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为中医辩护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由于在关木通等中草药材中发现了可能导致肾衰竭的马兜铃酸，一些人惊呼上了中医的当，更有人在网络倡言“废除中医”，一时间附和者众。

其实，中医从未宣称中药“没有毒副作用”（个别人的自我标榜或广告不足为据，正如无知狂妄如方舟子并不能代表“国际生物医学界”一样）；反之，它认为“是药三分毒”，但中药的毒性远小于西药。之所以有毒还能成药，这既是因为药物的毒性将在配方中被中和、减弱，更是因为药物之毒性相对于其治疗功效而言，利大于弊。这正象包括麦当劳等洋拉圾在内的大多数食品都可能对人体产生有害作用，但人们为什么还乐此不疲？这既是因为享受，更是因为维持生命之所须，利大于弊。

由于药中含毒、祸福相依，所以中医主张辨症施治，针对同一病症，根据患者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治疗方法。由于药物的毒副作用本身即在药方的调节范围之内，所以除特殊情况外，无须特别向患者说明，当然公开出售的成药例外。

这种分别具体情况辨症施治的“求异”思路，与西医乃至整个现代科学将事物分类、归类，然后进行相同“可重复”处理的“求同”思路方向迥异。因此，要从西医角度“发现”中医之荒诞，轻而易举；反之，以中医来评判西医，同样可发现其谬误百出。这正象不能用英语的语法规范古汉语，也不能用古汉语的标准衡量英语一样；“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其实对中医并不具备权威性和说服力。唯一可将中西医联系起来并构成不偏不倚之衡量标准的，是疗效。

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因此，始终如一的“求异”是贯彻不下去的，中医也有它自己的“求同”，只是其领域和方向与西医截然不同而已。如果说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其研究对象是客观现象本身即事物的物质与能量层面的话，那么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则侧重于研究对象的某种“性质”即其信息层面。换一种比喻，如果说现代科学关注的是事物之硬件，那么古代中国人关注的就是软件。

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核心是发端于黄老（甚至更早）的阴阳五行学说。这种学说提出一种假设，认为宇宙万物不出阴阳五行。以今人眼光来看，它讲的当然不是宇宙万物的具体构成，而是其一种“性质”。换言之，这种学说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属性、一个侧面或层面。它认为，宇宙万物信息相应，阴阳五行是体现这一相应性的信息中枢。其它侧面/层面的变化都会在阴阳五行此一侧面/层面上造成变化或产生投影，通过对这一侧面/层面的调节，即可影响其它侧面/层面的变化。事物的不同侧面/层面共其一体，如人之首足不可分离。当人以足自行时，固然是足至即首至；而当以绳勒首使其移动时，则首至亦足至。具体到中医，这种理论认为，人体具有全息对应的特征。身体病症会在阴阳层面产生变化，表现为阴阳失衡；从阴阳层面入手，通过调节人体之阴阳即可治愈疾病。这种理论的具体而微表现是所谓的足诊疗术：人体重要器脏都可在区区足部找到对应位置，器脏的变化会显现在对应位置上；所以从足部某位置的状况即可推断出所对应器脏的状况，对此位置进行特殊刺激，也可对所对应的器脏产生调节作用。将这种理论以一贯之并推至极致，就产生了人天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即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会导致人体本身及其运势的变化，而人世间的变化也会引发自然界的征兆反应。这是古代各种预测手段的理论根源。这种推至极致的理论扩展，当然易导致理论的越界，但并不能由此即否定其在发端立足处的合理性。正是通过对宇宙万物阴阳五行层面的相互关系及其生克消长的分析与综合，构筑起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辉煌大厦。这种在现代科学看来不可思议的抽象而具体的联系，在多个领域的实践中却有着惊人验证。尤其是中医普遍而独到的疗效，更为这种学说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佐证。

当然，如上所述，这种学说也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它描述的只是事物的某种属性或联系性，而非事物本身。在现代科学传播到中国以前，由于缺少参照，这种学说自以为可以包揽、解释一切，因此频频越界，出现了认为心脏是思维器官之类的谬误，这就象依据软件的功能来确定硬件的零件位置一样。由于历史原因，这种谬误虽然不断被今人所意识、所觉察，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据此对传统学说进行整体性的梳理，标明其局限性和有效适用范围。因此，今天的大多数人还在用看待物理化学的方式来看待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理论，当然觉得谬误百出，并进而得出“中医理论胡说八道”的结论——这既是否定中医者之最强论据，也是传统文化之悲哀。

从日常经验出发，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怀疑中医的疗效，但他们质疑“中医是不是科学”。在科学昌明的当代，这一质疑顺理成章。但其实“科学”一词本身即包含歧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科学是指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进行求真性认识的结果，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学说，只要没被证伪，都在此科学之列。狭义科学专指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体系，由于中医与其既非同源、亦非同途，当然不在此科学之列。中医不能归属于这种狭义科学丝毫无损于中医的价值，这只不过说明中医与西医分属于不同的知识体系；说明在现代科学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富有成效的认识世界、影响世界的手段，现代科学并非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

对中医和中国传统学说的上述信心，常常会受到一种据称是衡量真伪科学“公认”标准的困扰，那就是波.谱尔提出的“可证伪”标准。但是，波.谱尔的“可证伪”标准只是对狭义科学即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的经验总结，不能规范狭义科学之外的其它知识体系。在波.谱尔那儿，科学之所以必须“可证伪”，并非因为只有如此才显其真，而是从知识论角度而言，只有“可证伪”才能鉴别、改进和发展现代科学体系。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一劳永逸完成，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进与更新。对于一种追求对象的确定性与可重复操作的知识体系来说，“可证伪”是保持自我更新的必要条件。但对于那些不以对象的确定性和可重复操作为目标的知识体系来说，“可否证伪”无关紧要。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只针对事物的某一属性而非针对事物本身)，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体系上表现为“以一贯之”的整体性（现代科学体系不存在整体性综合，各局部各自为阵，整体只是各局部之数量和；而中国传统学说没有独立的局部理论，局部只是整体之演绎），在表述上具有可塑性，因此难以证伪：面对各种针对局部与细节的指责，除非足以导致整个体系的颠覆，否则它总能找到新的解释角度。就是通过这种对解释的更新及对细节的完善，无须经历自我否定，这种理论就可实现自我更新，例如对自我适用范围的觉悟，参照西医对中医病症类型的进一步细分——所有被发现的错误和不足，不但无损于这种整体观的圆满，反而成为促使其进一步完善的养料。

在中医疗效无可否认的情况下，作为当代知识体系之主流的现代科学无法打通中西之隔膜，这不是中医之尴尬，而是现代科学之尴尬。这说明现代科学的局限性和自我进步的必要性。总有一天，鸿沟会被人类认识的进步所填平，中西体系将统一在一个更加宏大、更加“科学”的知识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