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来稿：毛泽东坏，还是共产党更坏？

朱学渊来稿（原题：毛泽东坏，还是共产党更坏？——答火戈先生）：谢谢你的《“文革”情结何时了!》，不仅因为我成了文章的主角，读了还非常有感触。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个不致荒谬的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坏，还是共产党更坏？”今天还有毛派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好，但是连他们都说共产党坏。因此，中国除了黄菊、贾庆林们，几乎难找说共产党好的人，由此可见共产党要比毛泽东更坏了。我这么说，你可能又以为我有“毛泽东情结” 了。

其实，只须想一想这样一些事实：毛泽东只说“公有制”的理，共产党却说“公有”“私有”都有理，等于说掠夺和分赃都有理；世界上别的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就改了名号，只有中国的一窝子的贪官污吏，魑魅魍魉，还说自己是“与日俱进”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坏得会死，共产党坏得不死。无妨说毛泽东只是“一代生”的魔鬼，共产党才是“代代传”的坏种。

我说共产党是“具体的魔鬼”，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四十年前天下到处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只要党支部点灯开会，人们就担心他们在排“左中右”的队，生杀予夺的命运都由他们来决定。我还记得小小的荣昌中学里有个叫朱其德的“支部委员”，无一日不在研究、编写教师和高三学生的档案。大学里还有那些不学无术的政治辅导员……中国局面就是被这些无处不在的特务控制着，所以我说那时的共产党，兼任了特务组织的功能，你说这具体，不具体？

文革是共产党的内讧，我说它是“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这个说法莫说你不相信，连我弟弟都嗤之以鼻：“共产党的头子，怎么会反对共产党？”这或许可以翻译为：“洪秀全是长毛头子，他怎么会反对长毛呢？”但洪秀全的确策动了“天京内讧”，毛泽东策动了 “文化大革命”。评论家李劼先生透视了搞文革的初衷，说毛泽东是要以“家天下”替代“党天下”。这又是不是“反党”呢？

文革是一场颠三倒四、五败六伤的陷害运动，没有一个胜利者，却有亿万受害者；毛泽东的“家天下”愿望也不能转动地球，他死前不得不在“家”“党”之间搞平衡，他死了中国虽然回到了“党天下”，但却只是一个路人皆可辱骂的“党天下”了，何其伟大的变化啊！

《人民论》不是附和毛派歌颂毛泽东“晚年可贵思想”，而是注意到那个短暂的“家天下”时期，毛泽东曾经放任群众去摧毁共产党的各级机构，而群众中也伴生了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解放运动。

共产党内曾经有过“评毛”的呼声，也有“悼周”的哀号，但都是为了“救党”。邓小平明白了“评毛”要伤共产党的筋骨， “悼周”也不过是愈描愈黑，于是每每只求“二十年的稳定”，不惜开枪杀人了。而我们应该站得更高，要看到毛泽东固然是一个巨魔，但他只是个“一头鸟”，而共产党才是“变色龙”、“九头鸟”。

我同意你把‘四五’运动视为现代民主运动的“序幕”的看法，但“四五”也是文革的“落幕”。反推上去，难道林彪事件就不是序幕？难道翻印《出身论》的中学生们是在读了哈耶克的书后才觉醒的？如果不是文革摧毁了“具体的魔鬼”的特务统治，不是文革期间的叛逆思维的热身，能设想会发生这样一场民族意识的伟大骚动吗？

火戈:“文革”情结何时了!

朱学渊先生历来为笔者所敬重。因为他的众多精彩点评，大多达至一针见血或画龙点睛之效，为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准，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同时，曾从他来信中得知，朱先生早年在重庆荣昌县教过多年的书，这也增添了我对他的一种亲切感。至于一些不太到位的个别奌评，凡是感觉无大错的，笔者阅后也就没了记忆。但是，唯有他对于“文革”的某些见解，却令笔者不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之大感惊奇。直言之，这令笔者感到，即便像朱学渊先生这么资深的异议学者，竟然亦存在颇浓的“文革”情结！这说明，“文革”之后遗症，有多么严重！

但对朱先生的敬重，并不因此而稍稍有所改变。这，有必要事先予以申明。

昨天从信箱中看到朱先生最新一段奌评中云：毛泽东只是 “遥远的魔鬼”，而“共产党才是具体的魔鬼”等等。对此，笔者予以反复思考，终不能理解其意！无奈，只得提出如下商榷意见。请朱先生不吝指教。

即使把毛和共产党分开视为两个“魔鬼”，那也是两亇怎也分不开的连体魔鬼 (二者相比之下，前者的极左嘴脸更狰狞、更丑悪、更可怕 ) 。

自一九四九年之后近三十年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不论怎么去感受，毛泽东也决然不是什么“遥远的魔鬼”；相反，毛几乎是贴近每个中国人毛孔血管里头的最现实(具体)的魔鬼。你看看，当毛发动“文革”打翻了十七年的老魔鬼，不是立马出现的是十年“文革”以及“革命委员会”这类更丑恶的新魔鬼吗！

把“文革”之前的共党及其体制视为“魔鬼”，不为过。例如，笔者当年就是在这魔鬼治下，在政治上被爪得血肉模糊 ( 参阅拙作──《难忘的一九五七年》)！但须知，那时这魔鬼之首就是毛泽东──千真万确的魔头一个。这，不管怎么看问题，谁能够把它的身、首分得开来呢？比如，认识一个人时，总不能视其头脑是遥远的或抽象的，只有其手脚甚至只有手指脚丫才是具体的或可感觉的。同样道理，若基层组织是共党，那么，其首脑机构(中央)更是共党无疑了。

当然，如果十七年之后的毛，真的“回头是岸”，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但是，后来的无情的实践，能否有一丝一毫证明这一点呢？没有，一点也没有！那些所谓“毛主席晚年可贵思想”的认识，只是某些持“人民文革”论者的错觉罢了( 即在思想上受蒙蔽的一种荒谬结果 ) 。……

那么，又怎能得出结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呢？这种结论，不是同样荒谬吗！

实践能够说明问题的恰恰是：“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果然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统治，但相比“文革”十年中货真价实的“社会法西斯”统治，却还算是多少持有常人心态的“魔鬼”，即：还不是那么极端化的斯大林主义体制。而毛泽东却正是处于当时不利于他的现实状况下，嫌它还不够极端斯大林主义化，故而决心打碎它，以便推倒重新再来。就这，能称作反对共产党吗？

因而，谁能说明毛在“文革”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 不是共党独家政权？其实，能够予以说明的，只是这时的共党政体，是一种由毛泽东说一不二的，非常态的极端独裁的，毛记共党政权罢了。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所以，以一种更坏的共党体制更换原有的共党体制，决然不能视为是在“反对共产党”( 专制 )，更不是什么“一场革命”。“文化大革命”被打上引号，就是含着(说明)这一层深刻意思。

“文革”前十七年，离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不远，虽然经过反胡风、反右派等政治清洗运动，但它多少还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份。可是，“文革”中历经严酷的反复政治冲刷，原有这种成份已荡然无存( 不是已被打倒抬不起头，就是已成阶下囚或已被杀戮 )！那时，所言“巴黎公社”原则，岂有丝毫真实性可言？那纯粹是骗人的把戏！在当时谁要搞真格的，就请他进班房。于是，杨小凯、方圆等等就这样进去了！更有不少的人，因此而丢了年轻的生命！

至于“人民文革”成份，那是运动中的后起新生异化力量，它是毛的正宗“文革”的副产品。但在“四五”运动之前，它的力量分散而幼小，仅能钻“文革”的空子而扭曲地存在( 例如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状态 )。因而，它对于“文革”整体的性质，根本不曾起过异化作用。即：不曾存在一亇能同“文革”相左或相对立的 “人民文革”运动。只有时至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发生时，事情才起真变化。故而，“四五”运动才可算是一场“人民文革”的运动 ──旗帜鲜明地反“文革”的人民运动。不过，随后兴起的现代民主运动( 如“七九”民运、“八九”民运等等 ) ，已是扬弃“人民文革”运动之后的全新意义上的( 即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实质的)民主运动了。故此必须冠以“现代”二字予以区分，实有必要。因为，它们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更新(扬弃)关系；总之是，在上述两种运动之间，不应简单地划上“＝”号。

“人民文革”一词，原本是一种十分勉强的比方。因为，曾有不少人把反“文革”的“四五”运动，也归入于“文革”运动的一部分，于是有人反驳道：“那么，这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 参见王希哲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 ) 。不想，随后却被一些出身于“文革”的异议写手与学者移而用之——专指“文革”时期造反派反官僚、反特权斗争活动与力量。这本无不可；但其结果在学术讨论中，往往把“文革”与“人民文革”搞得混淆不清。甚至，有友人在言说中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划上了“＝”号！明显流露出某种“文革”情结，而始终不自知！竟然认为一些不持此论者，是由于没有亲身实践 “文革”之故。殊不知天下事，每个人有多少是能够亲身参与的？更不说身在狱中，绝不是处于隔世真空之中。

正是由于这两种内涵有差距的人民运动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继承性，故而笔者才把“四五”运动视为现代民主运动的序幕(这绝非笔者一人之见)。这初看似乎有点勉强，其实终归说得过去。所以我们以为，不管冠上什么头銜的“文革”运动，都不会在今后现实中再发生。那种预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浑话，除了毛的徒子徒孙，谁还会再相信？……

笔者看到，由于存在着上述认知上的差异，故在今年纪念 “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才会仍然发生如此严重之争论。本来以为，经过这次学术性大论争，终能获得基本共识。但现在看来，事情还远非如此！

关于“闲话”引述胡平先生那篇论述“文革”的长文，笔者未见全篇(只找到后半部分)。但据“闲话”对其批判所列之内容看，胡文之观点不仅不是肤浅之论，而且正是冲着毛与“文革”的要害之处之高见 。

所以说，不管“闲话”是否是“冼岩”，他的言论只能作为一种闲话，姑妄听之，姑且存之。

总而言之，笔者的结论是：毛发动“文革”，实乃以极端之共(极左)更换(打倒)常态之共，故其动机是私心极度膨胀，是一种反动之上加反动，它除了是纯政治欺骗之外，再找不到一丝一毫理想成分之可言！

所以，“文革”情结虽然可以理解，但它实在应当休已。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六日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