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
八、大角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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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大社会，都不是功能单一或结构单一的。它由众多社会组织以 “成员”的身份复合而成。正如，大型的社会组织本身又是由若干小型的社会组织合成的，小组织则又由若干来源不齐、成色歧异的社会成员交相合成。这层层的等第，以联合、牵制、支配、拒斥等往复的运动，结成自体的网络或金字塔结构。等第之间通过密切程度不等的接触，产生了强度不等的压力量。这力量构成了社会界域中的大角力者。大角逐所产生的挤压功能，既造成向心与联合，也造成离心与分裂；既产生了需要和爱，也创造厌弃和恨。研究大角力者，成为揭示社会界城里的诸多困扰的一种途径。
前国家的、创造活力尚未遭到抑制的社会组织，发挥着更广泛的文化功能；而到了国家时代，这些颇富活力的文化功能，则可能因其不合国家机构的脾胃，而被抑制或催眠。因为国家与文化的利益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从社会的长期发展看，这里潜伏的冲突，有助于社会从整体上避免朽蠹之运。力的积淀总不是一件好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致使形式的硬化与力量的腐化。
例如，在教权与政权分离的国家中，教会就发挥着不同于国家意志的文化功能，因此成为一个在文化上起着调节作用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制度则恰恰相反地给教会带来了另一种命运：由于权力的集中而招致的腐败因素增长了。但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中，反差力量间的对峙与平衡，体现为通过教权与政权间互相竞争的社会组织功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了更健康的文化空气。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政治（而不是反文化的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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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与超级的社会组织──主权国家──的关系，分出两种社会组织：一是前国家的，作为国家的创造者与基础，或是旧国家向新国家转换的中介，出现在文化史上。一是由国家创造出来以推行自己意志的，这种组织与各种形式的国家共存亡。而后一种社会组织中，除了比重很大的行政机构外，还有许多与行政机构形成犄角之势的辅助物。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者议会、执法者法院，也都属于此类社会组织。第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可能并不显眼。但到了发生国家危机时，它们就会脱颖而出，负起社会责任。以前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学者常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民气浮嚣”，究其原因，实为第一种组织的发展，受到集权国家的过度抑制。由于缺失了这个不可缺少的调节者与救济者，以致中国社会总在高压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无定，人民无法养成牢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化遭到周期性的大破坏。
例如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割据的藩镇成了唐代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战，但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不免产生明代那样的太监政治。在长城时代，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却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的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的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言。
趋向于自治的力量，如政教分离中的教会；唐代的地方藩镇势力等等，是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大角力者。中国在先秦时代，民族水平上的大角力者，组构成许多区域性国家，国家内部又有自制实体（封臣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运隆盛。秦皇攻灭六国的同时，也兼并了各种地方自治实体，甚至连秦王宗室也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故秦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于程式化，进入长城时代，几乎成为“化石文明”。
大角力者时代的结束，使民族的活力，在釜底抽薪的厄运中沉泌术了。司马迁作《史记》还能写一笔“游侠”：大角力士死了，只有通过对小角力士（游侠）的描写，去平衡社会弊端。司马迁以后，游侠之流，只能退入“小说家言”，中国社会日益化石化了（而不是像有些冒充历史学者的马列主义者想当然胡说的所谓“超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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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社会集团是在集权国家持久压力下形成的，为的是在无法治的状态下，使本社团成员尽量少遭到集权国家机器盲目的非理性压力。一个国家是在若干数量的社会集团群的互相撞击中组合而成的，其形式或是契约的，或是强力的。但总的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
上升中的社会，由各集团间的协调，去中和国家生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危机中的社会，为集中权力以便扭转不利的危局，才把大权托付给某个集团甚至某个人。如罗马共和国虽是民主制度，但在战争条件下，却把内政外交的大权统统交付给一个选举出来的“独裁官”，让他决定军政大计。与专制政体不同的是，战争一旦结束，独裁官必须交还人民借予的权力。罗马人的智慧无异于宣布了，集权有助于国家渡过危机状态。自治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的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自身危机的解决程度：危机小了，自治反而会增多。
社会集团的原始功能是自保的、为本集团谋利益的。因此，它对国家意味着一种反作用力；而对其它社会集团，则施加着自己的压力。社会集团因此在根本上是一种“压力集团”。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邱吉尔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践踏法律的独裁权力。但战争结束后仅仅两个多月，英国人民就在大选中一下子把好战英雄邱吉尔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用其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去代替国家利益，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就通过这样个人意义的无情无义的方式，得以维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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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集团这一大角力者，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压制源，它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它的对内关系上：它对本集团的成员既保护又压制，使之趋于人为的规范化。它要求成员服从内部制订的纪律与游戏规则，以便有效率地去迎击外在压力，甚至连首领本人也受制于此种集团自身发出的压力。历史上，于个集团的领袖与本集团的习惯势力展开斗争的事例很多，如埃及法老阿赫那顿，就以悲剧式的诀绝回答本集团的挑战，以改革者的英姿和失败者的灰暗而载人史册。他死之后，新事业就付诸东流了。一个社会集团对自己的成员、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可见或不见的压制之力，但在大社会之中，它更多地还是肩负着抗压的使命。当它处于相对弱小或遭受排挤的在野（即在民众之中）状况中，更是如此。但没落中的社会集团对外一筹莫展，又亟需维持已然的存在，被一种内在的规律和无法拒绝的宿命支配着，滑向不可控制的远方，化反压制为压制，变对外的矛头为对内的刺刀。整个集团，从此退化为一个自给自足还需“抽税上贡”的封闭系统。没落衰颓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许多个这样的小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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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各种大角力者组构的国家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于自我封闭的衰兆。一个机能健康、生气勃勃的国家，自然会倾向于对外伸展自己的过剩精力，同化、吸收更多的空间与资源。除了军事的侵略行动，更多的还是经济的吸收和文化的同化。但当国家自身萎缩之后，再无余力对外施加影响。可是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总得要生存下去，所需的能量从哪里来了于是它加倍从内部进行超经济的“开发”，把臣民的福利当作了吸收资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作为主要力量）。南宋朝廷就是一个显例。它对外一再“忍让”，对内巧取豪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集团如此表现出这种“外干中强”的特征时，离其解体的日子必定已是为期不远了。只需有个小小的新兴力量核心给以轻轻的一推，它就会不战而溃。这样的事例，在长城时代的化石化岁月中往复出现，几乎构成了一个“规律”。例如，不可一世的唐宋明清诸朝，都是这样溃灭的。
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
九、爱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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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充满内在光明和外在的温馨，因为爱是能量的巨大释放，它照亮自己的空间也中和了世界的冷漠。人们依据这种能量释放的形式，分别称之为“情欲”（生理）与“爱情”（心理）。在很多场合下，道德习惯把这一分类绝对化了。然则，巨量的释放之后又是什么？是空虚，还是更为充实？也许不可以一言蔽之。但爱的释放既然作为力的一类运动形式，就会引起另一种收缩、另一种防卫、另一种反运动。光明于此，渐成阴霾。
行吟诗人笔下的纯净爱情是什么？是克已与追求的一个交错。有各种各样的爱情，但克己的爱情是受到最多赞美的，因为“天下莫能行”，故而尤为珍贵。人人都希望对方克己，自己则得到“克己的爱”。人人都想以规范去抑制对方，以便在催眠状态中尽量地占有。
这就是“爱的秘密”？爱的艺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率先总结了它），难道就是运用自身的优势，施加一种催眠般的魔力，以“掳获对方的心”？宇宙力量的竞争，也在爱情的场城中展开来，并涌现了大大激起行吟诗人们灵感的那种潮汐。诗人的爱，是生活中太缺少的“盐”（借用耶稣的一个比喻）！它的力量，是提供了一个稀有的型式，一个仅供驰骋梦幻的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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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爱情”，不同于诗人的美幻之境。越是在情意诚挚、表现无私的爱恋里，越是隐藏着深刻的禁忌、无法解释的抑制。要想摆脱这情场之力，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生理──心理法则上的严厉惩罚在等着渴望“挣脱”的人们。从一个陷井里跳出来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从所有的陷井里同时爬出来。对于井蛙来说，陷井是连绵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因为人性就是最深的井，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
爱与恨是一双互通有无的孪生姐妹。她们彼此渗透、亲密无间。有时候爱是一个陷井，有时候恨是一个陷井；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此井，就入彼井。再没有一个其它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此界域表达得那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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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制好比收入，反压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划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霸（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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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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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大冲击。传统的集权和半集权的国家反对流浪的自由，因为它需要集权以维系家族势力、帮会系统以保证它们对自己的传统效忠和稳定支持。近代革命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这一自由，是因为它们担心旧的家族势力，会成为全面的社会动员、集中新权力的障碍。
随着传统大家族原有社会功能的衰竭，自由婚姻的运动兴起了，自由恋爱的思潮蔓延了，但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新的教化，而是旧功能的衰竭这一事实本身。反对它或赞成它，表面上是相异的道德准则的冲突，但在深层，却是全社会在为自己寻求一个更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它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取代封建家族旧有功能的新的社会模式，用它的力量去推进现代的诸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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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和多元竞争的近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不同的战略需要，形成前者的相对封闭性和后者的相对开放性。面对开放的世界环境，加剧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就成了特别急迫的需要。君主专制的集中失败了，所以人民民主的集中就应运而生。例如，从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开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其结果无一不是打破了封建家族的争雄，而把全民的精力集中到更大的、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对外目标方面。在集中民族精力以便献身给一个共同目标方面，代议制民主比之任何开明的君主制度或贵族政治（如果它不甘居于代议制的配角地位的话，像英国和北欧那样），都更有效率。它唤起了全民的参与精神和以便激发其献身热情。正是这种格局（而非空幻的理想），成了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
也正是在此趋势下，家族的命运与化石王朝一道式微。尽管有人不断唱着伤情的挽歌，但大劫式的“众神的末日”还是降临了。家族政治及其种种派生意识和衍生制度被战国时代的隆隆炮声狂得土崩瓦解。随着旧家族的没落，社会的横向联系加强了。其余力也促使普通的家庭被卷入一场社会化的解体运动。现代人实在是过多地从道德变革的角度去探讨家庭问题，结果是大大地失之于浅薄。
力量转换实来源于功能的转换。道德的崩溃是社会解体的伴生现象。意识形态之战的动因，是对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变了。而大变化引起的大分化，则为寻求新出路的所必需的精力再凝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侧翼。家庭结构，是被战国时代的集权倾向和社会动荡（用革命的方法去适应战争时代多元竞争的压力，的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任何悲叹或不满，也无法使家庭再度“团圆”。因为这只是历史力量魔幻式运动中激起的小表象而已。
是社会化的巨大压力，把许多失去传统屏障的妇女们，从家庭被赶上了街头。应该同情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们，至少应该试图理解那些走南闯北自谋生路的弱女子。是因为她们固执的父亲和无能的丈夫已无力在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下员起传统式的保护她们的责任，她们才被迫走出的。娜拉的出走是由于心理的压力（或叫“诱惑”），而心理压力则是由社会压力转化而来的。诅咒女权主义的“大男子主义者”，也许只是些自觉受到伤害的弱者。他们无力在新的求偶环境中获得主动。于是，就片面谴责使自己失去原有机会的一些表面因素（如妇女的男性化）。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压力，不是任何人为措施可以缓解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诿过于妇女们的“出走”行为更为方便和更为轻松的呢？因为男子没有尽到自已对历史应该负有的责任，女子才去要求解放并力争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处境，尽管这种处境对她们来说并不轻松，甚至颇为苦痛。但这毕竟有助于去结束“得不到保护的被保护人”这个尴尬的处境。那是双份的难堪和加倍的压力。难怪她们要抗争，要不顾一切地去争取解放。她们也许走得很远很远──但随着战争压力（各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与国家竞争造成的）的缓解，她们是否还会再走回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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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家族结构由于面临它无力承受的新压力而崩解掉了。而在此之前，它却安稳地渡过了上千个没有异态压力、没有意外挑战的静止年头。以致自己的应变力降低到零度。从没有压力到压力突增，使之无法从容调节，只有急剧坍毁。这一“悲剧”向探索宇宙秘密的心灵发布启示说，过人的压力与压力不够，同样不利于一个事物的存在与健康。如果有人问我们正在思考什么，我们将告诉世界 ──为了一个事物的健全生成，就不仅得为它寻找合理的借口，还得为它寻找必要的压力（以抗击有害的慢性腐蚀）！
可以预见到，当世界规模的战国混乱告一结束的时候，家庭结构也会随之重新确立。家庭生活也将由之变得稳定起来，而不会象小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里所描绘的，归于彻底解体。小赫胥黎的思想，只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之一。它的前提是战国竞争的压力。而战国之后，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力，会不会在新的外观、新的功能之下重新崛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
说各种家庭形式都已过时，认定家庭本身将要解体、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战国并起时代的思想写照。古希腊文明大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了消灭家庭共享财产（尽管他将之限定在“治国者”的圈子内）的社会理想，这不是因其“深刻”，而是由于他生当希腊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但后来，全盛的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的家族政治的新浪潮，却打消了理想国内的清规戒律。新的家族政治是与罗马帝国的“世界和平”一起来到的。这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巧合”。从此以后，直到工业革命（及其大大加剧了的列强竞争的格局）兴起、（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的重来，家族政治又“复兴”了两千年之久。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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