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十五）

第八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续）

[12] 作者注：极少数下岗工人中的中专生、技校生，去外企做销售，有做到年薪10万、20万、30万人民币的。

[13] 作者注：据民政部报告，至2005年底，城市农村低保分别达到2200多万人和700多万人，经常性社会救助超过5000万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向城市困难群体，主要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现在已经有2200多万人，平均每月补助标准是167元，实际补差额是72元。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消费的差异，各地的补助标准和补差标准有所不同。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实施这项制度给与补助，起到了主要的支撑作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5日第4版）

在个别地区，未到退休年龄的、找不到工作的下岗工人，也有领不到任何救济的情况。有的变为“吃老族”。有的人去做一些劳动强度很低、但工资低到农民工都不会干的工作，如扫地、看大门、晚上睡店铺，等等。

[14] 详见Chen Michelle “The Jobless: Victim of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Asian Times, 4/5/2004

[15] 作者注：截至2005年12月底，中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1.74亿人，已连续两年实现当期无基本养老金拖欠。2006年底以前中国实行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1997年前退休的“老人”，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领取基本养老金，并随着养老金的调整同步提高待遇；1997年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将来领取的基础养老金部分与缴费年限挂钩，总体上待遇会略有提高；1997年前参加工作但尚未退休的“中人”，除了按规定领取基础养老金和账户养老金之外，还要根据他们缴费年限的长短，发给一定的过渡性养老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3日第4版）

根据这个总的精神，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16日第四版）

[16] 作者注：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解决农民工问题要坚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当前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督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制度。（二）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切实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三）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技术培训。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四）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抓紧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五）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搞好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六）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七）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城经济，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扩大当地转移就业容量。（《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0日第1版）

[17] 《中国日报》2/9/2004: 6

[18]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19]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20] 《中国日报》11/29-30/2003: 4

[21] 近来，中国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社会的“仇富”情绪。

[22] 中央社 （台湾） 2/18/2003.

[23] 作者注：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关于阶级的消亡、产生、重生，社会学界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人口的构成，包括数量、空间、密度等，有一系列指标。另一种是看其社会行为与阶级意识。我主张二者结合。因此，依我看，中国无论正消亡还是正产生、重生的阶级，均无标志性社会行动（政治的）亦无自我认同的阶级意识。总之，它们没有阶级的经历、事件和由经历、事件而发生的自我认同和阶级意志。孙立平在近作《博弈》中说，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失衡，各阶级集团进行多元的经济利益博弈，不触动政治基础。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马克思的话说，即农民无自觉阶级意识，要他人代表，工人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大家都按经济利益的规矩玩，没有谁反规矩。如果中国当代相当于西欧1848－1872，则与西欧不同的是，提出和谐社会口号时，西欧出现合法性危机，中国提出和谐社会口号却没有合法性危机了，这是很有趣却值得深思的事。

[24] 《社会学研究》，2001，16（5）：68

[25] “Chinese Fight A New Kind of Land War: Many Citizens Battling Tide of Development”. Washington Post, 9/14/2003, page A01

[26] 作者注：沈阳大案显示，这种组织甚至可以发展到大都市，并与省级官员有牵连。

[27] 作者注：（一）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只有10个；（二）世界100强大学，中国一个没有；（三）中国尖端武器研制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正在拉大。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后发者，中国要进世界500强企业、100强大学、要研制尖端武器，不得不主要依靠公有部门，而不是非公部门。公有部门是由干部（公务员）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就是李毅模式把干部阶级置于资产阶级之上的根本原因。

[28]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9-30页

[29] 《中国日报》3/14-18/2003

[30] 专业技术人员详见表5-2

[31] 作者注：一些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干部（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声望一直并不很高。现在一些内陆地区的退休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500到700元。1979年以前就有一种说法: “27级干部是个逑!” 但综合考虑财富、权力、社会声望，总体说来，干部阶级（现在分为公务员、干部、准干部）高于工人阶级，应是可以成立的。不久前，出现50多名大学毕业生报考一名公务员的情况，是又一个佐证。

[32] 作者注：士的风貌的丧失，从中国留美学生（人士）的状况亦可见一斑。解放前从大陆和解放后从台湾来的中国留学生，终其一生，大多能保持一个士的风貌。九二年以前大陆毕业的大学生，不管骨子里面品质如何，来美后在外表上多多少少也还能保有一些士的风貌。九二年以后大陆毕业的大学生，士风迅失，而市侩习气日增；有些人在有些场合（如所谓的BBS），有时竟是一幅地痞、流氓、无赖的嘴脸。

[33] 作者注：“保先”和“八荣八耻”同时也是对士的精神的召唤。

[34] 作者注：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中产阶级的产生是有问题的。中产阶级不等于中层等级。中产阶级的产生要有两个阶级的主体意识的产生为前提。（至少西方中产阶级是这样）。一、工人阶级或底层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二、上层阶级有自觉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而这两个主体意识是在双方的阶级冲突、斗争中产生的。于是，有了既区别于下层阶级，又区别于上层阶级的中产阶级及其意识。而中国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都从计划体制内产生，一母同胞，都未与官府断奶，哪有独立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因此，中产阶级产生也就成了屁话。所以，我也同意你那一句：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35] 《人民日报(海外版)》6/10/2003: 1

[36]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1页

[37]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页

[38]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3页

[39] 作者注；中国统一的过程，也是大陆、台、港、澳资产阶级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过程。

[40] 《金融时报》6/21/2004: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