥田，他们的教条什么都不是。这种评价，完全可以移用于当代的愤青中的极端主义者流。

因此，我几乎是羞愤地关注着我国的愤青们。看着他们一脑袋的浆糊，他们的灵性在观念名词的缠绕和重负下被窒息，他们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和正当的喜怒哀乐，我就有一种大恸至极的愤怒。我不好意思说，真正的愤青至少应该是我这样的；也许应该说，真正的愤青是鲁迅、李慎之等先生那样的，那样才是一条汉子，才是梁启超们千呼万唤的“新民”。甚至说，即使负面意义的愤青，也应该是立志立身高远的小平头阶级，是他们力争上游、把自己提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充当“历史车轮”或善或恶的意气人生……用缥缈先生的话说：“愤青者，惟胸中有愤必泄之而后快者也。”

事实上，缥缈的《愤青史记》让人看得回肠荡气，心叫痛快，就是他写出了我们中国人中真正的愤青。他从历史取材，选取了陈亮、严蕊、汲黯、王安石、傅青主、韩信、张籍、吴起、朱彝尊、庄子、屈原等十几位人物，把他们精彩绝伦的诗意、快意、恨意人生呈现给当代人。让我们重温自家文化历史中有那样英武伟烈的性格，有那样汪洋恣肆的胸怀，有那样气冲牛斗的男儿，有那样柔肠裂帛的女子……即使那些奸恶愤青，如来俊臣等人，缥缈也写出了他们于连式的自觉，他们对至高功名的博取，以及他们对同胞生命至高的轻蔑。

我国人民素以历史悠久、文明光华灿烂自得，但在缥缈笔下，真正可传者不多，在这部自称“史记”的书中，也就十几位人物可歌可泣。在古人自己也多半同意的“万古如长夜”的华夏历史演进里，真正“不平则鸣”的愤青可圈可点，并没有数不胜数。就是说，大多数人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只有少数人，如缥缈笔下的那些愤青们，才如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至今让我们感念。我们虽然不能以平常的人性揣测他们的喜怒哀乐，却能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散发的愤懑之气，穿越历史的黑幕，扑面而来。我们今天回看沉重的历史，反思当下混浊的中特生活，可以说，这些愤青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在于他们最早突破儒家伦理，或说突破华夏畜群集体，而直抵个人本位，直抵个体心灵。就是说，如同儒家伦理自得自我标榜的“天地正气”一样，真正的精神气魄，上则星汉，下则河岳，于人曰愤青，沛然庄严，心有忧患，意有所结，冲决伦理社会的网罗，有如晴天里的风暴，奇特地装饰了庸常的文明，并安慰了后人。于是，不仅愤青后的愤青，就是今天的我们，千载以下，看到愤青们的人生，犹为叹息。因为他们成就了我们文明里少有的人性之美。

以道德感看历史，我们多半要称说那些圣贤君子，那些仁人志士，那些忧国忧民的义士；但以现代性的眼光，尤其是以其最本质的个体本位来看历史，也许人们应该向愤青们行注目礼。天下、苍生、华夷、王道……等等，在愤青心中没有份量，用毛泽东的话，那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愤青也在追求某种东西，那种东西更是他们精神气魄欲望的高度统一。他们的人生构成命运借以书写的经典文本，他们亦正亦邪，或正或邪，但他们一直努力在实现那种东西，虽然，命运未必顺如风帆，但对他们来说，“难回者天，不负者心”。

对我国这样一个集体伦理远高于大于重于个体的文明而言，愤青可能是真正突破文明的人格形式，即是一种真正的新人、新民。即使西方，群己权界远比我国社会清晰的地方，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到女权、环保，也是一大群甚至整整一代人做了愤青，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有其他的现代性幻象追求，如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流行过的，“好人”（丁文江、胡适之语）、“诤友”（胡适之、傅斯年语）、红卫兵（官方张罗的）、80年代新一辈（流行唱说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好市民、公民……都显得一厢情愿，虽然温柔敦厚却终于帮忙帮闲，虽然姿态叛逆如戏却无济于事。可惜，现代中国的愤青并不多，从陈独秀、鲁迅们算起，并不多见，就像缥缈笔下的历史上的愤青不多见一样。我们知道，新人、新民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社会运动来成全的。转型社会的愤青不多，正说明转型的艰难，它离传统专制中国并未走出多远。

写人的著作多多，但少有缥缈这样文史贯通的个人写作。尽管作者对愤青的定义并不精准，对人物的选取不无随意，书中文字却是精练而富人情，气壮盛而生动。我们在《愤青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影子，可以看到孔子的笔意。作春秋者其有忧患乎，作愤青史记者，其人有愤懑乎？作者叙述得那么平实，但我们却仍然感到对历史的评叙中，时时在敲击着我们内心。“大雅久不作，风衰竟谁陈？”作者心性为愤青，却不得不在岁月的淘洗里举重若轻，自做缥缈状，《愤青史记》的文字也确实缥缈无状，起止随意。但是，现实生活的缥缈无名、拔剑难寻，却可以借他人酒杯来浇心中块垒。就像恩格斯说过的，必须研究我们的历史。在历史人物那里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找到我们自身的价值和认同。一部《愤青史记》再次证实，新天新地新的人类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从历史中点滴积累而来，其中人们呼唤的所谓公民或新新人类，其实早有他们正当的历史人格形式：愤青。

可惜的是，对于“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的历代愤青而言，人间世，多的仍然只是“乡愿”，这些乡愿们……“阉然媚世；所谓非之无举，刺之无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与狷狂者异矣（《论语正义》）！”

所幸者，凡一代必有一代之俊彦与勇者，孑立于中华历史，俯仰天海苍茫，点染曙色熹微。 （余世存博客原题：拔剑四顾，曙色熹微-读《愤青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