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应作最坏打算

　　“当局者迷”，马英九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已步了陈水扁的后尘，对自己所陷的困境未能有非常客观和深澈的悟觉。

　　马英九现在面临的大麻烦是：

　　

一. 尽管情节很不相同，陈水扁国务费最被诟病的“假发票”问题，马英九自己居然也遇到了。既然马英九方面再三坚称陈水扁因涉及国务费案必须下台，则不能适用双重标准以及更应严己宽人的逻辑很简单，再多辩解仍不出是说自话。

　　二. “特支费”不需发票部分的未用余款应缴回公库，尽管马英九毫无贪渎的意念，但不知法规或错解法规并不能阻却违法性或证明无犯意，即便是技术犯规，亦非不可入罪。

　　事实上，检察官起诉只要求较低的证据，何况在没经审判确定前还有无罪推定之保障。故在有相当的合理怀疑之范围内，检察官与其径行作出不起诉无罪之处分，毋宁先起诉而后待审判从容决定之。

　　何况本案滋事体大，若作不起诉处分，尤其在陈瑞仁起诉之后，绿营反弹必大，检察官行使裁量权时势必从严处置。

　　马英九方面提出的辩解亦都未必成立：

　　1.6500官员同犯体制上之错。所谓“法不禁众”的一般说法不成法理，至少台湾法律体系并无此种原则。再就常理而论，公私款分明并不难做到，马英九多开一私人专户即可，当不至发生贷姊之款亦出自同一帐户之难堪事。

　　“Commingling of funds（帐目不清）”是有信托责任管钱者最忌讳的错失，特支费存入私人帐户的惯例可被视为形成一种信托金的关系，马英九竟然不察于此，特别因自己作为法律人或作为高标准的公众人物而言，是相当不可原谅的疏忽或无知。

　　2．6500官员少有承认乃至证明自己有未用余款，马英九却依财产登记法而将余款以个人财产名义申报，实际却等同承认余款已并为己有，虽无贪渎犯意，因此法而犯他法，或法律见解有错误，都不是免罪理由。

　　总之，就法论法，马英九方面应作出将会被起诉之最坏打算，不应心存侥幸。马英九和陈水扁的案情确有很大不同，但这些不同也包括了对马英九非常不利的不同：

　　一. 陈瑞仁之起诉文未溯及陈水扁假发票所得款之最终流程，陈水扁仍有可能提出保命证据，马英九将公务款并入己产是自白之事实，毫无回旋余地。

　　二. 陈水扁有刑事豁免权，马英九则无。马被起诉甚至是犯了国民党作茧自缚、以起诉为唯一停权准据的排黑条款。马一旦被起诉而停权，他既不能继续担任党主席，也无法参加08年大位的党内初选，其后果是何其严重。

　　正因为马英九是08年的大热门，正因为08大选的绝对重要性，马英九却因技术理由而被击至一辍不振，岂非是荒天下之最大谬！

　　另外，将起诉与否作为标准，而且不预留例外情况，一方面既过度重视检察官的权限，二方面亦将政治和法律不同性质的事务过度混为一谈，所谓“徒法无以自行”，诸事当会窒碍难办，马英九此案正已充分显示此种作法之不智。

　　因此，除非国民党主流意见是坐视“马”下，也好让连战重披战袍、或让王金平脱壳而出，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否则，唯一辨法只有由马本人、或马不便则其团队，赶紧动员营造共识并且采取具体步骤来修改排黑条款，为马英九脱困。

　　台湾政治人物之诚信现在动辄被质疑，几乎已到杯弓蛇影的地步，实有过犹不及的毛病。中国最高道德家孔子有言“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即谓君子讲大信，不拘泥小信。　

　　马英九此案例还有另一更大教训：现代文明法治下之法律应该超越一般政治，更不容被利用作为政争之工具。

　　台湾政界若再无此觉悟，内部蓝绿继续不停斗法，则到头来只会落得两败俱伤，诸政不起，更苦了台湾无辜的苍生老百姓，也势将累及两岸关系之无从和谐发展。（中评社）