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
一、分化中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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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陈旧的巨轮,飘流在似知未知的洋面上。它的乘客疲惫到了麻木的程度,麻木到了聪明的地步,聪明到了互相算计、准备自相戕害的程度。这使他们更加疲惫、紧张、焦虑、恐惧,以致极度厌倦的思潮兴起了。谁都希望那黑沉沉的海上驶过来一只救生艇,管它来自地狱还是来自天堂!谁都想弃船而走,连船上的老鼠、阿猫、阿狗也都纷纷跃入似知未知的汪洋──“晚走不如早走”,他们奔走相告……
但是在大潮流的涌荡中,逆流毫无例外地产生了。这就是反作用力,或曰反压制力(潮流构成压制)的“玄妙”之所在。对巨轮的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这是在普遍厌倦的压力下,逆行而兴起的。轮上乘客群体中开始了剧烈的分化,分化引起了争吵的喧嚣。但争吵,却也带来了活力,引起了对轮上状况的关切与注意。于是,一股新的精神意向开始萌动。最后,一批最绝望的人,还是弃船而逃。一批最激进的人为了回答他们,开始确立自己的新希望,并动手修补巨轮,重新确定它的方位。大多数人员,则在观望着,犹豫不定……他们似乎在等着,听凭摆布。
出走者,去追寻他们未知的命运。留下来的人,则就地创造自己的命运。意志的不同,把人引导到命运的不同沉浮中去。在富于戏剧性的大规模分化中,命运女神的身影逐渐显露出来,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文化模式逐渐清晰了起来。分化过程,迸发出形形色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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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明初起时,社会内部的反差开始扩大。文明走向鼎盛,反差日益增大。反差,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和文化创造的直接动力。社会的反差,还是生长、分化的结果。它在人际关系上,不免会造成多重的隔阂、疏远、乃至紧张。生活者与观察者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观察家指陈说:看,这就是反差,反差对进步是必要的。但生活在反差之两极的撕扯中的人们,感到的却是幸福与不幸、踌躇满志与嫉恨不平、欢乐与悲痛、狂妄与自卑等极端相反的感情。他们分别断定现存秩序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感情的压力,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行动者的意志步伐,或使之紊乱或使之坚定,但在历史观察家的天平上,这种激荡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前进运动。
面对这微妙的格局,关心人类幸福的思想者,应考虑一下“走钢丝的艺术”。社会的发展,宛如行进在一条悬空的缆绳上,两边是幽深的峡谷。一边的峡谷是反差太小导致的停滞与僵化,另边的峡谷则是反差太大引起的磨擦以至爆炸……如何使一个社会不因恐惧或大意轻敌以及软弱或意外事故,而不慎跌入缆绳两端的峡谷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严肃到了致命程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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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分化、集团间的斗争、乃至个人意识的抬头,带来并加剧了种种痛苦和磨难,但同时,这又是文明得以滋生、拓展的前提条件。如果承认悲哀、愤怒、激动、绝望,乃至感恩的心情是艺术与史诗创作的大前提,那么,如果从审美活动中抽掉了它们,艺术还可能存在吗?艺术的创作还可能继续发生吗?艺术的作品,还可能得到他者或后人的理解吗?没有体验过悲哀的人,是读不懂李贺的诗的;没有濒临过生活绝境和心理绝境的人,是读不通《离骚》的。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故事,曾经招致众多史家的讥笑,其实,这种嘲讽完全是多余的。
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就其内在机制而言,有惊人的相似。即,“不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的基础、背景以及出发点。当一个事物的成长,超过了它的前身、掩盖了它的源泉,因而在实际上近乎否定了自己父亲的时候,人们就会奇怪地指称它的父亲、源泉、前身为“邪恶”的。因此,我们说,没有黑暗,便没有广袤;没有邪恶,便没有圣洁;没有苦难,便没有幸福;没有绝望,便不会有伟大的创造。阶级斗争的罪与罚,因而成为美的乐章。它有痛苦但也有文化,文化的程度随着痛苦的程度的深刻而提高。交错着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乐章(而不仅仅是单线条的旋律)的结构,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雄浑意境。
躯体上的懒汉,不想付出艰辛的劳动就想收得丰盈的收获。精神上的懦夫,不想担荷罪恶就想获取文明之果。为此,他们在古代创造了天堂、乐土的神话;在近代创造了原教旨主义的乌托邦空想。精神上的懒汉,更出于求全责备的奢望,想不付沉沦的代价就得到文明的浪头,想避免社会动荡而得到社会的进步,想抽掉食物的“糟粕”而只留下食物的“精华”……这是一种良好的奢望。如果尽取精华而尽弃糟粕,则有机结构的贫弱、病态以至瓦解,会比进步与文明更迅速地来到。没有糟粕的精华不是精华,它只能弱化人的肠胃,以从根本上毁掉人的抵抗力量。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地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开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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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史中,往往是随着社会反差的萎缩和社会活力的日益低落,作为各种社会器官的社会组织也不免日渐退化,它们的功能趋于衰竭。每到此时,以往的高级文化无一幸免地遭受平庸的理解,动人心魄的精义只引起平淡甚至近乎麻木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活跃着的精神文化被偶象化了──化作或恶或善的泥塑。社会生活的极端停滞,与独立精神(及其扩大的投影团体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失落,一同降临到由于过度的垦殖、收获和过度的禁止施肥催化,而变得越来越贫播荒芜的文化土地上。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进程在秦汉帝国、元明清帝国,各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紧随其后,魏晋南北朝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混杂、价值错乱的精神状态继之而起。在这两个社会系统崩溃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自体的没落,而非他山之石的敲打、撞击。甚至个体的心理性征也会随着文明结构的衰落与解体而被夷平!男不男,女不女,两性的异化成为文明败血症的日常表现。极度的专制,诚然有把君王之外的男子都变成太监的危险,但雅典的民主也同样培养了大批的男妓和同性恋者。文明的困境同样困扰着置身其中的人民。对个体而言,这近乎一个宿命,但对思考的人来说,这却是和社会细胞(个体)的职能消解同步出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已经到了父亲暴戾、儿子叛逆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机体的有机过程,就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我们听到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历史叹息声。历史的反思打开了有关“散沙”的秘密:国民性中的“一盘散沙”,是来自个体特征的日渐磨灭。大家在恶霸皇帝面前都一样地丧失了人格,那社会的结构也就夷平了,社会的职能也就瓦解了。大家都“平等”了,反文化的风潮也就涌起了。文化史的废墟时代,也就在毁灭个性、倒置构架、颠倒历史的运动中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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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的锐气衰颓了,社会内部正常的反差、活性及其创造力,会突然间急剧下降。如果观察家来到这个时刻、这个季节的文明社会中,他将发现,此社会因其弊病太深,再也经不起活力的冲击了。充足的创造力,给它带来的不再是以往的福音,而是突如其来的灾祸。社会自卫的第一个冲动当然是“遏止它”。作为心理防卫机制的一个本能表现,文明社会及其芸芸众生,会十分省力地转嫁危机与责任,转而诬告创造力不洁净、诬告创造者破坏了社会平衡。制造动乱──这已成为大海沉船时刻的普遍真理。走投无路、动辄获罪的生灵们开会学习,尽其一切卑劣的、暗示的、拙劣的手段与言辞,向创造力宣战。这是一个日趋封闭日趋猥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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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衰颓了,社会内部的反差趋于弱化,反差激起的力量对比日渐萎缩。岩石的棱角日益磨平,个性流失于无形的群体。有活力的等级差别,被社会的元秩序腐败取代了。而为了抵消无序的破坏,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面暴政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法国大革命带来了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他们的长处仅仅是比法王路易十六更野蛮,也更善于激发群众的歇斯底里。新的专制,成为对旧的等级模糊的一种报复,一个令人吃惊的回答。就这样,历史等于说:“平等”与“暴虐”、“无视权威”与“专横无忌”,是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交织为一头反文化的怪兽。它不仅蚕食文化之果,也吞食人性之真。它赞美新的原始状态、新的浑浊。它把有灵性的人,贬到病态、麻木的陷井中。它吞吐的雾气,成为新野蛮冲动的预兆。这野蛮,并非真能退回淳厚静止的原始时代;其结果,只不过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法王路易十五的名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他死不久,洪水真的来了。──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路易十四的光辉与暴戾、路易十五的奢侈与放荡,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所幸的是,洪水退后,留下的不仅有荒芜的败草,还有一个重新分化、重新生长着的饿狼充斥的新世界。
陷入了此种轮回宿命的文明社会,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危险之所在。反会担心合理的反差,将招致社会的分裂。这好象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不知道自己需要合理的休息,反而拼命用脑以求疲劳,暂时摆脱失眠的困境。他用这盲目而可怕的临时陶醉,戕害着自己的生机,迸一步打击了业已憔悴的神经系统,从而进入更深的病态。当一个衰弱的文明社会已抱定成见,认为任何休生养息只会加剧自身的危机,那么,它的病灶深层只会加速溃烂。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