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之二）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本研究项目的确立

本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如同卡尔和吉彭的《美国阶级结构》(Gilbert, 2003)。本研究旨在建立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模式，如同“图示1-1吉彭-卡尔模式：（美国的）阶级结构”（同上，第17页）。基于翔实的资料，本研究终于建立了这个实际模式,这就是“图8-1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1952-2003”加上“图示8-1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2005”。以下各章描述和分析这个模式的起源、结构和演变。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Hoge，2004）。可是，尽管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强大，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远远不足。这种不足已经不利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使得了解中国尤为迫切。一九七二年，费正清总结道：

我们如何总结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策呢？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不参与中国内战非常明智。1950年底麦克阿瑟向鸭绿江推进是愚蠢的。大概只有斯大林从中美朝鲜战争中获益。基于完全误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随后杜勒斯五十年代对北京的冷战是根本错误的，完全不必要。尼克松访华终于将我们拉出了错误的泥淖，可是要到达坚实的土地，我们实在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Fairbank，1972，37-38）

如果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有起码的了解并致力于协调，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有可能避免。芭芭拉·塔克曼就认为这些冲突本可以避免。1945年一月，毛泽东主席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他恳请允许他本人或周恩来前往华盛顿建立友谊和相互理解。这对毛主席非同寻常，因为主席从未离开过中国，并且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斯大林。但罗斯福从未回信。美方对此事知之不多，目前在美方档案中找不到这封信的英文译本，可知罗斯福从来就没有收到这封信。这封信在七十年代末期全文刊登在中国的《文摘报》上。塔克曼断言，如果毛泽东去了华盛顿，那么：

由于同美国的联系，共产党的威望和实力会增强，共产党的必然崛起和国民党的必然没落将会加快。这个国家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三年内战或者根本就打不起来，至少战争的时间可以缩短。要不是美国持续支持注定失败的一方，延长了内战，就不会引起最终胜利者的反感……如果不是恶意相向，我们就会同人民共和国建立某种层级的联系，得以在危机期间保持沟通；如果中国不是出于对我们的仇恨和猜疑而同苏联结盟，可以想见，根本就不会有朝鲜战争及其恶劣后果……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越南。（Tuchman，1972，45-46）

二十七年过后，双方高层才开始会晤。直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才在著名的北京之行中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美两国人民都有权力问，如果没有这个二十七年的时间差，世界历史将会多么不同啊！

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越来越兴旺，社会学家们也认识到方法论的不足。要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就要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分层的各个方面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一共有过四次阶段性的总结，均刊载于美国《社会学年鉴》。1977年，怀默霆、傅高义和白威廉发表了第一篇总结，题为：“世界各地区的社会结构：中国大陆篇”。他们总结道：

    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经验”非常有用，可以用来检验通行的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理论。首先，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同社会学家们熟知的西方社会很不相同。仅举几个特征，中国没有制度化的教会和强大的宗教精英，一个高度发达的世袭皇权体系，运转在一个中央集权的（而非封建的）的政治结构中，注重社会地位的差异和通过严格考试实现社会向上流动并存。尽管今天中国被划分为发展中社会，她的历史迥异于任何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她有高度发达的文献和官僚制度传统，而直到十七或十八世纪，她的科学技术都远远领先于欧洲。中国从未经历过完全的殖民统治，中国早就发展出一个全国性的城市网络，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很久以后的殖民时代才诞生了主要的沿海城市。迄今为止，她仍是在单一政府治下的最大人口。这些差异会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进程，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将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其余部分。（Whyte，et al, 1977, 179-180）

第二篇总结，是魏昂德在198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后的社会变迁”。他发现，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大显著特征。

        这种模式的第一大特征是显著缺乏居住流动和工作流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物定量配给把农民绑在农村，把城市居民限定在街坊邻里。这套系统有效地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并使当局得以将一千六百万城里的年轻人安置到农村去。(Walder, 1989, 410)

继而：

这个模式的第二大特征是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的紧密结合。农村的生产队自然完全结合了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在城市里，单位拥有的住房占中国城市房源的30%至40%。单位分房是单位职工获得新房的主要途径。许多大型企业，特别是在城市边缘的大型工厂，是集医院、学校、政府机构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大部分职工都住在工厂自己的住宅区以内。… … 这些单位表现出惊人的集体消费的模式…… 在这些社区里，政治经济权力与庞大的政治组织几乎完全融合。… ... 这些社区的官员不但支配强大的政治组织，他们还对分房、分配消费品、涨工资、和提拔与否有广泛的支配性权力。好几项研究发现，这导致了人治、人身依附、和拉帮结派，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更进一步，在工作场所对行政分配的依赖，加上官方分配消费品和物资短缺，导致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导致拉关系才能获得紧缺的商品、服务和各种机会。（同上，411）

魏昂德也注意到了中国城市-农村之间的鸿沟：

七十年代，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比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要平均得多。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也几乎是最低的……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越来越突出的是，尽管城镇内部和乡村内部的收入很平均，不同地区的农村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别没有缩小，而是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别从五十年代的大约2比1扩大到3比1至6比1，如果算上国家对城市的住房和食品补贴。粮食、食油、棉布、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差别大得惊人。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差别和消费差别也在加大。七十年代末，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卡路里摄入量的差别超过印度、巴西和印尼……一个没有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多大比例的非工资收入以集体消费的形式变成了城市单位的福利。众所周知, 住房、医疗、服务及其他行政分配的消费品和的获得与质量取决于单位的规模和行政级别……随着集体农业的结束和城市私有经济成分的逐步扩张，许多人预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收入不平等日渐加剧的时代。（同上，414－415）

魏昂德总结到，中国的社会流动基于中国的社会分层：

一项对年轻移民的大型调查发现两种人在重点高中里比例特别高：党政军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女。第一类人受惠于他们的既得地位；第二类则受惠于受过教育的父母创造的家庭环境。但是，工人农民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容易考上重点学校，有的甚至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既得地位是看人下菜的保护伞：权贵可以从一开始就把子女送进最好的学校，没有背景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同上, 418)

中国经验显示明确的社会分层影响到所有经济生活领域。

第三篇总结，是倪志伟和马休斯在1996年发表的“改革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他们发现：

一个地区人均收入的增加，与当地干部的社会认可的收入紧密相联。于是，地方干部就有动力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提高本地总体生活水平。这样，地方干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本身变得不再那么严重隔阂，因为这些地方干部致力于本地生产力的市场化。（Nee and Matthews, 1996, 410）

第四篇总结，是边燕杰在2002年发表的“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边燕杰坦陈“为了给这篇总结准备参考文献，我积累了1980年以后出版的三百多篇相关的英语文献和许多中文文献”（Bian, 2002, 91）。但是，尽管参考文献众多，他总结道：

对于研究中国城乡正在产生的社会阶级重视不够，现有的研究由于社会分层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质变而受阻。因而，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是对未来研究者的召唤。（同上，98）

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Grusky, 2001)没有问题；美国社会学对美国社会分层 (Gilbert, 2003) 和美国统治阶级 (Gye, 2002) 都有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这里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为何不能对中国社会分层做同样深刻与可靠的研究？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成了例外？为什么众多学者没能听从边燕杰的召唤，给出“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

仔细考察边燕杰的参考文献就可以发现，有关研究都只是研究中国某个地区、某个历史时段的一个或两个社会阶级。没有一个研究试图把中国社会分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建立一个中国社会分层的整体模式，像卡尔和吉彭的模式一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个空白。本研究展示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及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决定结构和演变的各种因素。本研究着眼于描述中国革命剧变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分层模式，分析其变与不变。本研究显示这些模式之间不仅互不冲突，而且相互依存，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本身构成了整体的生命。

没有对中国社会分层“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源于没有对中国干部制度的认识。干部居于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层，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均在其下。尽管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干部阶级[i]仍然是属于10%的中国社会上层。缺乏对中国干部制度的认识是现存研究无法建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农民阶级[ii]、工人阶级[iii]、资产阶级[iv]的研究已经不少，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对干部阶级完整而及时的研究。

本研究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社会分层。首先，着重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和演变中的干部阶级，如同托马斯-戴的名著《谁运行美国？》（Dye，2002）。第二，分析和建构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模式，如同卡尔和吉彭的《美国阶级结构》（Gilbert, 2003）。最后，对于中国社会分层模式何以独立演变而又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提出历史的解释。

本研究力图应用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因而本章第二节将回顾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独特性及其表现形式。本章第三节将简要讨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作为本章总结。我将正式提出两个理论，一个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另一个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积淀论。

第二章简短回顾当今中国社会分层的起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中国有五千多年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也有两千年的历史，我将首先讨论造成这种延续性的原因。成功维持一个大统一国家，靠的是理性的政府结构加科举制度、务实的意识形态、科学的世界观而非官方宗教。在其他亚洲国家和西方世界发展过程中，古代中国展现出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还比比皆是。

第三、四、五、六章的结构大体一致。每章开头简要概括强烈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接着，我将运用图表讨论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分层。每章的主体描述和分析与中国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相关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概括了到一九五九年为止的新中国社会分层。第四章涵盖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中国社会分层，着重分析文化大革命（1966-1978）期间的社会分层。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动荡；美国对中国先敌后友，苏联对中国先友后敌；为消灭城乡差别，取消全国高考，八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五章考察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的情况，着重考察干部制度。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相对平稳，因为邓小平把全国的工作重点从战争准备转移到和平经济建设上来。这时期出现了农民工阶层，并重新出现了资本家阶级。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平反了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第六章是关于1993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讨论冷战结束及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社会分层巨大变化的影响。

第七章讨论高考制度、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不可或缺的一面与严重损害的另一面。最后，第八章总结全书，也讨论党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并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分层。

不久以前，亨利●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智慧”与“远见”的重要性：

由于信息的巨大数量总是超过我们的处理能力，一条鸿沟出现在信息与知识之间，或者更甚，出现在知识与智慧之间……在技术革命提供了整理信息的非凡工具的同时，成功执行外交政策依赖于感知未来和把握未来的敏锐直觉。领导能力是一门连接经验与远见之间的鸿沟的艺术……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这两门对完善领袖才能最为相关的学科，在全世界到处被忽视……美国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计算机时代的人从信息处理提高到去培养对我们社会的前途的远见。(Kissinger, 2001, 284-286)

在美国社会学里，我们把这类“智慧”和“远见”称之为“社会学想象力”。在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分析中国时，我们要记住以下六点。第一，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看它的过去、现在、未来，看它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石。第二，必须看它的阶级结构，仔细解剖它的构成；必须搞清楚社会组织的关节点。第三，必须把中国放在国际大环境里考察。第四，应该看到，在始于一八四零年、长达两百年的社会重组过程中，一些急剧的社会重组（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些小事件。第五，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准备，一直是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点。第六，在建设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内因素从来都与国际因素直接相联。

除了这六点，还有三点也要牢记。第一，中国一八四零年以后经历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图表数据将会显示，中国社会的结构总是取决于中国工业化的阶段和速度。第二，许多事件都不是“决定性的”或“因果性的”。许多事情是“历史的偶然”。例如，可以推测，如果罗斯福在一九四五年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或许就不会有越南战争(Tuchman, 1972)。第三，必须牢记，最高领导人能干或无能会加速或延缓国家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结构与行动者割裂开，例如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英雄一统天下，）一场内战就有可能延续五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