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最近发生的两件大事，陈良宇落马及中共十六中全会召开，有如洪泛中的定海神针，对中国时局的未来走势产生了规制作用。飘浮在中国上空阻挡观察家视线的迷云被一扫而空，不可捉摸的未来变得可以预期。
政治层面，陈良宇落马标志着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人之间的权力移交已实质完成，第三代领导人完全放弃了对时局的掌控权，执政党重回“一个核心”的超稳定状态。这种“一个核心”的领导体制，契合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纵然“核心”的威望有逐代递减之可能，也不易出现挑战者，政治系统基本的稳定和效率可以预期。换言之，由陈良宇落马所标志、奠定的权力格局，预示着未来六年的政令一统与政治稳定。从现在到2012年，除下代接班人的人选问题外，政治层面已少有变数可能。近来媒体所热切关注的反腐败可能上及9常委之一，其发生概率微乎其微。
社会层面，改革的共赢期早已终结，未来六年仍将是社会分化及其负面性进一步显露的时期。历史有其惯性，执政党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只能缓解，难以终止、更不用说逆转这一过程。强势群体对社会进程及利益分配的主导、弱势群体的权益被剥夺遭欺压，仍将是普遍现象。无庸置言，社会不满情绪及反抗行为可能越来越多，但难以撼动基本的社会稳定。原因是政府应对不满及抗议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资源和手段越来越多，软硬两手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从强力部门的使用到构建和谐社会，被限制在“原子状态”的弱势群体难以形成宏观层面的威胁，个人及群体命运的改善只能寄望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及个案关注。
意识形态层面，当局的“向左转”，向正统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方向的位移已是不争事实。既然在政治上无法选择西方多党竞争制及普选制的道路，那么西方价值理论对于现行秩序就始终具有重大杀伤力，从马克思、孔子那儿寻找资源抗衡也就成了执政党的不二选择。近几年来，言论收缩的趋态明显。由于中国言论素有时紧时松的特征，许多人猜测现阶段的言论收缩只是暂时现象，用不了多久又会迎来相对宽松期。其实，现阶段的言论收缩与此前性质截然不同。它的出台，不是对国内“过度放纵”言论的收缩，而是对国际上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应对。这种收缩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向左转”意义相似，它很可能作为集权政体应对当前内外挑战的“成功经验”而被传承下去。换言之，当前这种言论收缩不会结束，而将持续。在这种状态下，言论尺度也会有所伸缩，但幅度将较前大为缩小。
国际层面，正是在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的伊拉克、伊朗、朝鲜三国发生的事件，美国在这些地方所遭受的挫折、遭遇的困难，表明美国追求单极化的单边主义冲动已告一段落。美国的力量并未遭到重大消耗，但单边主义的行为边界已被探明。纵然美国在当今世界一强独大，在国内外的形格势禁下，其单方面“先发制人”的有效半径有限；在半径之外，美国只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大国协作。这是美国对中国这种“潜在对手”抛出“利益攸关方”定位论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由9.11刺激起来的民意已经再鼓而衰，对单边主义的支持已走过极限开始回落，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对外行动能力已受到重大制肘。如果人们仍然根据小布什的个人风格及其处事惯例来判断美国的对外反应，势必大跌眼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国际处境上已渡过最困难的危险期。凭借在积极争取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同时坚持自身核心利益这一外柔内刚的软硬两手，中国终于走出“六四”后另一个外交严冬，走向暖意渐隆的春天。预计今后几年，中国的外部回旋空间将逐渐扩大，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在美国暂时放弃单边冒进的情况下，国际格局将日益复杂化。总的说来，多极化趋势将会增强。
中国最大的变数隐藏在经济层面。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转型难题，虽然转型在决策层已形成共识，但知易行难，举步惟艰。虽然今年以来宏观统计层面利好频传，但在微观层面，一些传统出口企业已因成本上升遭遇困难。一般认为，投资与出口是中国经济两大引擎，但在财政减少基本建设投入的背景下，投资增长实际上也依赖于外贸增长。但各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趋向及国内外贸企业的困难，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之路已近极限。更重要的是，统计表明，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景气仍然建立在注定已行之不远的传统模式上，已经出台几年的经济转型政策并未表现出明显功效。经济转型主要有三大内涵，一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兼顾环境、资源，走可持续增长之路，三是启动内需，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第一点见效需长期之功，第二点主要是对增长的规范而非促进，第三点通过调节二次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可收即时之效，但作用有限。真正要启动消费不是略为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即可实现，而是必须改变大多数人对自身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上届政府曾大幅增加公务员工资，意图在稳定队伍的同时启动消费，但因中低收入群体对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的普遍焦虑而收效不大，这一群体收入的增加主要导致了银行储蓄的节节攀升。但另一方面，启动消费也并非全无成效，汽车、住房、教育、医疗、旅游等行业的兴旺本身即是消费被启动的表征。这一则说明国民普遍的消费心理重点在于长期性消费而非即时性消费，二则说明在现有收入水平上，大多数人的消费潜力其实已被挖掘殆尽。被普遍寄予厚望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纵然能达成目标，能有益于公平与效率的增进，但也与启动内需关系不大。
经济转型这道坎如果迈不过去，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甚至发生停滞、衰退，势将危及社会与政治的稳定，中国的前景将再次变得难以预期或只能作非良性预期。在中国这种半市场体制下，由于政府掌握庞大的要素资源，完全拥有抵消市场正常周期波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因此，纵然出现转型失败这一不好的结局，也只会表现为逐渐减速、下滑的过程，不会发生突变。这一方面说明即使在渐变过程中中国也有死中求活的机会，另一方面说明至少在未来六年内，经济不会给社会和政治层面制造太大的麻烦。
未来六年已可预期，执政党大张旗鼓倡言的“和谐社会”，也不难窥其庐山真面。“和谐社会”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不和谐，包括贫富分化、官民矛盾日益显著，可能危及稳定；二是经济转型，启动内需的需要。要真正剔除现实中的不和谐，必须对已经形成的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由于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高度依赖其执行系统，因此难以对力量对比格局进行重大调整，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调整利益关系，只能在不损及政治稳定、不大幅损伤既得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对现状作一些微调。无疑，这种微调有利于稳定，但只是缓和而非解决问题；能否促进消费，当视乎中央能否出台真正可改变民众预期的有力措施。
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样，“和谐社会”的提法也具有在提出时极具针对性，在解释上极富灵活性、可以包罗万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圆其说等特征。这与邓小平所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确切性，迥然不同。这一方面印证了“核心”权威代际递减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执政党所面对的问题、其处境与目标都已越来越复杂，在战略上已不能再集中力量于单一方向。执政党所遭遇的这种复杂性，与社会进程的均衡性相对应。在1970年代，中国社会严重失衡，经济增长的停滞严重制约着其它方面的发展，成为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板。历经20多年经济增长后，除作为禁忌的政治民主化外，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已呈均衡之势，能够为社会进步提供足够的容量空间。对进步的主要制肘是：被固定着不能移动的那条腿，还能够支撑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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