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产者成为中国社会主流

“魏城先生：

您好！贵文提及的李飞今后还会碰壁，假如他不改变的话。

1，他离开医疗行业是因为他的价值观与行业主流价值观相冲突。

2，读了MBA，投身商业，去实践他的理想主义道路，同样会面临相同的困惑。

3，或许李飞看了过多用理想主义笔调撰写的名人传记，学了太多的成功学，造成他目前比较单纯的想法。

4，其实，成功商人的第一桶金大都来自于‘血雨腥风’，来自于晚上无法入眠的‘惊人一跳’，来自于社会价值观与自己价值观的强烈冲突，来自于内心痛苦的挣扎。而这些是很少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的。

5，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性格决定命运。

6，李飞的换行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要换思维。

唯有‘山不过来，我走过去’这务实的移山精神，李飞们才能‘海阔天空’走向自我成功。

一些感言，请斧正。

读者：张力”

读完这封信后，我猜想，这位读者本人也许就是一个“成功商人”。但不管他的确切身份是什么，他的这封短信写得还是颇有味道的。

我把这封邮件选出来，交给相关的编辑。此信后来发表在9月21日的FT中文网上。

“动态的平稳”

到此，我的中国中产阶级系列调查报道终于可以划下一个句号了。

不过，我要“事后”说明一下，这个系列绝非全面、严谨的学者型调查，而更多的是一种走马观花似的记者式报道。出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单枪匹马的我，只能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几个城市中采访有限的一些人；出于篇幅的限制，我的“年代子系列”只好以短短三篇的内容，力不从心地试图涵盖三个“时代”的沧桑变化，我的“职业子系列”也只能以五集的篇幅，挂一漏万地尝试描述几大职业的甜酸苦辣。好在读者也知道我的局限，他们并没有以“学者型调查”的标准来要求我，他们甚至以读者兼论者、当局者兼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参与这一系列的创作。

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中外学者已有很多详尽的阐述，参与FT中文网“中国中产阶级讨论”的读者，对此也有很多精辟的议论。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和贫富分化的缓冲器，富少穷多的“金字塔型”社会最不稳定，而中间阶层庞大的“橄榄型”社会则非常稳定。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却有一个不同的说法：纵观历史，其实“金字塔型”的传统社会非常稳定，而“橄榄型”社会却不太稳定，但“金字塔型”社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一旦出问题，就彻底倾覆，持续动荡；而“橄榄型”社会却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时常颠簸、摆动，但不会彻底倾覆、不会倒立、不会解体。

唐钧在给我寄来的一篇文章中说：“金字塔型社会是最稳定的，它可以稳定得几千年岿然不动，但这种富人聚于塔尖、穷人沉于塔底的社会结构是没有活力的。如果把它倒过来，呈‘倒金字塔型’，这种有限的社会资源被大多数人平分的社会结构有点像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上面是工人和农民，最底下的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但这种结构除非用强大的外力压制性地将它钉死，否则是无法稳定的。但一钉死，同样也就没有了活力。而中产阶级占主体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要静止地去摆放，也是不平稳的，但要使让它旋转起来，它就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稳，而且速度越快越平稳。当代社会追求的应该就是这种动起来的平稳，速度快的平稳，有活力的平稳。”

联想起我这次采访过的许多人，他们也都是这种“摆动中的平稳”的受益者，是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社会流动”的受益者：例如，被《南方周末》冠为“中国网络旗手”的“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就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普通农家；被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列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物志”的“视讯中国”CEO姜强，父母也都是山东济南的普通工人；着名话剧导演张广天成名前，曾蹲过监狱，干过火车站搬运工，当过街头流浪歌手；互联网企业家陈年与我谈起他的青年时代时，也毫不忌讳他的“走麦城”前史：大学肄业，当过街头“二道贩子”，游走于社会边缘……

更为重要的是，以白领职业为主的“新中产阶级”，与以小业主为主的“老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多数是领取薪水的白领雇员或自谋生路的自由职业者，靠自己的管理技能或专业知识吃饭，他们虽然也经历过读者张力所说的那种“社会价值观与自己价值观的强烈冲突”，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却基本上不是来自于张力所说的那种“血雨腥风”和晚上无法入眠的“惊人一跳”，因为他们不是自行创业的传统商人，他们的“第一桶金”并非是从原始的商业“河沙”中淘出来的，而是在与已经拎着数桶黄金的雇主或客户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得的。

对于中国的“新中产阶级”，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西方新老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则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两个群体却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两者间隔时间之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很快在九十年代转变成为“脑体正挂”，可以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由于“新中产阶级”不必经历特别惨烈的“血雨腥风”就能“炼成”，所以，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示范意义也就更大、更积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对我说：新中间阶层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包括经济收入、职业权力、职业声望和社会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通过相对公正的财富获得机制、通过相对规范的契约关系而取得的，而不像过去的旧中产者、小资产者或贵族阶层，是通过血缘、家庭、财产的继承而获得的，因此，新中间阶层对社会有一种积极的示范作用：即任何人，不管他的出身、家庭背景、早年经历如何，他都可以凭借个人的后天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如何扩大中产阶级？

我的中国中产阶级系列调查报道陆续发表后，我也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质疑我为什么只跑北京、上海、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而不去内地的中小城市。我只好如实告诉他们：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少数大城市是中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而内地中小城市虽然也有少数富人和不多的中产者，但形不成阶层，不具有代表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