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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1959－1979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李毅著 陈蕾 李毅译 李毅校
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出版 2005年10月
对于中国人民，1959到1979年是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也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浩劫。本章并不旨在描述文革的历史，而是讨论文革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文革的初衷是重构干部队伍，意在改变领导精英两千多年来处在中国社会分层顶端的地位。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这二十年间，中国遭受了两次严重的社会经济衰退：大跃进和文革。由于大跃进及其后的自然灾害，人均GDP降到了173元（图4-2）。在有些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而死。直到1964年，中国经济才恢复到大跃进以前的水平。两年以后，1966年，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并开始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9年发生了另一场经济大停滞。1976年，北京以东100英里，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同年，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不但GDP翻了一番，而且在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1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全国范围内，七十年代提升了军事装备能力，并缓慢地实现了一些技术突破，例如投产核潜艇和洲际导弹。
国际关系方面，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苏联和中国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但是各种分歧和冲突导致了中苏分裂。[1]在尼克松1972年历史性的对华访问后，中美两国建立了反对苏联霸权的同一战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对华冷战、苏联大兵压境、印度敌视中国、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迫使毛泽东必须在战略上准备应付外敌入侵，甚至应付两线作战的危局。最有可能受到攻击的是中国的东北和沿海地区。
1964年4月25日，总参在送给毛泽东的报告里陈述了美国或苏联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中国大中城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说，50%的民用工业和52%的军事工业都集中在十四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里。东北和沿海城市地区没有可靠防空能力。敌人在突然袭击的初期就可以瘫痪主要的铁路枢纽、桥梁、港口。一旦被袭，这些地区的水库和水坝没有一座能够免于决口(Zhai, 2000, 141)。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3页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3页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困难时期结束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发展农业和战争准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三线”建立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以防止敌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
三线就是在战略上将中国的人口稠密区自东而西划分为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第三条战线。为了把敌人突然袭击一线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决定一线所有重要的研究和生产机构（独生子）一律搬迁到三线地区，并且要分散、靠近山区、甚至直接建在大型山洞中（山、散、洞）。三线地区最终具备了生产飞机、坦克、大炮、通讯器材和被服的能力。三线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直接支援了越南战争。除了这个大三线建设，一线、二线各省为了独立作战也搞了自己的小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在高峰期，约翰逊派遣五十万美军在南越作战。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宣布，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北越，中国就派志愿军赴越参战(Zhai, 2000,131-132)。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间，中国先后派遣三十二万防空和筑路部队到北越支援作战。[2]1967年是高峰期，中国在越部队达到十七万人。中国军人共有1100多人牺牲，4200多人受伤(Zhai, 2000, 135)。
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的战争准备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三线建设直接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工业化的迟缓也部分归因于战争准备。战争准备直接导致了更严格的户口制度。战争准备也是发生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黑云压城城欲裂，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大国，中国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和世界大战作了力所能及的准备。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这二十年里，尽管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动。为数很少的领导干部居于分层的顶端，干部阶级囊括所有精英。其下是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人。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在社会的下层。
这种社会分层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级别，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而新出现的基于正式级别和工资以外的配给制此时对于中国人更为重要。操纵和享受这些特殊待遇使一些干部变成了新的权贵。[3]许多干部出身于革命前的上层阶级，另一些干部则出身于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大城市居民子弟一般可以上较好的学校；高级领导干部可以得到一些特殊供应。住房在中国一向紧张，大城市尤其如此，中高级干部可以分配到较大的住房。另外，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食品如食油、肉、蛋在改革前的中国都较稀缺，干部、工人、城市居民比农民得到更多的配给（Bian, 2002, 93）。
在这二十年里，国有工人待遇较高，与农民比是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集中在轻工业，例如制衣、制鞋、餐饮和零售行业。国企工人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大型工厂，其工资和福利稍高于大集体工人，其生活水平总体低于干部，但和干部一样，享受终身就业、免费医疗、以及近乎免费的住房。在一个短缺经济里，国有工人和干部一样领取所有的票证。由于城市教育发展远远快于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受过中学教育。城市工业化的放慢和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使得成为国企工人越来越难。国企工人是八级工资制，但在1959年到1979年期间，工人很少提级，只有很少的工人可能从二级工升到三级工或三级工以上。
关于社队企业农民工这个阶层，图4-3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国统计年鉴不统计1978年之前的社队企业农民工。1949年以前，总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事手工业谋生。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号召农村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不少是县办企业）。在大跃进的高峰期，在这些农村企业里的从业人员（不固定）接近三千万。大跃进之后，由于企业自生自灭，使这个数字一下子跌到一千万。后来人数逐步回升，社队企业农民工的数量保持在两千万上下，直到1978年。
在这二十年里，合作化把农民都变成了公社社员。一方面，由于消灭了军阀、土匪、恶霸和地主，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在农业战线大力投资，特别是水利、灌溉、化肥和农机。文革期间，诞生了一个非常廉价而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赤脚医生”为基础。这些农民医生只受过最基本的医疗训练，中西医结合，为农民服务。农村学校也一样，主要由“赤脚教师”（民办教师）教学。农民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以前不到四十岁上升到七十年代的六十多岁。
同时，农民仍然是受教育最少、最没有权力和最贫穷的社会阶级。中国低就业的、国家推行的工业化,以剥夺农民阶级的剩余产品为基础（剪刀差）；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使得农民与城里人比越来越穷，第七章将讨论户口。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9。
注： 1. 1966到1970年的数据为估算结果。
2. 1958到1977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二千万上下。但是，中国所有的统计仅从1978年开始统计农民工。
尽管人们公认户口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很难大幅度提高中国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人民公社成功地组织了合作医疗，使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并向农民子弟提供了基础教育；而户口制度则有效地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成为主要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一个流行课题。周雪光（Zhou, 1996）讨论了在中国城市地区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成为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多么重要。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为专业人员的比例更高。1949到1965年之间，高中学历与当工人之间呈显著的负面的关系；而在1980到1993年之间，两者则呈显正向关系。周雪光(Zhou, 1998) 还发现，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贯穿始终。在文革期间，由于高校招生人数剧减，对所有社会阶级的子弟都非常不利。在文革前和文革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会影响孩子的高中录取，而在文革期间这个因素基本不起作用，如果不是起负面作用的话。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同样普遍，尽管农村缺师少校。[4]
第三节 干部统计 1959－1979
图4-4显示，这二十年里干部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由于文革期间统计工作停顿，1966到1971年各年的干部人数不得而知。图4-5显示了按来源划分的干部增加人数。图4-6显示，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期间，超过一百万新录用的干部被下放送回农村老家。
图4-7显示，中小学教师和党政机关干部增长缓慢；增加最多的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图4-8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八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是教师、工程师和医务工作者。
图4-9显示干部由五级政府管理：中央、省、地、县、乡。战争准备使得中央政府下放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给地方，从而减少了中央所管辖的干部。图4-10显示，这二十年里，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成为新干部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大中专毕业生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也继续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干部。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页
注：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5页
注： 1. 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64年以前，“学生”包括所有大专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和少部分高中毕业生。从1965开始，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分开统计。
3. “其他”指既不是大中专毕业生也不是转业军人。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5页
注：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页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81年开始，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开统计。所以，本图截至1980年。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2页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进行统计。
2. 缺少1974、1975、1976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页
注： 1. 1965年开始，不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3页
注： 1. 1964年以前的数据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3. 缺少1974到1977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2页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2页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2页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第四节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按照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文革前已经推行了一些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政策，而文革是要在更大程度上缩小三大差别。
毫无疑问文革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痛恨正在出现的复杂化的官僚主义，为了抵制这种趋势，号召义务劳动、数次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到农村工作、甚至在1964年取消了军衔。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两千年来按照社会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习惯势力难以抵挡。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一文，严厉批判了干部。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其手抄本流行天下、传诵一时。以下是全文：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作政治思想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领导，一旦发号施令，号令常常错误，必然误国误民，至少把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堵塞了，不能与群众见面。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横自满，空谈政治。不抓业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管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人不考查，对事不调查，不研究政策，不依靠群众，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即事务主义。
第四种，官气重大，不可向往，唯我独尊，鸣锣开道，使人望而生畏，动辄破口骂人，作风粗暴，不以平等待人，这是官老爷式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弄虚作假，过归于人，功归于己，哄骗中央，欺上瞒下，文过饰非，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不懂政治，不钻业务，遇事推让，不负责任，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得过且过，与人无事，老出事故，上捧下拉，面面俱到，八面玲珑。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习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言语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尸位者不举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称官，当餐食算，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昏昏沉沉，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曝十寒，一问三不知。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别人读，别人读他睡觉，见之不看就批，批错怪人，对错心中无数，遇事不与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唯唯诺诺，对下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关越来越大，重床迷尽，人浮于事，团团转转，吵吵嚷嚷，人多事懒，不务正业，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文多，文牍主义，指示多，不看的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亲人多，不读，这是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伸手走后门，一个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这是特殊化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陈设越来越阔，供应越来越好。上面分得多，下面分得少，上面作价低，下面作价高，铺张浪费，上下左右举手（原文如此），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自私自利，假公营私，监守自盗，投机倒把，多吃多占，不退不让，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争权夺利，向党伸手，要名利，要地位，不给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志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夺权夺利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乱，互相排挤，上下脱离，既不集中，又不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派别活动，封建关系，结党营私，互相包庇，个人超于一切。小公损害大众，这是宗派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退化变质，摆老资格，摆官架子，既不动脑，又不动手。饱食终日，好逸恶劳，无病求医，游山玩水，走马看花，关心个人利益，毫不关心国家利益。这是退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作奸犯科，投机倒把，危害党国，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违法乱纪，欺负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这是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Milton et al, 1974, 248–251)
在毛看来，当时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沿袭了革命前的统治阶级的阴暗面，而毛试图使干部保持革命精神的努力收效甚微。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决心发动另一场革命来改变现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
第五节 风暴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党政军领导干部，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有三条专论干部：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多数群众在对毛的这些观点衷心拥护的同时，也还是存有疑虑的。中国革命已经把农民从地主的统治下面解放了出来。国有工人和农民比是工人贵族。而干部认为经过不断的学习改造和政治运动的历练，对干部应该放心了。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动了大学生、中学生、和广大中青年干部作为文革的闯将。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干部）共一千一百万人次。通过各种媒体，毛号召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领导干部）的反。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受到冲击。青年们来势汹汹，称自己为“红卫兵”。
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包括毛泽东自己。他们冲击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遭到批斗和抄家。甚至有中央政府的部长、省长、将军被打死或自杀。文化革命波及各级政府、所有国营企业、所有事业单位（包括所有大学和中学）、以及农村。干部白天全职工作，下班还要参加批斗，或者斗别人，或者自己挨斗。有些研究认为，伤亡人数为二十万到五十万。
1967年1月开始，红卫兵夺权，在各级政府和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夺权。上海带头夺权。很快，两派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之间就为权力分配起了冲突。[6]政府瘫痪之后，全国陷入动乱。在一些地方，冲突演变成武斗，有些研究认为，武斗伤亡人数在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7]
为了控制动乱，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命令军队介入。这是对铁路瘫痪的直接反应。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动脉，铁路一旦瘫痪，国家无法运转。军队就此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8]全国实行军管，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在军管恢复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必须重建各级政府。[9]经过一系列的让步，毛泽东同意了一些年轻干部的要求，把新成立的各级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结果，从1967到198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名称变成中央政府、省（市）革委会、地（市）革委会、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同时，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革委会，每个革委会设主任和一至多个副主任。只有中央政府不叫革委会。
起初，所有的革委会都是“三结合”，由群众组织头头、军代表、文革前的领导干部共同组成。不久，军宣队为工宣队所代替，开始退出地方事务；后来工宣队也逐步退出；群众组织头头逐渐退出领导岗位。领导职务大多逐步回到恢复工作的文革前的领导干部手中。尽管文革当时对人民生活影响巨大，对政府结构却影响有限。
1967年12月14日，毛泽东命令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10]各级党组织也随即恢复。而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则被解散了。多数干部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领取原来的工资和福利。工人仍然是工人，农民也还是农民。
第六节 对社会分层的调整
一、取消高考与工农兵大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主要问题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动乱后如何招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 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毛以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
但是，很快，干部子弟就又占了新生的多数（Hayhoe, 1996, 100)。原因是，1966年以后，由于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所有干部子弟也都去做了工、农、兵，因此也都具备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腐败变质。周雪光认为，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11]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高中生。
八十二万工农兵大学生一毕业就当了干部；但他们的起薪低于文革以前的本科生，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大专生。1993年，当学位又成为中国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一些学校重新研究以后，给这些毕业生补发了学士学位。中央政府立即下文件说这样做是“非法”的。
二、以工代干与以农代干
文革期间，尽管受到动乱影响，社会经济继续发展。82万工农兵学员和41万转业干部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结果，445万工人以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文革前即有合同制工人，也吸收少量工人做干部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具有高初中文凭的工人。虽然干的是干部的工作，他们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同时有几百万农民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但却作为社员计算工分。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先例。文革以前，由于缺少大学毕业生，政府的确从城市和农村的高初中毕业生里录用了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构成了图4-5中的“其他”。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给干部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混淆了干部与工人和干部与农民的分野。邓小平一上台，就禁止了这些做法。大多数的代干农民被直接送回农村。到1985年，代干工人已经做了十年干部工作，其中多数已是“五大”毕业生。最后，四百四十五万代干工人中，约一百万人回去做工人，其他人终于获得了“正式国家干部”的身份。[12]
三、五七干校
对多数干部而言，文革中最艰难的回忆不是红卫兵的批斗，而是五七干校。文革以前，毛泽东历来倡导干部知识分子劳动化，与农民共同劳动、同甘共苦，以便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一次作了同样的指示。这次，没有人敢违背。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进行劳动锻炼的地方。大多数单位是在贫苦农村找一个地方，把本单位干部下放到那里去劳动锻炼。这些地方被正式称为“五七干校”。干校绝对不是疗养度假的地方。自古以来，中国统治阶级是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的。农村公社和干校的生活条件相对简陋和艰苦。直到今天，多数干部都不愿意提起文革往事。
文革结束后，六千个被逮捕并判刑的干部中，大多数是后来当了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而不是那些整人的干部。整人的人有许多人自己就是干部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和教授。现在他们全部退休了。
四、上山下乡
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做法文革以前就有。[13]大跃进结束后，为了对付饥荒，一百多万新干部和一千多万新工人及其家属下放回农村当农民。把城市中的无业劳动人口下放到农村是为了解决由于商品量不足引起的城市就业不足和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14]文革前，这叫做“下乡上山”。
1966 至1969年，中国经济出现停滞，老三届（加上后来的小三届）在城里无法安排。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送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这一指示被立即执行。六十年代末到1978年，约八千万[15]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每人平均当了六年农民。从城里来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被称为“知识青年”。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很快停止上山下乡。农业劳动非常艰苦，家庭离散更显凄惶。1977年恢复高考后，连续三年，考上的人多数是知青，足见知青的经历多么锻炼人(Zhou, 1999)。现在，超过半数的中央政府部长、省长、将军来自知识青年这一代。
第七节 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16]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开国奠基人[17]。毛泽东的文采武功，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开国皇帝相媲美。他是复兴当今世界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国父[18]。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父。他是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三大革命[19]之一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深度和广度都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上。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理想主义的，但却带来了灾研缘暮蠊?976年他一去世，四人帮即被粉碎。一年以后，邓小平上台，中国逮捕了约六千名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干部。四人帮被判重刑之后，这六千人也大都判了刑。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取消，五七干校解散。上山下乡结束，城市下乡知青在几年之内返回了原来居住的城市。转业干部重新按照相应的级别得到安置。各级政府改回文革以前的名称，不叫革委会了。除了暂时把地方政府改称革委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工人、农民、红卫兵都没有从文革得到好处。一些“年轻”干部暂时获益，但后来邓小平逮捕了他们中的六千人。十年文革是一场浩劫，远远弊大于利。
毛泽东根本就不认可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的概念。[20]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就是要挣钱，他们既不是儒家的烈士，也不是革命的烈士。正如西文有句俗语说：革命者都死了。管理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的办法不是要求他们把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放在他们自身利益之上。社会越现代，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就越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对现代管理人员和现代专业人员，是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人才市场，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不是五七干校，更不是“上山下乡”，来规范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行为。人才市场的竞争越公平、越激烈，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行为就越好。尽管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身上有毛泽东指出的所有毛病，现代专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完全吸取了毛泽东文革的教训。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办法见第七章第四节。
[1]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这一时期最令人费解的是中苏分裂。当时列强之中，苏联是唯一一个中国可以学习工业化的盟友。中国怎么敢同苏联决裂？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向戈尔巴乔夫解释了四条原因。第一，沙皇俄国侵占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第二，斯大林拿走了中国的外蒙。第三，赫鲁晓夫对中国不平等相待，还屈辱中国。第四，勃列日涅夫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威胁中国。以下是邓小平的原话：
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英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5-287页。）
[2] 90年代以前，中国从未公开参与越战的情况；但在大城市的红卫兵中间这是半公开的。
[3] 作者注：在有些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有些最基层的干部，特别是那些以工代干的干部，在声望和收入上，并不比某些工人高很多。有句俗话说：“二十七级干部是个逑”。但是，总体而言，综合考虑权力、收入、声望，干部阶级在社会分层中明显高于工人阶级，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4] 作者注：周文样本取自中国城市地区;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城市人口只从10%增加到18%。如果样本取自全体中国人民, 而非只是城市地区，我假设: 一, 1959年之前, 多数大学生并非来自工农家庭。二, 文革期间, 不会“基本不起作用”, 只会“作用略微降低”。三, 在文革中, 父亲的教育和职业的影响也应明显。四,从1949到1979年,父亲的教育和职业的影响也应非常明显。五, 教育不平等应首先源于户口制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在直辖市和省城应最高,地市级城市次之,县团级城市又次之,乡镇又次之,村殿后。
[5] Shoenhals ed, 1996; white, 1989, MacFarquhar, 1997; Lee, 1978; Huang, 1996; Dittmer, 1998; Qiu, 1999; Yan and Gao, 1996.
[6] 见Harding 1981.
[7] 这使社会经济活动陷入大乱，但它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是远远小于90年代苏联解体对俄国的影响。解体之前，苏联的GDP是美国的一半。解体十年以后，2002年，俄罗斯的GDP只有美国的1/30（World Bank, 2004, 252-253）.
[8] Schoenhals, 1996
[9] Schoenhals, 1996, 59
[10] Schoenhals, 1996, 76
[11] Zhou, 1996, 16
[12]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页。
[13] Bernstein, 1977
[14] 《选编》1966（3-238）
[15] 《新华文摘》，2003年11月，299：121-123。
我认为，这一数字包括1966年到1977年中国城乡所有初高中毕业生。
[16] Spence, 1999; Short, 1999; Lee, 2003; Lynch, 2004.
[17] 作者注：如同秦皇、汉武、唐宗、康熙。
[18] 作者注：如同美国的林肯加罗斯福、日本的明治、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拿破仑加戴高乐、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加丘吉尔、俄国的彼得大帝加斯大林、印度的甘地。
[19] Skocpol, 1979.
[20] 作者注：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第四章讲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时的第一节强调了备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深合我意。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强调了美、苏先后对中国形成的国际军事压力，很有说服力。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对中国现代历史－社会的影响是基础性、结构性的。因此，毛泽东的社会理论、理想社会目标有极明显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征就不足为怪了。（1）鞍钢宪法（1958？）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亦工亦干亦学；（2）人民公社的本质是一大二公、亦工亦农亦商亦学、政社合一；（3）1966年的五七指示又强调三亦、学工学农学军；（4）1967年的革委会强调“三结合”。这些制度性设计对中国社会变迁影响很大，而且都有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党管一切。”职能不分则责任不明；党管一切则高度集权。这个社会理想的图式必然是一个等级化的经济、政治结构，却又不是一个真正官僚科层化的现代性组织，而是一个反专业化反科层化的大而全的官僚化组织。你说的对，毛泽东反对专业化、科层化的现代官僚制度。但他反对的官僚主义不是现代官僚科层制度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集权化的非专业化的官僚主义。可悲而可笑的是，这种官僚主义正是毛泽东的社会理论一手设计出来的。这一社会体制方案衍生出了户籍制、单位制、公社制、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建构了你所分析的1949－2006的中国社会分层。因此，中国社会分层的分析逻辑是：国际环境、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理论、强国方案----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及政策----社会分层。这就是我所说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国视角。所以我希望你强调一下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及制度层面的“三不分，一元化”。把党的组织机构、权力与行政机构、干部组织区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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