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发展的上海文化是中国样板

上海从来就是一个商业气息相当浓重的城市。这一点常常成为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控诉上海文化乏善可陈的一条重要理由。

商业文明并不是罪过。人类在商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明、灵活、诚信、吃苦耐劳精神和创造性的智慧，也是人类的美好品质。而且，在商业契约关系中，现代公民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胚胎孕育出来了：它就是人类个体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

也恰恰得益于此，上海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化和初期公民社会的策源地。没有以上海为基地的现代物质生产，中国现代文化简直难以想象。进言之，过分地抨击上海的现代商业文明，甚至恰恰是长期以来形成小农意识的保守性的体现。

由此，今天上海文化的主要症状，并非其发达的物质和商业文明所致。那么到底是哪儿出错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经济和文化之间不协调，导致了上海文化畸形的发展状态。

扩张性品格的异化

商业自有商业的文化，商业完全有可能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面目出现。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市场运作会带来物质泡沫，在上海，物质泡沫就经常泛起，而且反倒成了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形象广告。

比如，磁悬浮列车，就纯粹是一条交通恐龙，烧钱火炉。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其速度所带来的便利，其主要功用就是花巨资向世界夸耀我们对高速的占有。陆家嘴建筑物的高度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均可看作第三世界国家在所谓“现代化”情结支配下的病态欲望的表征。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体现在文化上就意味着一种“扩张性”的品格。1990年代以来，随着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确立，上海对文化的旧梦重温的愿望表现得越来越迫切。这一点，可以从上海这几年文化设施建设的急剧膨胀和文化产业投资迅速增加等举措中，以及从方兴未艾的“上海怀旧”热潮中轻易看到。然而，这个伟大的“商业之都”在新的商业大潮到来之际，其文化的影响力却急剧衰减。

显而易见，上海自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财力雄厚的文化资本，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文化接受群体，这一切，拿中国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不过，在全国的文化格局中，上海所占据的地位却与这些外部条件极不相称。在出版传媒业方面的弱势地位，即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如今，上海报业几乎没有一张具备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且不说当年的《申报》、《大公报》，就说十几年之前，《文汇报》、《新民晚报》也称得上是全国性的大报。而现在这些报纸虽仍得地利之便，却无当年之威。只能采取收缩的自我保护策略，既无努力也不打算应对当下强大的媒体竞争。

上海丢了文化的雄心吗？它一度也有过将城市建成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想。但这一构想终于胎死腹中，上海的城市文化定位降格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由“文化中心”降格为“文化交流中心”，意味着这座城市自身文化原创力的匮乏。

五花八门连续不断的会展，三天两头名目繁多的节庆。“庙会”看似繁华，但它不是生产基地。节日自然热闹，但它不是日常生活。文化的“庙会化”，营造了文化繁华的假象，掩盖了文化荒芜的真相，进而又加剧了文化原创力的退化。凡此种种，迫使上海只能从别处移植一些奇花异草，来装点自己荒芜的庭院。

堂皇的上海大剧院，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功能强大的设施，高昂的票价和不算太难看的外表，但它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国际戏班子走街串巷的临时帐篷。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到这里展览一番，赶一次集，然后收摊了事。其他许多气派非凡的文化设施，也都只能为外部文化提供展览、交流的平台。原创性文化的缺失，使得有着强大文化设施的上海，正在蜕变为一个国际文化“庙会”。上海大剧院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一个庞大的物质巨人，一场盛大的节日庙会，然而曲终人散，留下的是空旷。接下来的世界博览会，将会进一步强化上海的这种文化展览功能，使上海文化全面“庙会化”。

谁吃掉了文化空间？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策源地，曾经汇聚了中国电影的全部精英。即便现今，上海电影业依然拥有国内一流的设备和技术、一流的制作工艺、一流的外景地以及最强大的财力支撑。如今它的真实处境，就是外行也能看出来：它炮制出来的影片，能算得上二三流之作的，就实属不错；一些巨额投资的影片，差不多从一出来就是一条死掉的“恐龙”——其影响力和创造性，甚至远不如那些投资额度小得可怜的低成本小制作的“独立电影”。尤为可怜的是，上海几乎就没有任何“独立电影”——与北京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独立电影”在上海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不错，上海坐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上海还有一个高效率、身具强大管理能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市政管理方面一直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优势。上海的街道、地铁、广场……任何公共空间看上去都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但巨大的上海，却容不下一个像样的摇滚乐队，更别说那些流浪艺术家了。所谓“广场文化”、“街头艺术”，实际上是逢年过节各级政府组织的结果，节日一过便烟消云散。相反，北京却是中国各类艺术家的集散地和大本营。现在的宋庄和早一些时候的圆明园艺术村，在那里麋集着独立艺术家，流浪歌手，行吟诗人等等，他们原始野性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活动，带给北京以一种粗砺的、原始生态的文化生命力。

文化好比植物，野生的生命力更强。管理者越是捣鼓，植物就越是容易枯萎。强势政府能够管理好街道居委会，并不意味着就能管理好艺术家；管理者能卓有成效地造100座大剧院，却未必能培养一位文化大师。园林化的管理，可以使街道清洁、车站有序，却不能产生真正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相反，这种精心的、无微不至的管理，只能加剧文化创造力的萎缩，进而影响市民的精神品格趋向于精巧、琐碎和萎靡不振。过于清洁的文化生态，只能造成文化的荒芜，这也许正是上海文化荒芜现状的真正根源。

样板病

话又说回来，尽管目前上海文化缺乏活力，但由于城市地位的传统，它的文化影响力依然不可低估。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新一轮的发展狂潮中，上海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几乎成了一个样板。它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其他省份和城市产生着巨大影响。比如，上海有一外滩，其他城市也纷纷搞“外滩”；上海有东方明珠，各地“西方明珠”、“南方明珠”、“北方明珠”也纷纷矗立起来；上海对建筑高度和灯光工程的追求，对其它地方的影响更是贻害无穷。

与中国内地城市相比，上海是一个本土性和历史传统相对缺乏的城市，因此，它在塑造自身现代城市形象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历史方面的障碍也少得多。如旧城区改造问题，上海大多数建筑，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拆迁问题并不严重。而那些拥有大量传统历史建筑的城市，效法上海的做法，大面积拆迁，给城市带来无可修复的破坏性后果。而现代化的新式建筑与传统历史建筑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城市自身的文化个性，等等，也是一系列无可回避的难题。

又如，许多中小型城市也搞所谓“灯光工程”，以营造华丽的盛世幻境。在能源短缺的今天，“节约型城市”理念始终难以被地方政府接受。大量景观灯光，既耗能源，又艳俗不堪。而更为荒谬的是对水景和跨江发展模式的刻意模仿。一些内地城市为了水景，甚至挖出一条人工河来制造“假外滩”。

如此，内地城市对上海城市营造模式的过分模仿，无疑会带来一系列城市发展的弊端和危机。上海发展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在其他地方都将出现或已经出现，而且往往会更加恶化。

究其纵深，根深蒂固的“样板思维”依然支配着当下中国文化，支配着现代城市之营造。通过对某一城市形态一窝蜂式的模仿，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形态和空间文化。这些没有个性的城市，不仅在美学上是畸形的和刻板的，在伦理上也是狂暴的和扭曲的。

文化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显然缺乏这种氛围。这座城市很庞大，但文化的生存空间却十分之逼仄，与这座城市的规模极不相称。

摆在上海决策者面前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影响力日渐衰减的城市，却如何去实现一个伟大城市的梦想？（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