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之三）

1. 方法论的困境

本研究应用定性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边燕杰陈述了建立中国社会分层实际结构的方法论上的种种困难：

但是，这个研究项目受到严重的阻碍。收入，作为关键的因变量，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的误差。转型期经济的相互冲突的规则导致农村和城市领工资的人故意而合理地隐瞒了许多不出现在工资单上的收入来源，更不用提那些新贵在任何问卷调查中扯谎，掩盖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灰色”或“黑色”收入。福利性收入也很相关，但是就连三项最主要的福利性收入，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都还没有充分研究……

在中国，要建立各种社会地位如何获得的模式所需要的普查或调查数据，至今还是极难获得。(Bian, 2002, 103-105)

但是，如果学者们能够建立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的实际结构，我们怎么会找不到对现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可靠评估呢？从所谓科学的社会学的标准出发，数据的确不够。但是，我认为，从定性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建立这个模式的数据已经足够丰富了。

进而言之，所谓科学的社会学的标准本身就很成问题。在美国《社会学年鉴2002》的开篇，列伯逊和林充分讨论了这个问题：

所谓科学的社会学的标准，源于古典物理学，是一种完全不适合于社会学的自然科学模式。其结果是，我们所用的手段对我们追求的目标有害无益、适得其反。甚至那些摈弃这种手段的人也将物理学作为他们的基础。尽管意识到任何自然科学都不能自动成为我们社会学工作的样板，我们建议，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一个远为合适的模式，用来结合理论与研究，因为他所遇到的困难和我们遇到的困难的十分相似。其中包括，要基于调察数据而不是实验数据来得出一丝不苟的结论；要有能力处理大量多样化的数据，把他们放进一个相对简单的系统，这个简单系统不包括一大堆我们称之为自变量的东西；能否预测未来不作为检验理论是否完备的标准；在支撑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证据都不充分时运用理论的能力。

进化论运用了一套强有力的机制，使我们对事物的了解越来越全面细致。这样，它有助于理论处理各种特殊的原因，原因在不同环境中有所不同，在不同环境中各种原因的作用亦不相同……

换句话说，你怎么样能够设立一个标准从而使一个人有能力分辨麦粒和麦壳?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可以肯定，这种能力部分来自于直觉，一向如此；这种能力的另一部分，要求我们对什么时候证据确实与理论相符合、什么时候证据是前后矛盾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得不说“证据根本不存在”，有一个清晰地思考……

通常，与已经发表的文献所展示的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都更具直觉性、更为零散、更加非线性、更加不正规，是个不断失败、不断研究的过程……

达尔文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将大命题归结缩小到具体问题……

毫无疑问，进化论致力于一个巨大的命题，但进化论的结构中只有几个数目不多的原则，而不是一大堆数不清的可能的变量……

最后，一个着重于总体分布的本质而不是总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理论，是一个简洁的理论，这个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避免所谓的喧嚣和停滞。

社会学总是忽略不同原因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基本上，那些导致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表面上与事件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进化论并不认为所有的原因都发挥相同作用，而认为这些原因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等级序列，所以宽泛条件的存在是狭隘条件起作用的必要前提。因此，严格区分基本原因和非基本原因至关重要。(Lieberson and Lynn, 2002)

本研究建立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把巨量的、多元化的数据融入一个相对简洁的结构，而不是去搜寻一些自变量。本研究考察中国社会分层的演变，判定那些证据与演变密切相关，而那些证据毫无疑问是自相矛盾的。

2．定性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

本研究应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在美国《社会学年鉴2004》中，马霍尼指出：

比较- 历史分析由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有显著贡献而备受推崇……研究生院普遍不教比较-历史方法论……因为许多搞统计研究的人根本没有接触过比较-历史方法论，他们缺乏理解和评价比较-历史研究的背景。因而，他们对比较-历史研究所提的建议有时并不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包括在方法论领域中给予比较-历史方法论更重要的地位。第一步，是要让搞统计研究的人认识到，对于建立有效的因果关系或者描述推论，量化分析不是唯一的或者必然最好的办法；事实上就许多研究课题而言，比较-历史方法能够、而且应该是更好的解决办法。(Mahoney，96-97)

本研究应用定性研究方法论，本研究从现有关于中国社会的出版物中提炼要点并作出概括，呈现出一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和演变的条理分明而一以贯之的图景。它与定量研究相比在以下各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1）：

黑格尔指出：

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朵把花蕾否定了；同样, 植物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正式形式出而取代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取代、互不相容。但是，同时，正是他们的相互取代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的一个环节，它们在这个有机体中不但不相互抵触，反而相互必要；而正是这种相互必要性构成了整体的生命。(Hegel, 1807/1977, 2)

真理就是整体，而整体就是本质在发展过程中走向完满，岂有他哉。(同上, 11)

本研究应用这种对区隔、共性、和相容性的理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是一个整体，对整体的理解过程就在于把握不同的结构。这些结构不但不相互否定，反而相反相成。

表1-1.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来源: Neuman, 145。

3．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演变

历史社会学通过研究过去来确定人类社会如何运行变化。但是，在历史社会学的漫长历史上，很少有历史社会学家感到有责任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并由此得出若干结论。只有到了五十年代，才有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1963)孤身前行，开始研究中国。他研究、比较了中华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欧洲诸帝国。其结论是，这些帝国包含了不仅现代专制而且现代民主的各种种子。这些种子包括：一个相对统一和集中的国体，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以及精英之间为了获得有关社会集团的支持而进行的制度化的政治斗争。

继而，在其他历史社会学家依然忽视中国的时候，摩尔和斯卡齐波尔研究了中国。摩尔（Moore, 1966）的研究课题是晚清的衰落和共产党的兴起。他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国与国之间会有所相同或有所不同（只要想一想英法美的民主制度、德日的法西斯主义、苏中的共产主义）。他的答案是，每个国家前工业社会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稳定与否。他解释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关键过程，因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时，产生了赋税的来源。

斯卡齐波尔和梯利都是摩尔的学生，但他们的研究角度与摩尔的农产品商业化有所不同。斯卡齐波尔（Skocpol，1979）着重研究国家与革命，寻找革命的原因与后果。在摩尔和华勒斯坦的洞见和研究基础之上，她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样，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她断言，这三大革命都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下滑。

尽管梯利在他的名著《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中没有直接研究中国，梯利的分析对中国研究有所影响。他宣布：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把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Tilly, 1984, 147)

这个观点对认识中国的发展十分关键，我们已经看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如何你中有我、相互参与地发展。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待中国历史。梯利关于战争的观点同样重要。梯利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他因此也不自觉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国家建立的基石。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无论防御或进攻，都需要榨取：纳贡、租金、现金流通税、债券和收入，这些都反过来使得国家更加卷入裁定、分配、生产、监督、和社会一体化。

最后，梯利简要研究了古代中国成功建立国家的原因，但他没有找到答案[v]。梯利发现，中国与欧洲有重大区别：中国的战国时代和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边患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大得让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朝代衰落了，另一个朝代起而继之。然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幅员。梯利认为，欧洲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结构，更为完整、连贯、周延。这是试图在欧洲大陆重建罗马帝国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解答梯利提出的这个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玛仕（Marsh, 2000）发现，韦伯的解释完全错了。近来，基于世界体系理论和更多的实际研究，答案越来越清楚了(Marks, 2002)。第一，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

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是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一个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贡制的积累方式，积淀在亚非欧大陆的奢侈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市场力量之中，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最终取代了朝贡制的积累方式。不是东方衰落了，而是西亚和东亚朝贡制的持续强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为主导。欧洲是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迎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兴起。(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89-190)

第二，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的。但是，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 1954-2003)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成就斐然。我们还知道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业化。区别不在于有无企业家精神，而在于政治领导人对于革新和技术的态度。与欧洲领导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对革新和技术的感情复杂，有时候还抱有敌意。那么，为什么西欧在十七世纪成为技术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雄的残酷现实。碰巧，在十七世纪，技术革新有利于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缩小时间和空间对欧洲列强争雄的限制(Wallerstein, 1999, 139-140)。古代农业中国民族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两千年来没有受到一个更先进的工业化民族国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