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十二）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七章 中国社会分层的三个主要体制注

[1] 《人民日报(海外版)》6/10/2003: 1

[2] 《人民日报(海外版)》6/7/2004: 1

[3] 作者注：苏东似无中国这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户口制度，户口跟着工作走，只要找到工作，户口也就有了。但苏东似与美国、印度不同，没有工作者，则不可自由流动。

[4] 《选编》1983（6-217）

[5] 中央社（台湾）10/21/2002

[6] 作者注：以往由于难以解决外地人员户口进京问题，历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有80%以上的岗位要求报考者具有北京市户口，广受非议。2005年中组部和人事部决定从2006年开始对中央国家机关的招考职位不再设户籍限制，为全国范围内的报考者提供了平等的报考机会。全国50多万名报考者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考试角逐1万多个职位。（《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5日第2版）

[7] 《中国日报-商业周刊》3/4-10/2003

[8] 作者注：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新中国是在一个经历了百年屈辱、百年战乱、破败不堪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开始其工业化进程的。解放初政府显然无力立即建立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制。然而社会保障是工业社会的必需，于是自然就继承和建立的一个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单位除生产职能之外，还要承担许多社会职责，从托儿所、学校、医院，甚至到职工的婚嫁丧葬。单位社会保障体制只限于占人口少数的单位职工，不保障大多数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难以为继了。

[9] 中央社（台湾）7/8/2003

[10] 《中国日报-商业周刊》7/29-8/4/2003: 1

[11] 《中国日报》6/22/2004: 1-2

[12] 《中国日报》5/10/2004: 6

[13] 《中国日报》11/11/2003:4

[14] 《选编》1999（22-558）

[15] 《选编》1999（22-565）

[16] 《人民日报(海外版)》2/7/2003: 4

[17] 《人民日报(海外版)》3/28/2002: 1

[18] 《选编》1999（22-677）

[19] 《人民日报(海外版)》7/20/2002: 1

[20] 《选编》1999（22-602）

[21] 《中国日报》8/12/2002: 1

[22] 作者注：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对于中国的单位，社会学历来有两派意见。一种以为正在消亡，一种认为至少从1995年至今，单位正在固化、强化。两者的时间尺度不同，故结论不同。依我之见，社会学最好不作预测，而以描述为主，因此至少这10年来，中国的原有单位因市场化、商品化、利益化而进一步固化了。首先是因权力利益市场化而增强职能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如国土、邮电、大学、医院。虽然成员都有社保，但因利益十分可观，人员进出都很难。其次，发达地区的农村不是社区化，而是单位化了。有人宁要村民户口，资格，不愿转为城市户口，放弃红利。因为，这些红利实在太高，竞选一个村长公开价码是一百万。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说的是对的，即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强化了单位制。而中国建立一个起码像样的社保体系，我看至少要二十年。现在，房子、票子、孩子、老子、车子，五子中至少有四子大多靠单位好而先解决。

[23] 作者注：发达程度和收入差距并无直接关系。比如，纽约市比阿拉巴马州要发达许多，但做同样的工作，在纽约市和阿拉巴马州之间并无巨大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同工同酬，因为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而，美国任何地方的发展，自然也是整个美国的发展。中国同理，如果上海和青海的人口、商品、资金是自由流动的，上海和青海之间就会基本上同工同酬，上海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青海的发展。这正是全国劳务市场、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金市场相结合的魔力所在。所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这种三大市场相结合的魔力。

[24] 作者注：一位中国社会学界领袖人物曾在文中提到，公安部已于数年前拟妥全国户口改革方案，但因几个特大都市的强烈异议而搁置。

[25] 作者注：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保证各项社会保险金的及时支付。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搞好做实个人帐户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范围；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建立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参保率，统一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大社会保险费征缴和基金监管力度，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继续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研究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研究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办法。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济等制度，增加资金支持并适当提高救助标准。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地都要加快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大扶贫投入和工作力度，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落实军烈属优抚政策。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捐出和帮扶活动。要使失去父母的儿童、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和残疾人，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3月16日第二版）

[26] 作者注：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退休官员对拙著有关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有所指教。这里特将中国官方最新有关权威论述引用如下，权作答复，并致谢意。

军委胡锦涛主席指出：“目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2月15日头版头条）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还不少。一些长期积累的和深层次的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又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一是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困难加大。当前粮价走低和农业生产资料上涨的压力都不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粮食生产存在隐患。”（《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3月16日第2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梦奎主任指出：“在全国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是艰巨的长期的历史性任务。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困难，归根结底，一方面，是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不容易行成规模经营，虽然土地产出率不断提高，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非常困难，而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需要经历比较长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由于非农产业总体规模还不够大，而且效益不高，能提供的积累不多，国家又百业待兴，支持农业的力量终究有限。即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仍有6亿以上，2020年仍有5亿左右，始终不能放松对农民和农村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3月15日第1版）

[27]译者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25、31页，全国可耕地面积为13004万公顷，全国农村人口为76851万人，家庭平均人数为每户4.1人，计算得到共有农村家庭18744 万户，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0.7公顷。

[28] 作者注：珠江三角洲民工工资十年没有涨多少；由于出现民工荒，半年来长了25%。这再一次证明，消灭城乡隔离，不会是洪水猛兽。反对消灭城乡隔离的主要理由，一向就是：如果取消城乡隔离，中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涌进中国城市，来了就不走，中国城市都要变成贫民窟，天下就大乱了。珠三角的民工荒再次证明，中国农民不是盲目的无头苍蝇，而是高度理智的经济人。不要说没有工作农民不来；就是有工作、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来。农民怎么会放着冻不着、饿不着的农家不住，到城市来挤贫民窟呢？

[29] 中央社（台湾）4/5/2004

[30] 作者注：中国教育部2005年11月首次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勾勒出了中国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表：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就是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费，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到2010年，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届时，全国将高质量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15年，全国将普遍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12日第2版）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今年起在西部地区实施，明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此，今后五年国家财政新增义务教育经费累计将达2182亿元。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3月16日第2版）

[31] 作者注:只要私立学校早晨升国旗奏国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就行。

[32] 作者注:有学者认为全国高考妨碍素质教育，故应予取消,恐待商榷。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甚至一些本科专业的教育质量）远低于东亚国家，是全球公认的事实，美国自己都从不否认。十余年来，美国一直在向东亚学习，逐步在全国中小学建立考试制度。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日本、南朝鲜的高考阻碍了日本、南朝鲜的素质教育，阻碍了日本、南朝鲜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阻碍了日本、南朝鲜发展世界500强企业，或阻碍了日本、南朝鲜的足球运动。

我认为，高考改革的方向不是更为分化，而是更为统一。在取消文理分科、取消外语作为必考科目之后，高考应该向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三条录取线的方向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同的录取线，是故意制造和故意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是毫无道理的事情。

[33] 作者注：高考外语应予取消，至多可以保留作为选考科目。中国全民学英语，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极大戕害。美国就是个从不要求学外语的国家。美国有句俗语：“会三种语言的人叫三语使用者，会两种语言的人叫双语使用者，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叫美国人。”美国不仅不要求学外语，更想方设法限制外语和外国文化在美国社会挑战英语和美国文化。美国电影院里从来没有上演过翻译、配音成英语的外语电影，顶多给外语电影打个字幕，所以美国电影业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外国电影的竞争。

[34]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805页。

[35] 作者注：见李毅、王继主编《社会学概论》（第7版第2次印刷），第37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第八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一幅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

简而言之，观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定性地直接观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2-1描述了晚清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3-1描述了1959-1979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图示8-1描述了2005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

图示8-1 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 2005

        注：1. 干部与准干部

2. 资产阶级

与图示3-1相比，图示8-1显示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三个巨大变化。第一，三分之一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而且农民工的人数几乎等同于城市工人的数目。第二，由于1997年以后国企工人的迅速减少，城市非国有工人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国企工人。第三，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发展。

第二种办法，是按时间顺序观察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定量变化。如果把图3-3、图4-3、图5-3、图6-3 合而为一，就得到图8-1 。正如在前面各章所述，图8-1有几处明显的缺陷。例如，从1958到1978年没有农民工的统计数据；私营企业主的数量明显低估了；1300多万（现应有25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没有被归入干部，却被错误地归入私营企业主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对图8-1的修正有待今后的研究，有待于社会统计学家把这张图做得更为精确。但是，这些小的修正决不会改变图8-1的基本形状。

图示3-1、图示8-1和图8-1展示了一幅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的全景图景。以下七节解释这幅全景图画。

第二节 中国农民阶级的消亡

2003年，中国有农民三亿一千二百万，还不包括一亿七千六百万农民工。[1]尽管农民的绝对人口正在逐步减少，农民仍然占有中国劳动力的一半左右。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以中国农民现有的农业技术水平，耕种中国的土地只需要当前农民数量的1/4左右，因而超过一半的农民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力。

有关中国农民阶级的研究数量庞大。如前所述，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至少达到6：1；在经济上，农民阶级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官方统计中，农民也包括农民工（见图示8-1和图8-1）；而农民工的收入数倍于在家种地的农民；考虑到这个因素，不是农民工的在家种地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同城市居民相比还要低得多。情况严峻。

一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农民的预期寿命和整体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是第三世界的脱贫模范。[2]另一方面，今天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仍然生活在联合国的最低贫困线之下，即每天一美元以下。根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3]，中国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从1990年的33%减少到2000年的16%，这意味着一亿五千万人，即12%中国人口在90年代脱离了贫困。这与全球的趋势正相反，除了中国，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同期增加了28%[4]。

如前所述，农村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土地0.7公顷，人多地少的地区人均只有几分地。千百万农户靠这一小块地很难过上宽裕的生活。当中国的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农民收入增长很慢，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家已经不能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了，否则，中国的农产品将比进口的美国农产品还要贵。由于每户拥有土地太少，大规模农业机械化几乎不可能，这使中国的小农户经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90年代初以后，农村乱收费日趋严重。小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平均人数为60至100人，大的甚至达到几百人。有些村政府居然有30到40人，几乎是乡镇政府的规模。农民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不少被收去养活这些冗员。国家财政不给或很少给农村中小学拨款，由农民自己掏学费送孩子上学，这大约占农民年收入的30%。[5]这进一步引起农民的不解和不满。

在后毛泽东时代，城市基础设施诸如电力、道路、学校、医院等都是国家投资，可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建设被认为理所当然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荡然无存。为了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2003年国务院会同卫生部等各部门决定，国家补贴农民每人每年10元，地方政府出10元，农民自己出10元，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6]

2004年，中国决定废除农业税，建立同时覆盖农村和城市的公共财政制度。这意味着，征收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在2006年结束。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进一步扶助农民：精简乡镇政府，增加对乡村两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7]

在中国农民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或许是不可能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途径只能是取消城乡隔离，加快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逐步减少农民数量，逐步增加农户家庭土地面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唯有最终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才能大幅度增加。

2002年，中文网络里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叫《农民的困惑》，以一个中国农民的口吻对城里人说：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包二奶了；

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

俺们刚知道拿白纸擦腚你们又用它抹嘴了。

俺们刚有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

俺们的娃子春节刚回家你们又去香港了。

俺们刚锄完地你们又去健身房了；

俺们刚能吃顿饱饭你们又要花钱把肉减了;

俺们刚知道冼澡打香皂你们洗头又去洗头房了;

俺们刚穿了件像样的衣服你们又把新裤子剪碎了!

俺们刚羡慕城里的繁华你们又开始建乡村别野了。

俺们刚住上瓦房你们又要露营了。

俺们的娃儿刚有书念你们又要出国留洋了。

俺们刚知道存款你们又倒腾股票了。

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企业上市了。

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就开始下岗了。

俺们的好娃子到了城里当官都成贪污犯了。

俺们的俊闺女到了城里都改名叫”小姐”了。

俺们刚看上电视你们又玩电脑了；

俺们还没见过电脑你们又宽带上网了!

俺们刚知道NBA打球MBA又吃香了!

俺们刚看懂文艺节目你们又改成卫星收黄了

俺们刚听说WC是茅房W又TO了;　　

俺们刚攒了点粮食粮食又不值钱了;

俺们刚把白条换成钞票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圆了

俺们刚把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害虫啃过的青菜了

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山泉了

俺们刚刚敢坐公汽你们又NB哄哄打的了

俺们刚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

俺们刚能抽带嘴的香烟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俺们刚养了很多鸡你们又喜欢吃鳖了;

俺们刚学会养鳖你们又喜欢上吃蝎了。

俺们刚结了扎你们又试管婴儿了。

俺们刚通上电你们又兴烛光晚宴了;

俺们刚学会开着灯做爱你们又用伟哥了！

俺们刚吃上白面你们又改吸白粉了。

农民在中国社会的低下地位决定于他们生产力的原始和低下，决定于他们还在用手工生产粮食。国家大力提高农民收入的余地非常有限。[8]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本质：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数据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还给他们。（Marx, 1978/1852, 608）

中国农民阶级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阶级很相似；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农民愿意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当一个城里人。

1949年以来，农民阶级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他们还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虽然农民工的人数持续增加，但是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阻碍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图8-1），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面的明显停滞。中国GDP的快速发展不可能永远建立在不让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基础上。从长远来看，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比GDP增长更加重要。只有伴随着农民工的同步城市化, GDP的快速增长才有意义。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农民阶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

第三节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2003年，中国约有工人三亿七千五百万[9]。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非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当今中国社会分层发展变化的主旋律。对中国工人阶级（Smith, 2002;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 Solinger, 1999; Zhang, 2001; Murphy, 2002; Chan, 2001; Sargeson, 1999; O’Leary, 1999; Sheehan, 1998）有丰富的研究。现代中国工人阶级1840年之后开始形成，首先源于国防工业，后来延及其他国营工业。后来延及私营工业。后来外国工厂也进来，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并打进中国市场。从1840到1949年，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发展到200多万人（见第二章）。

从1949到1979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民阶级。他们比农民有钱得多，社会声望高得多，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上同一所学校。最要紧的是，他们有城市户口。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下层阶级，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主要在轻工业，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稍低于国企工人（见第三、四章）。

来源：图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