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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之九)

www.creaders.net | 2006-11-03 14:47:04  万维读者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第六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93年之后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李毅著   陈蕾 李毅译   李毅校 

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出版 2005年10月


 

 第一节   邓小平南巡

1992年一月到二月间,邓小平南巡, 沿途同地方领导谈话,试图为中国建立一种理性而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时,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出现剧变。从1979年开始,邓就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这时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苏东剧变。第二个是《人民日报》对1979年以来邓的改革政策发表了十余篇批评文章,认为苏联解体和天安门风波证明邓的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是不正确的。邓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力标准”,意为中国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展生产力。

此时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但他决心为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毛改变北京政治气候的做法一样(Qiu, 1999),邓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向南,在上海、武汉、深圳作了停留。他在深圳公开此行,在珠海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当时,江泽民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江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全国贯彻执行。邓回北京之后,中央只是调动了两个宣传部门的部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而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从此变得毫无异议。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正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两个主题。首先,邓很明确,中国必须迈向市场经济;不要拘泥于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

第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是姓社还是姓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要害”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努力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理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事,就放手去做,不要管他姓社姓资。直到今天,这还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邓的1992南巡讲话里并没有新观点,仅仅是重复他在过去十四年里说过的话。南巡的重要性在于,直面苏联解体后国内针对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的疑虑,邓小平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他再次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加速走向市场经济。十年以后,200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3],总结了1979年以来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此后十年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并为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勾画了蓝图。

第二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1978到2004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4%的速度增长。截至2004年,中国经济排名世界第六[4],并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决心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万亿美元,为2000年1万亿美元的四倍(翻两番)。[5]《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5》展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

 

2003 国民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2003 人均收入

(美元)

世界

36,356

5,500

美国

10,881

37,610

日本

4,326

34,510

德国

2,400

25,250

英国 

1,794

28,350

法国 

1,747

24,770

意大利 

1,465

21,560

中国 

1,409

1,100

西班牙 

836

16,990

加拿大 

834

23,960

墨西哥 

626

6,230

韩国 

605

12,020

印度 

598

530

澳大利亚 

518

21,650

荷兰 

511

26,310

巴西 

492

2,710

俄国

433

2,610

(第256-261页)[6]

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粮食供应和其它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长期短缺变成敞开销售,丰年有余,再无饥馑。这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得益于其他几个因素:为了消除粮食短缺和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新中国在20世纪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力。通过培育良种和进口农用化肥成套设备,粮食亩产增加一倍以上。农业机械得到发展,拖拉机和脱粒机普遍使用。从建国到7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直是国家基本建设的重点,在南方和北方都造就了一批旱涝保收的良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效率不高的人民公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肉类、食油、水果的产量因而大大提高。近年来政府加速了农村道路建设和农村电力供应设施的建设。

1949年以后, 基础设施一直是建设重点。特别是1998到2003年,政府发行了20000亿人民币国债,用于修建水坝、铁路、公路、码头、机场、电信。很快,中国电话用户达到5.32亿,居世界第一;[7]99.8%的乡镇和96%的行政村通了公路。[8]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3页

2.《中国日报》2005年3月1日第11版。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3页

2.中国日报,3/1/2005,第11页。

这些举措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同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彩电、显示器生产国。[9]这些技术热潮在中国创造了八千万网民,创造了新一轮亚洲科技浪潮。[10]

第三节 1993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

1993年之后,农民阶级的人数缓慢减少,工人阶级人数稳步增加,资产阶级迅速增长,干部阶级开始分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短短十年间,国企工人从7200万减少到2900万。

1993年之后,中国城市社会分层发生了剧烈变化(图6-3),资产阶级迅速增长。国企工人不再是工人贵族。1996年以后的改革使得国企工人的人数迅速从7200减少到2900万,城市大集体工人从3400万减少到1000万。那些减少的工人,大部分转移到了城市私有企业。图6-3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员工所占比例迅速下降到全部劳动力的八分之一。

1993到2003年,农民人数从3.4亿减少到3.12亿,而农民工从1.45亿增加到1.76亿。简单比较图6-3和图7-1可知,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工业化。没有城市化的同步发展(没有内需),中国的工业化最终会停滞不前(没有市场)。城市化的滞后凸现了过时的户口制度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这将在下一章详加讨论。

这个时期,干部人数只增加了几百万。因为中央在干部人数达到4000万时,决定从此冻结干部人数。这里要注意两点:第一,在4000万干部之外,挂靠在人才市场上,2002年? 有1300多万准干部在非国有部门工作[11]。第二,在干部与准干部之中,有700万到900万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在图6-3里,资产阶级只是个小点,几乎看不到。根据不同的研究估计,中国GDP的70%至85%来自中国资产阶级的非公经济。根据官方统计,资产阶级(私有企事业主)的人数从1993年的50万增加的2003年的700万,这个数字严重偏低。根据更为可信的估计,2003年应该在1000万至1500万之间。这将在第八章详加讨论。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6-127页和第150页

3.《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1日第1版

注:2002和2003年的干部人数为估计值,4000万。


第四节 1993年公务员制度

1993年,公务员制度取代了党政干部制度。基本原则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总结1949年以来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成功经验并使之规范化,吸收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合理部分,特别是美国的经验。

表6-1详细展示了1993年公务员制度及其十五个级别。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职务越高,对应的级别越高,但级别的跨度越小;职务越低,对应的级别越低,但级别的跨度越大。使基层公务员在不提升职务的情况下也能够不断提高级别和工资,有利于鼓励这部分公务员在本职岗位上安心工作。[12]

这项制度具有激励竞争机制。公务员工资制度以“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为指导思想,以“职级工资制”为具体形式。公务员职务分设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个序列。非领导职务序列的设置,为不担任领导职务人员的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根据1993年公务员制度,乡镇级以上的国家公务员实行交流制度,交流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调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工作人员调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助理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以及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任职。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转任,是指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平级调动(包括跨地区、跨部门调动)。轮换,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担任领导职务和某些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有计划地在两任或多任期满后实行职位轮换,这项做法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挂职锻炼,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有计划地选派在职国家公务员在一定时间内到基层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担任一定职务,使公务员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得到锻炼。挂职锻炼期满,公务员回到原单位。[13]

回避制度是历朝历代沿用的一项重要制度,强调县、地、省级官员不得在原籍任正职。过去二十年里,在实践中这也是一项不成文的制度。有学者呼吁重新建立正式回避制度。现在,正式成文的回避制度规定,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正职。

  6-1.  1993年体制的结构

 

公务员

军队

国有事业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

不是公务员,但仍是国家干部。参见表5-4

国有企业

不是公务员,但仍是国家干部

一级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

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

 

 

 

二级

(二层)

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二至三级

军委四总部

海军、空军、二炮,大军区正职

 

 

三级

(四层)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

三至四级

大军区副职,

集团军正职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级

(五层)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副书记,副省长,中央各部副部长,十六个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

四至五级

集团军副职

十所重点大学

44个国家大型骨干企业集团

五级

(五层)

地(市、洲、盟、直辖市的区)委书记、巡视员

五至七级 5-7

有权授予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大学校长、教授、高级工程师、

主任医师

艺术一级

大型国有企业

六级

(六层)

地(市、洲、盟、直辖市的区)委副书记、助理巡视员

六至八级

副师

大专及以下学院

 

 

七级

(六层)

处长、县委书记、县长,调研员

七至十级

副旅

 

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副主任医师、

中学高级教师、艺术二级

中型国有企业

八级

(六层)

副处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助理调查员

八至十一级

副团 

 

 

九级

(六层)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科长、主任科员

九至十二级

 

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中学一级教师、小学高级教师、艺术三级

 

十级

(六层)

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副科长、副主任科员

九至十三级

 

 

 

十一级

(七层)

博士的起始级别

 

副营 

 

 

十二级

(七层)

硕士的起始级别

 

正连

副连

 

 

十三级

(七层)

学士的起始级别

科员

九至十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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